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站在2011年头的巴塞尔全球经济会议宣告复苏已经确立的时候，很少有人意识到世界同时进入了一个更加复杂、难以主宰的朦胧状态。如何理解与把握这种长期状态的本质，经典的经济学与哲学似乎均面临着自身思想库、方法论不足的困境，而这正是复杂世界金融领导力资源匮乏的根源。

　　1、多重危机时代的复杂性

　　我们正处于全球危机的“后果阶段”，这个阶段派生的“另类危机”和衍生危害（金融贸易保护主义和通货膨胀等）远超人们的想象，甚至大于危机本身。由于传统理论与法则都难以穷尽这些复杂问题背后的本质，使得世界大势变得愈发扑朔迷离、错综复杂。

　　前十年：多重危机时代形成

　　2007年，我多次发表关于“多重危机下的领导力”观点，就是针对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提出的全球领导力的哲学思考。需要强调的是，这是针对现实状态及其长期趋势的深层思考。感知多重危机才能激发多重责任和多元合作之意，萌发相应的领导智慧及多重创意。

　　多重危机源于新世纪前十年。特征之一是危机的多样性。实际上，可以列数的经济与社会危机已超过三十种，其焦点则是货币危机。特征之二是各种危机的交错性。一些货币贬值与一些货币升值的交叉发生在同一时段；一些国家的通货膨胀与另一国家的紧缩预期同时出现，呈交错状态。经济现象从单一、单向朝着多元、多向演绎。所以，“拐点论”、“独善论”、“形态论”都已被历史证明是没有抓住事务本质的表象思维。特征之三表现为多种危机的关联性。汇率、利率、油价、房价、股价，这些看起来或有关联或无关联的要素均呈高相关度，牵一发而动全身，由此产生出特别错综复杂的局面，即由单一危机延伸为多重危机（如货币危机、债务危机、粮食危机、气候危机、生态危机等）。

　　后十年：多重危机复杂化

　　新世纪第二个十年将是多重危机更加错综复杂的时代。自美国次债危机与欧洲主债危机来，世人对危机多重性存有天生的厌恶感。古人曰，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从一定意义上看，当今最大的“魔”存在于人类自身。2009年联合国贸发组织秘书长素柏猜在北京国际智库高峰论坛上，对亚洲金融危机后改革“雷声大雨点小”的抱怨，以及201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总裁康德苏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论坛对金融危机略有复苏改革就已停止现象的担忧，正是复杂世界领导力诉求的警示之言。

　　由于人类生存空间与各种资源枯竭的压力，单极世界迅速向多极世界转折，工业七国集团G7不得不让位于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共同主导的G20，财富管理效应也使得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的边界日益模糊，富国集团与新兴国家集团之间的竞合关系日益模糊。后金融危机时代并不是多重危机的收尾，恰恰是这种危机的后果全面呈现的开始。

　　2、另类危机催化复杂世界

　　仔细研究美国金融危机史就会发现，美联储往往是无奈地扮演着“将危机转嫁到未来”的角色。笔者认为，本世纪史无前例的金融危机最难治理的是其衍生的“另类危机”，对新世纪金融领导力最大的挑战莫过于此。另类危机催化复杂世界正呈现三大“再失”特征：

　　金融正义再缺失

　　1997年12月，我曾提出“贪婪与缺陷”是亚洲金融危机的两大根源。而今日重演的华尔街贪婪不仅没有收官，反而以“非正义金融论”取代了金融正义。美国第74任财长保尔森曾掷地有声地表示：“我写《峭壁边缘：阻止全球金融体系崩溃之内幕》这本书时，把‘贪婪’这个词改成了‘ 经济利益的驱动’。”从这位曾经的华尔街领导者坚定的口吻中，我们对这种正义再缺失的担忧油然而生。邪恶的中间化、常态化趋势意味着金融危机衍生的代价将有多巨大，要抚平由此产生的天文高薪、伦理扫地和信用危机将有多艰难。

