【按】近日，在《红网·邵阳论坛》出现了几篇关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帖子，因我跟了其中的几帖，有人就说是“反毛派”。为此，特把我10年前的一篇文章翻出来，供大家评判。
二中：我的向往与追求
——为纪念邵阳市二中校庆百周年而作
▲湖南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廖进中
记得小时候刚刚学写作文时，描写年龄稍大一点的人总爱用“头发花白，年过半百”来机械地形容，没少挨过老师的批评，一转眼间，这句话用在自己身上倒是十分贴切了。年纪大了，喜欢回忆，现趁二中百年校庆之际，摘录其中与母校共同度过的九年以及魂牵梦绕的一些往事，也许能惠及后人。
一、背着“社会主义再教育”的包袱进初中
我的小学六年是在枫林铺小学度过的。当时，是班长、少先队大队长，58年大跃进时，我们那儿属邵阳县管辖，还曾步行几十里去塘渡口出席过“小英雄会”，平时课余还排点小节目，不时被拉上台给乡亲们唱段“索索索啦，哆哆哆啦，索索索咪乃乃……”。也许正因为此，60年小学毕业时，参加完升学考试几天后又被通知去邵阳市“乐群剧院”。当时并不知道就里，可到现场一看，才知是省剧团、艺校在搞面试。小小的我头也不回，就走了，因为我的明确理想是“邵阳市二中”，那是我的“向往”！以后，就不断有消息说，我“不听党的话”，没有书读了。在苦苦煎熬、彷徨了几十天后，终于等来了“邵阳市二中”的录取通知书。望着“邵阳市二中”五个字，我哭了！是苦？是甜？我不知道，反正哭了,一个十二岁农村娃娃的眼泪！
以后，就是哥哥送我进城、上学。入初41班，排号最后，小学时的所有“官衔”都没有了。这我理解，在高手如林的邵阳市二中，有我的一个桌位就心满意足了。我发狠学习，还注意纠正我的“西路腔”，尽量不把“尺”说成“七”。但有一件事再一次打破了我那幼小的刚刚平静的心灵。我现在想不起是在什么情况下，我和同学们一起在班主任的桌子上，无意中发现了我们的“档案材料”，在我的那份的结论栏里写着“该生应进行社会主义再教育”。我的头一下子便“砸”了，并立即离开。“社会主义再教育”？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再教育”？我仰天长问，我低头沉思，“天啦，我怎么知道？老师，您知道吗?”我琢磨着，这一定是“乐群剧院”惹的祸。
第二年，班级调整，我分到初40班。由于刻苦，表现尚好，以后当了班里的劳动委员，好像还做过学习委员之类。在二中，我虽然没有“长在蜜水中”的感觉，但也感到挺“幸福”：在全国人民“过苦日子”的日子里，我们每天早晚餐有定量的饭吃，中午一个二两光馒头，好香好香，同学们、特别是几个农村同学互相串吃，到了礼拜六，我就可以有六个，带回家给农村里的妈妈、爷爷和弟妹吃，他们的肚子比我更“饿”。我们十天、半月还打一回“牙祭”，我印象最深的是“灰面炸鱼”，有时还有几两“红烧肉”，农民们有吗？秋天的下午，还可以到“戴家坪”的农田里刨红萝卜充饥，有时真的还能够刨上几根，而我们家乡，当时是不知道什么叫“红萝卜”的，我们那里只有“白萝卜”。老师教导我们，这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人民公社好啊”，要是旧社会，遇上这样的“自然灾害”，你们早就“讨米”去了，还想“读书”？所以，我清楚记得，当同学们玩“踢田”游戏时，我从不参加，我还写过一篇小评论，登在黑板报上，文章大意是：“踢田游戏”讲“买田”“卖田”，这不是宣扬地主阶级思想吗？1963年上半年，毛主席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我们更是往“阶级仇、民族恨”上想，要“一切交给党安排，党叫干啥就干啥”，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我就是这样在进行着自我改造的“社会主义再教育”。
二、坐着“100％上大学”的卫星进高中
1963年，我们初中毕业。长沙市一中来邵阳招生，记得我的中考平均成绩是95分多，上了线。可体检时，医生用手隔着肚皮摸着我的肝的部位说，肝大0·5。我当时不知道“肝大0·
