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的文化大革命随着毛泽东的离世戛然而止，文革开始那年我是个五年级的小学生，十年的文革伴随着我的中学、知青和工人生涯度过，我的入团、入党、当劳模，也都是在这个期间，也算是有些光彩的人物。中学毕业时坚决要求下乡，是当年学校下乡的带头人，后来当工人时，也是年轻人的头儿，带头吃苦在前，带头学马列、批走资派。当时的思想基础是极左的，对伟大领袖的话到了极端迷信的程度，执行决不走样。当时的思想就是一根筋，也简单的很，就是按最高指示办事，受到的极左思潮的毒害是深重的。因此当年对“按既定方针办”的说法深信不疑，完全想不到这句伟人的遗嘱竟然是伪造的。后来，随着对四人帮的清算，我知道文化大革命完全错了，伟大领袖犯了严重的错误。当时头脑中一片空白，对党、对领袖从不怀疑的我，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了，一些年轻同事也给我贴了大字报，说我是四人帮的马前卒，应该被批判。当时的我，真是心灰意冷，曾经的革命热情没有了，扎根工厂当个好工人的理想也动摇了。正好当时赶上邓小平恢复高考，我就一门心思地复习功课，力求尽早离开工厂那个伤心之地，希望有个全新的开始。

1978年，我考上了大学，当时并不知道，这一步竟然如此彻底地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在成为一名带薪大学生之前，我并没有觉得自己作为一个大集体的工人，社会地位有多么的卑微，在“革命不分贵贱”思想的支配下，我一直生活在一个虚幻的革命理想的境界之中。在大学的崭新环境中，我接触到了专业知识，更开始了对曾经的革命理想的重新思考。那一年，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在全国深入展开，我终于开始学习如何用自己的头脑来思考问题了。借助大学的学习环境，我阅读了大量的伤痕文学作品，知道了许多关于文革的内幕和阴暗，心中原来的“神殿”终于开始垮塌了，开始懂得了如何用活生生的社会现实来鉴别真理。那一年我24岁，但却是我学会用自己的头脑思考社会问题、心智成熟的元年。我真正明白了，领袖也会犯错误，曾经的人民大救星，也会贻害人民的。西方世界并非黑暗一片，社会主义未必能够救中国，什么才是符合中国实际的振兴发展之路，要在实践中探索，根本就不可能有哪位先知先觉的伟人，能够早在100多年前就预知中国未来的发展之路。那种死抱着教条不放的选择是迂腐的，也肯定是要被历史所唾弃的。

四年的大学生活，不仅让我成为了改革开放后第一届经济管理专业的大学毕业生，成为社会各界普遍欢迎和推崇的天之骄子，更使我在一个多元的文化环境中学会了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用自己的头脑想问题，具备了独立、自由的基本行为方式。那时的大学，尽管刚刚从文革的十年浩劫中恢复教学秩序，老师中有许多刚从农村或工厂重返教学岗位，教材也大都是临时编印的，往往是课程已经上了一段了，油印的教材刚刚带着油墨的清香发到我们的手中。我们这个专业停顿了十年后刚刚恢复，教材内容基本还是苏联计划经济的框架，与当时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生活现实根本不搭界。即便如此，我在完成大学学业的时候，心中对这段学习生活还是充满了由衷的感激：因为在我的身上不仅罩上了“大学生”的光环，更在思想深处实现了脱胎换骨，挣脱了曾经的精神枷锁，知道了没有什么救世主，一切要靠我们自己去创造的人生基本道理。

大学毕业后的第一站是沈阳日报编辑部，在这里，我不仅学习了作为一个新闻人的应知应会，更接受到了当年勤勉廉洁的党报机关的职业熏陶。这段经历，帮助我学到了娴熟的语言文字基本的职业技能，更通过老一代报人的耳濡目染，懂得媒体人坚守职业操守底线的无比重要。有句话说的好，有些东西只有当你不再拥有了，才会更加感到它的弥足珍贵。报社四年对于我思想的成熟、技能的造就，其真正的价值也是在我离开了很久之后，才愈加深切地感受到的。记得促使我离开媒体职业的真正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我发现自己所信奉的“铁肩担正义，妙手著文章”这样的媒体人境界，在现实的党报机关其实是不可能实现的；二是作为一名经济管理专业的大学生，到企业去或许可以寻求到更自由的天空，赢得自身价值的更大发挥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