　　经济方向再迷失

　　2008年我出席天津达沃斯论坛时深深体验到，几乎所有与会者都有风雨同舟之感。事实上，仅一年蜜月期，一些大国已从风雨同舟走向分道扬镳。表象“一年之差”，实质“一念之差”。念者，方向感也。经济方向的再次迷失正是世界领导力离散的核心所在。近几年来，几乎所有的相关论坛与媒体报道中，把日本在广场协议压力下无奈让日元升值的失败案例作为中国的借鉴时都按捺不住一种担忧，但笔者以为，这种担忧忽视了中美日之间及其货币体系的重大差别，尽管人民币较长时间与美元挂钩，但中国也长期持有美国国债，并在现今及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将为支持美国经济稳定做出特别的贡献。这既是现实主义领导哲学的基本原则，也是崇尚利益驱动的美国应当始终清醒保持的方向感，经济方向感已成为大国间保持互信与战略平衡的重要精神支撑。

　　治理逻辑再消失

　　全球化领导逻辑是使复杂世界简单化的指针，经济与治理逻辑的混乱必然导致世界复杂化的加剧。近年来世界阵营中逻辑乱象丛生也呈常态：

　　理性的“再均衡”换位成疯狂的EQ2。在这里，经济学理论中的均衡主义荡然无存，换之而来的是美钞厂的“7+24”加班；热情的“同舟论”变成了冰冷的航母声。曾经信誓旦旦地用中文表达的“风雨同舟”声瞬间被黄海边嘈杂喧嚣的航母群声所掩盖，但最终还应回归到“积极、合作、全面”的伙伴关系逻辑上来；“中国齿轮说”解读“中国创造论”。正当中国企业誓言进入“中国创造时代”，甚至预言中国将成为世界领袖时，美国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爱德华·斯坦菲尔德（Edward Steinfeld）则坦言：中国只是自动绑定全球生产体系中的一枚齿轮。在一个生产力全球化的世界里，要么成为主导型公司，要么成为跟随型公司。他认定，中国今天做的正是美国和先进工业化国家在过去几十年中一直所希望的。同时，他也认为这不会扼杀中国的创造力。例如能源基础设施方面，很多上游创新发生在美国，而后期创新则发生在中国。

　　纷繁世界缺乏超越金融的逻辑，全球化缺乏拯救世界的哲学，归根结底是缺乏错综复杂世界的领导力。而谁又能指引世人在毫无头绪的困境中厘清方向、重塑希望呢？

　　3、国际金融组织再定位的中国契机

　　1945年12月27日，以改善国际贸易体系为宗旨的世界银行和以改革货币体系为宗旨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告成立。鲜有人关注的是：这两个国际金融组织距离美国财政部仅两条街；世行行长由美国委任、IMF总裁归欧洲委任。

　　国际组织再定位

　　时至今日，一个由全球级的国际金融组织与区域级的国际金融组织组成的体系已经基本形成。其中最具影响力与主导权的全球级组织为G20、世界银行、IMF和国际清算银行；最具影响力的区域级组织则有亚洲开发银行、欧洲开发银行等。

　　世人很少去研究这些机构是如何在种种无奈的格局中定位与发展起来的。分析五大国际金融组织的定位、再定位及其与中国的双边多边关系，有利于找到发达国家与新兴国际在全球金融版图中的领导位置及未来趋势。

　　从图表中可以找到国际金融组织发起、发展的一些共同规则：

　　（1）在人类的巨大灾难与危急之时迅速发起。如国际清算银行于一战后为解决战败国德国战争赔偿款的支付等问题而创办；世行与IMF均在二战后全球经济艰难的危急状态下正式成立；G20则在全球金融危机中迅速建立。

　　（2）均由超级大国或主要发达国家元首倡议发起。如世行/IMF为美英等国元首发起、G20为美法两国元首发起。其他成员的构成多由这些发起国选定。

　　（3）国际组织的管控模式及其主导权始终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每次重大会议的召开时间、地点、议题以及议事规则均由其决定。

　　（4）围绕这些国际金融组织的争议与改革始终不断，但最终均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其初创定位往往由发起国策划设计，成为这些主导国全球战略或配置国际资源的平台；其再定位往往受到各参与国的影响，成为各国参与国际事务和主导国家平衡各国利益的平台。但最终无非两种结局：要么还原定位，要么改革转型。