一年以后，农村搞“四清”，学校则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毛主席他老人家发下话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政治课老师马上要求我们，应该运用“阶级分析法”去看社会、看世界、分析身边的人和事。起初，我的脑子总是难开窍，总以为，十几岁的小孩子、小姑娘天真浪漫，这里面有什么阶级斗争？直到后来把“阶级斗争”作为“路线”来“贯彻”，把“阶级斗争”与“家庭出身”联系起来后才“慢慢”有所“进步”,特别是话剧《年轻的一代》的热闹登台，更感觉到“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重要性。我似乎“明白”了：“社会主义”就是要靠抓阶级斗争来保卫，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阶级斗争在出身不好的同学身上的表现就是他们希望过他们父辈般生活，党当然希望他们“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出身好的同学也要“反腐防变”，如女同学爱穿花衣，爱打扮，就是“小资产阶级情调”嘛。后来，阶级斗争“分析”落实到班级时，由于高59班出身不好的较多（到底较多多少我至今不清楚，反正比其它班多），这就一下子“卫星落了地”：“黑班”，“狗崽子班”，“修正主义苗子班”之类的称谓出现了，我们不时地感到人家的指指点点，在班内部则相互不高兴的事也时有发生。我们“苦”啊，这种“抬不起头”的苦，比“过苦日子”的苦还“苦”！我家成分划为中农，自然是“上不上，下不下”，既“左右逢缘”又“左右无缘”。我当然知道“出身”的极端重要性，所以，在农村“四清”后期重新组织阶级队伍、重划阶级成分时，我斗胆向当时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写了一封“万言信”，力举我家不应是“中农”而应是“下中农”的理由。结果当然是可想而知，信转回到工作队手里，“四清”结束队长临走时丢下一句话：此人以后不是大革命（家），必是大反革命。人们当然是按后一种理解和执行，所以，我在二中，从初中起，“入团问题”一直是个“问题”。记得后来七十年代初，据说上面准备考虑我作团地委副书记时，一查，居然不是团员！1974年入党时，更是跨越了这个“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这是后话。
说起来有意思，在高59班的你追我赶的学习氛围中，无论怎么努力，我的学习成绩排名大概也只能算个“中农”、“下中农”，数、理、化的每次大考成绩虽然一般不会低于90分，但从内心讲，我的兴趣并不在此，我的功夫也不是下在这里。我的兴趣在文史哲，但每次考试成绩又很难上90，所以在以后的报考大学前的“选科”上，我是费了很多心思的，最后，只好按“爱好才能出勤奋，勤奋才能出天才”的说法去决策，进了“文科班”。但由于“文革”开始，我们的“文科”“理科”最终都变成了“农科”：“贫下中农再教育科”。说到学“文”，我要在此特别的、唯一的提及庹兆熊老师。庹老师是高58班的班主任，但他对我的文史哲学习帮助极大，他经常无私地借给我书看，如艾思奇的哲学书等；他和我们讨论各种感兴趣的问题，有时周末，他去一中夫人家，我们就睡在他的床上。可我至今对他的情况是一无所知，惭愧啊！难道当老师的永远只能是一头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永远只能是一支蜡烛，“照亮了别人，燃烧了自己”？“儿行千里母担忧”，我们作学生的为什么不可以“常回家看看”？正因为老师们的教导和引导，正因为在二中打下的扎实基础，才有我1973年的大学入学考试的“作文100，数学100，化学100，物理
三、怀着“保卫社会主义”的信念进“文革”
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把我们从“高考”的边缘拉回来。我没有怨言，“革命”的需要，反对修正主义、“保卫社会主义”嘛。我从二中回到了“广阔的天地”。不久，有同学来我家邀我回校，说是在毕业的班会上，我的发言很有“大将”风范。我发言了吗？我讲了什么？我现在记不起，就是当时也记不起。但我还是又回二中了。因为毛主席当时对青年学生有“最高指示”：“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尤其想到长沙“8·
