欣闻价值中国网上的好朋友，任凌云先生的专著《富国策》即将出版。由于这个自成体系的思想上承亚当·斯密、马克思、凯恩斯，所以足以与国际接轨；同时更由于其立足并结合中国当前经济的实际提出解决方案，所以又带有浓厚的民族情感、民生情结与实用性。

在此之前，本人很少见到立足于中国社会与民生的政治经济学的系统理论。

 

从字面上就可以看出，所谓“政治经济学”核心是通过学术为两方面的人服务：一方面是政治（统治者），一方面是经济（资本家）。为政治服务的大体是以权威专家自居的御用文人，而为经济服务的大体就是以教师爷自居的咨询师了。

学术是屈从于政治的思想意识形态，还是屈从于资本的物质诱惑？处在当代变局与动荡之中的中国，纯粹学术的东西就会处于巨大的矛盾与尴尬之中，这是最高层的迷茫。

当中国依然以监督机制缺失或者名存实亡的政治统治为一同思想的时候，假如又融进了资本的意志，就会变得很迷茫。中国当下都处于全方位的迷茫之中，这种迷茫是从上到下，从国家到个人的。

当然，并不是说在我们从学术研究到舆论传播的领域中，缺乏有独立思考习惯的思想者，而是缺乏相应的理论空气与学术氛围。

政策的迷茫是由于对真正需要关注的群体利益的漠视，对资本的束手待毙，对因循下来的制度的保护。这种迷茫催生出了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

——那是一种为同时为政治统治与经济资本提供服务的学术。

 

中国当下客观的社会状况就是：学术极大地为政治服务，政治极大地为资本服务。

当政治为国家资本（就是部分典型的当权者及亲支近派们所掌握的那些资本）服务，同时为国际资本（就是那些在支持中国发展的资本者）服务，只是那些极大地解决了就业、税收等问题的民营中小企业，那些民间与民族资本却被忽略了。整个民族利益与民生保障就会被忽视了。

 

任凌云先生是本人比较敬重的具有独立思考习惯的人，但当他邀请本人为其专著《富国策》写序言的时候，我却有了诚惶诚恐的感觉。

虽然本人在过去的64个月期间，写了将近1500篇文章，连同各方面的零散感悟，应该也有上千万字的篇幅了，在专心于自身创作的同时，但却很少有时间去关注别人，甚至没有精力去为自己的思想反刍。同时由于内心固有的完美主义与被认为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情怀，所以在结集出版方面，总是相对滞后的。

 

思考者是痛苦的，思考也是一次次蝉蜕的过程，更是一次次的浴火重生的过程；思考如收割，却没有丰收时候的喜悦，而更多的是对期待思想诞生的焦虑与给思想接生之后的喜悦。

但思想落地之后，总是需要有一个被传播的名字与一件合体的衣服的。而思想的价值并不在于其实质上有多么受到追捧，更多的是看有什么样的标签与衣服。

 

真正能规避外部的喧嚣，安下心来做学问的人，是凤毛麟角。

能如任凌云先生这样，系统思考中国当今的政治经济问题，社会民生问题，用理性的笔触整理出来，即使仅仅有星星点点被决策层采用，都是一件值得称道的事情。

虽然未必每个思想都是完善的，每个观点都是经得起所有人的推敲的，每个文字都是可以继续优化的，但为了这样的有意义的思考，我们有必要为其鼓掌喝彩。

其实每个人都自己的思想，能将其用文字记录下来并完善出来，让别人都能看得懂，看得愉快，不至于在断章取义之下有丝毫误解，就是一件不容易做到的事情了。从更高层次上讲，能将自身不断创造的新鲜感与深厚的理论支撑相挂钩，将不断地产生新思想形成体系，就更不是容易做到的事情。

任凌云先生通过他的“共赢经济学理论”做到了对中国宏观经济的系统梳理，并持续不断地进行思考、完善以及与人沟通。在这一点上，任凌云先生很值得尊敬。

 

真正的经济理论，总是需要为一些特定的人群服务的，但是不要希望你的理论体系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普世哲学。因为没有任何一种理论是适合于所有人的，毕竟每个人需求不同。

把原本系统化的东西拆散了之后再重新组合，把那些对自己没有帮助的东西抛弃掉，把对自己有帮助的东西加载进去。每个人都有权利自行支配输入的东西，但你却没有什么是可以抛弃的。

 

当一个思想者实现了“华丽的转身”，就会形成价值观与世界观的变化。不信，你在上下班的路上，在挤公共汽车，自身状态的细微变化的同时，感受一下你的心态的微妙变化。

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机会决策、没有机会执行，甚至没有机会建言献策。没有机会亲自执行的时候，我们只有退居幕后，把希望寄托于那些被赋予执行权利的人；我们把自己的智慧诉求于文字，希望能给执政者一些借鉴与启发性的意义。

 

如果说对任凌云先生有什么忠告，或者说任凌云先生的富国策可以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深刻启示，那就是在共赢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我们更需要考虑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

 

我们需要客观意识到：中国有太多人在浑浑噩噩地混日子，而缺乏深远的责任感。

中国有太多的人由于被封杀或者是怕被封杀，而无法自由地发出自己的声音。

我们需要有建设性的思想者，而不是破坏性的愤青；我们需要的是理性的思想者，而不是感性的破坏者。

 

做生意不需要通晓经济理论，甚至通晓经济理论的人，大体上都不会是生意做得很成功的人。经济学家帮助别人去传播或者解释经济现象，但实际上，很多事情不是从理论上说清楚了可以了，要接受那种理论，就是要把自己的生活理性化，而理性的生活固然可以得到内心的和谐，对各种不合理的待遇逆来顺受，但却缺乏激情与感性。生活是需要感性才会有幸福感的。

 

强盗也有强盗逻辑，虽然有些时候会被冠以“盗亦有道”的华丽外衣，但毕竟从本质上，即使再“有道”，强盗行为依然是盗贼的行为，依然为公众所不齿。最为资源的获取一方，不管其给自己贴上了多么诱人的标签，蒙蔽了多少人的良知，都无法掩盖其掠夺者的本质，强盗总是希望让人接受这种索取，永远不希望他们有逆反；而资源的输出方，总是会下意识地进行自我保护，经济理论就是那种利益的自我保护与解除保护之间的博弈。

当然，理论的提出与论证、传播与完善是专家的事情。普通百姓或许不需要通晓理论，不需要知道经济数字，不需要了解经济数字之间的关系。普通百姓的生活仅仅是柴米油盐，只关心自己的切身得失。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的并不是理论上的天衣无缝，不是体系上跟国际化的接轨与彼此传承，更多的应该是坚持个性化的发展观念。

所谓富强并不单纯是让人民丰衣足食，让国家受到尊重，而更多的是民族的自豪感与向心力。比如从富国到强国，从物质上的强国到精神上的强国，从口号上的强国到名至实归的强国，从自我浮躁中的强国，到被别人由衷尊重的强国之间，我们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

 

贾春宝

2011年9月29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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