　　中国诉求兑现难

　　中国虽已成为IMF、世行、亚行的第三大股东，拥有相对较高的投票权，并已稳坐国际金融组织的董事会成员交椅，但中国所拥有的实质性的领导权、主导权还是有限。有些国际组织的成员国对与中国的双边关系和多边合作仍存在一定的疑虑与障碍：一方面迫切需要中国参与并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又担心中国的话语权提升与股权扩大会削弱衰退中欧美国家的地位。

　　这种两面性充斥在一些国际组织的成员中，影响着持续发展与转型创新。表面看，球在中国手中，实质上，权在主导国手中。在错综复杂状态下，中国在参与介入国际金融组织、提高中国在其中的高管人员比例并提升主导地位的策略中，应当把握这些国际金融组织的三大特点：

　　（1）机构独立复杂，专业繁多严谨。除G20外，四大国际金融组织都不同于联合国组织或其他外交机构，具有较高的独立性与超级的专业性。如国际清算银行的“三（三个国际协会）、四（‘巴塞尔模式’的四层关系）、五（五个常设委员会）”均为国际金融监管标准制定中心和中央银行最精致的运作中心，功能复杂精细，专业繁多严谨。

　　（2）职位设置复杂，职员藏龙卧虎。像世行、IMF这样的国际组织，职员来自100多个国家，无论是经济专家或技术顾问均可谓藏龙卧虎，加上权力斗争和人员背景复杂，绝非一般国际金融机构专业人员所能胜任。中国若想增加中高级职位，最大的软肋就是缺乏一支能够胜任国际金融机构职位的复合型的跨文化人才队伍，这类人才的培养需要特别的环境与长期的磨炼。

　　（3）权力斗争复杂，胜任指数高居。事实上，无论世行、IMF或国际清算银行等，其内部权力斗争十分复杂，领导人员常常由于主导国内部的种种原因而更替轮换，中方派遣的高管人员要胜任国际组织高级职位绝非易事，正如世界银行常务副行长章晟曼在总结领导与管理国际金融组织经验时所云：“先站住，再站高。”

　　4、中国领导复杂世界？

　　中国作为世界强国的再度崛起，是新世纪前半叶最重要的事件。当今，中国已引起衰退中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不安。尽管其中也包含着对自身就业与经济的担忧，但更担忧的是中国的繁荣是否会挑战其国际金融的主宰地位、亚太地区的霸权地位，从而形成更大的全球失衡与领导力博弈，中国周边国家也有同样的担忧。一场实际上围绕未来世界领导力的博弈在2010年达到高潮。

　　领导力的考验

　　2008年在分析全球金融危机的后果时，有人曾把美国与中国分别列为这次危机的两大受益者。号称受损程度震撼世界的美国金融机构现在都表现不错，受灾的只是中小金融机构，埋单的仍是新兴国家或贸易顺差国（通过EQ2和美国长期国债）。从某种意义上讲，美国的金融霸主地位与亚太霸主地位不降反升了。而中国真正分享到什么呢？持续高速的GDP、企业的“走出去”、高价位的大宗商品和有限的先进技术。然而最宝贵的收获则是国家活力和民众信心。

　　从国际金融组织的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无论是金融主宰者或被主宰者往往是在“不得已”中被逼上梁山的。

　　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后的世界金融格局中面临两难选择：第一，全球金融格局改不了，美国仍为主导，所以仍要韬光养晦，继续参与并和美国合作；第二，要主动参与改革世界货币体系，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发展中国家与新兴国家的根本利益。中国目前实际上或多或少地游离于这两者之间，这与美国一次大战后不愿意、不习惯与不适应其所处的世界领导地位有着某种相似。

　　“G2”的尴尬

　　美国经济学家弗雷德·伯格斯坦2008年在夏季《外交》杂志上发表的“平等的伙伴关系”中首先提出了“G2”，意指中美两国组成一个集团即G2，来代替旧的八国集团即G8，以携手合作解决世界经济问题。然而，这一具有“创意”的构想从无人引起关注到世界媒体焦点，始终在美国学者和战略家中转述，为何至今均未引起两国官方的认可呢？

　　双方均否认“G2”构想，似是一种微妙的平衡思维。表面看是不接纳这种概念，实质上折射了双方都需要对方，并在正视对方的核心利益的同时，更加寻求新的利益复合面。“重要和复杂”思维已成为构建21世纪中美两国“积极、合作、全面”伙伴关系新定位的领导哲学。