当时，“湘江风雷”热火朝天。学校也有许多组织，但他们是要绝对的“红五类”，他们说，“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毛主席的红卫兵岂能让‘狗崽子’窜进来”！我不算“狗崽子”，但也够不上“红五类”，所以，要想“革命”还得“自己救自己”。我们成立的组织就是后来有名的、被何清涟写进《现代化的陷阱》一书的“谁主沉浮”，其全称为“谁主沉浮决战司令部”，“谁主沉浮”源自主席诗词，“司令部”则是当时的时髦，“决战”二字是我的主意，意思是紧跟毛主席，与资产阶级决战，捍卫社会主义。现在看来，好大的口气！
有了组织，第一件事便是上北京人民出版社“揪”回谢新颖，他长期任地委第一书记，他的女儿是我们初中同学，我们终于见面了！回到邵阳后，写《告人民书》，告诉全地区人们，我们把“邵阳地区最大的走资派”抓回来了。现在想来，也许是出于对旧体制多年压抑的本能反抗，当时的“革命热情”极高。为湘江风雷翻案，写大字报，搞大辩论，走机关，下工厂，“大祥坪”广场搞集会，大众电影院作演说。马不停碲，热气腾腾，人虽不多，但能量不小。以后，以二中为核心成立“红中联”，“红代会”。1967年成立邵阳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时，将我以学生代表的名义“三结合”进十三人小组，每月补贴十元，主管“斗批改”，做了两件令自己不忘的事：其一是，以地革委的名义起草发文，“复课闹革命”；其二是，带团去武冈，促进“武冈工联”和“湘武工联”的联合。后一件事没做好，“武冈工联”用铺天盖地的大横幅指责我，我年纪轻轻就成了“邵阳地区最大的走资派”，并得罪了“邵阳工代会”老大哥，因为他们支持“武冈工联”。以后，邵阳地区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时，学生代表的名额因此而空缺。再以后，就在1969年的“上山下乡”中回乡了。我那时刻为我担惊受怕的母亲也因贫病交加、以49岁的年龄去世了！至此，我正式结束了在二中的九年生活，超过二十岁了，感谢二中，使我成大人了！
有人曾问我：在文化大革命中，你作为邵阳的一位“风云人物”，为什么没有被抓被关被批斗？我说，坚持了一条：“不作过头事”。即行动上不过头，不参与武斗，不搞“打砸抢”；言论上不过头，不能脱离一些人们能够接受的基本的原则。我和我的同伴们经常议论和提醒：“历史上，武力夺取政权，但最后一定是‘文治’解决问题。何况我们是文化革命？文化革命要‘文’嘛！”其实，岂止是我，咱们整个二中的老师和同学在文化大革命中都是热情很高的，也是讲原则讲智慧讲团结的，基本上是“一边倒”，特别是到了运动后期。我们学校从来没有出过“恶性事件”，很少有过份越轨的言论，哪怕人家说我们“右倾”。多年来我一直在想，这大概就是“素质”！大概就是二中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传统！
有些校友劝我不要再评说文化大革命，说那是民族的“痛”，祖国的“劫”，大家的“地狱”。我以为，文化大革命是“痛”、是“劫”，但不是“地狱”，而是地狱的出口——“地狱之门”。它使我们直面思考：当年人们打“派战”、讲“派话”，保卫“社会主义”，但到底保卫了什么？哪一派又弄清楚了社会主义的“真谛”？社会主义讲“公有制”，为什么农民自留地的麦子普遍绿于生产队的？为什么种地的人却自己吃不饱饭？这些难道仅用“自然灾害”能解析透吗？“私有”、“公有”到底是辨证关系还是其它什么关系？为什么？为什么？太多了“为什么”?是“文化大革命”的痛苦、号叫、呐喊、挣扎、反思之后，我们才终于有了“邓小平理论”，他老人家似乎在说“红卫兵小将，你们太幼稚了”，并“实事求是”地告诉我们：“社会主义是什么，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现在又迎来了江泽民的“三个代表”，中国人民正在抓住机遇，在已经取得改革开放伟大成果的基础上进行我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小康社会”的全面建设。我经常指令我的研究生、特
附图：本文原发布于《邵阳市二中百年校庆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