　　中国的选择

　　进入新世纪来，中国在全球金融体系改革中越来越呈现这样三种状态：参与、领导、主导。现在，中国已被逼到这样一种境地，必须迅速地在这三种状态选择一种：

　　参与状态，即加入国际金融体系并遵守其规则而享有一席之地。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参与世界游戏是主动选择也是别无选择，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无奈之举。现在看来，当初中国有宏观的金融战略但同时缺乏对主攻方向的顶层设计（如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与进程）。

　　领导状态，即对国际金融体系的变革有较高的话语权与影响力。已经站到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成为G20的领导成员也是某种“不得已”，如果不能在这个领导集团中要求美国承诺美元不贬值，中国所持有的美国国债将大幅缩水。中国天文外储资产的保值，直接影响到中国的经济安全与社会稳定。

　　主导状态，指大国在全球经济重大事件中实际掌握新格局的主导权与统御力。在后危机时代，单一霸权主宰全球金融的状态已经发生转折，但美元的全球主导地位仍将长期存在，虽然其国力衰退；中国的全球持续增长地位也将长时间存在，虽然人民币尚未国际化。中国要巩固其经济强国的地位必须成为金融强国，并同其他大国共同主导世界金融未来，除外别无选择。

　　冷战时期的领导观是“霸权”，全球化时代的领导观是“多元”，后危机时代的领导观是“合作”。多重危机的长期化和深入化，使得多元化领导观不仅要联合，而且要深度合作。新世纪需要展开多边活动的领导者，而不是单一的主宰者。

　　5、中国如何让世界折服

　　世界历史表明，造就伟大领导力的三大要素为：伟大的国家、伟大的事件、伟大的文明，其中文明是核心。中国事实上已经基本具备了这些要素，需要解决的是中国如何说服世界和世界如何接纳中国。

　　中国需要全面复兴

　　李光耀曾在上海的一个论坛上形容中国崛起是“文艺复兴”。这给了我很大的启示。我感到中国的崛起可完整地表述为“文化的复兴、文艺的复兴、文明的复兴”。古代中华文明曾经征服世界，现代中华文明如何折服世界，这是一场严峻的挑战，当然也是一个极好契机。

　　当今中国这架巨型飞机环球航行时，需要高速、舒适、环保，更需要安全，这是现代航空文明的全要素，偏颇不得。当中国机长都能用标准的英语、礼貌的用语和专业的词语，与使用不同地方口音英语的各国地面导航沟通交流时，能够娴熟无误地理解对方、准确无误地保持航向，万无一失地降落起飞，甚至临危时刻沉着应对化险为夷，沿途航站人员必竖拇指赞颂并为之折服。这并非苛求自我，而是一个文明国家走向全球使命的通行证，也是引领全球文明的软实力和世界期望。除非我们自己放弃领航权这种半途而废选择的后果，这在世界文明史上的教训举不胜举，郑和第七次环球返航后，就因明朝锁国而使中国失去了全球航运中心的历史良机。

　　中国需要金融文明

　　世界金融史与文明史紧密相连，曾经的欧洲梦就是富强加文明，曾经的美国梦就是财富加文明，曾经与现实的中国梦就是繁荣加文明。

　　中国要实现2020年成为与中国经济实力和人民币国际化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就必须尽快构建与人民币国际化相适应的中国金融文化与金融文明。而什么是中国金融文明？这是国人需要冷静反思的。中国要成为复杂世界的领导者，所需复兴的不是适合单一国家或民族的特殊文化，而是需要超越文化的跨文明。

　　笔者认为，如果说“中庸”是中国哲学的核心思想之一，那么中国金融文化的核心价值应该是“审慎”，而中国金融文明的思想核心就是和谐。联合国大楼悬挂着中国孔子哲学名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比起西方某些知名商学院“用别人的钱来赚钱”、而亏了钱照样领高薪的MBA文化信条，不知有多么的文明与大气。正是这些征服世界的中华文明，才是我们在构建中国金融的决策文化、信贷文化、风险文化、财富文化、监管文化与合规文化中应当融入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