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舞台的历史有一种奇特的自我重复现象，不仅仅体现在经济循环上，还表现在重大全球性事件突发上。在20世纪30年代，全球货币体系为三股势力把持——英国、法国和美国——这些国家的货币再加上黄金，构成了国际主要储备资产。到了80年代，美元、德国马克以及日元主导国际货币体系。虽然从那时起美元就成为无人质疑的主要国际货币，而且还经历了全球金融危机，但是全球货币三驾马车并驾齐驱的局面将要重现。从现在起到2025年，全球货币体系将会以美元、欧元以及人民币为中心。
为什么只有少数几个国家的货币曾经登上过国际货币等级的顶端？一国的经济实力和政治权力如何提高本国货币的地位？相关的论述已经有许多。当前一些欧元区主权国家深陷债务危机，围绕欧元的命运，各种声音显然在激辩中。不过，促使多元货币体系形成的重大事件显然是人民币的国际化——以及人民币将来如何改变国际货币格局以及中美双边经济关系机制。
但是一种货币发挥国际作用需要有什么条件？首先，它必须有能力吸引境外私人及官方实体积极投入到跨境贸易、投资及金融交易中来。国际货币还必须起到货币的其他职能——结算贸易、固定汇率、为国际求偿标价以及持有官方储备——不论是在母国还是在全球范围内。虽然货币在达到全球地位后可能执行这些功能，但是只有通过这四大功能的集中影响才能产生规模经济——显著降低交易成本、推广货币使用范围。这个过程不会一蹴而就：国际货币体系采用了特定货币后会表现出非常大的惯性，这也就说明为什么有几种货币能够主导该体系几年或者几十年。国际货币体系内部的变革真的需要花一定时间。
在此新旧交替之际，美元还是最重要的国际货币，于20世纪中叶二战后的国际环境中登基。当时全球经济秩序有赖于美国及其核心伙伴之间相互补充的一系列心照不宣的经济与安全安排。美国承担了维护系统的职责，作为开放市场最终贷款人，发行广泛使用的国际储备货币，以此作交换，美国的关键伙伴——西欧国家以及日本——认同美国享受的特权：铸币权收益、国内宏观经济政策自主以及国际收支平衡的灵活性。
特权带来的好处是巨大的。拿来自外国居民持有美元而产生的铸币税——美元面值与印刷美元成本之间的差价产生的收入——来说，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平均每年收取150亿美元的铸币税，而且据估算，单单2010年，由于美国的国际地位，美国借贷成本节约了800亿美元。
总的来说，围绕美元运转的全球经济秩序并未伤筋动骨，尽管过去十年里面一直有关于这个秩序受到侵蚀的线索。对美国而言，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及其安全天堂的特点，再加上其国内庞大而深厚的资本市场和发达的法律体系，使得它能够成功地向境外投资者出售巨额政府及企业债券。但是这种成就并没有解除信用风险，以及投资者对美元信心突然下降导致美国资产价格和美元币值无序调整的风险。标准普尔下调美国信用评级就是一个警告。
截止2010年底，境外投资者对美国经济的投资高达22.8万亿美元，接近当年除美国外其他所有国家GDP总和的一半。改变美国货币政策也就对外国居民的财富造成直接影响，与美国货币政策如何影响全球金融市场环境无关。外国人持有的美国资产中高达95%是以美元计价的，这对外国投资者来说造成了艰难的困境。总的来说，他们强烈要求避免美元贬值的风险以维持手中美元资产的价值，因为这样会影响他们的投资收益——虽然个人投资者有这样的动机，但是要实现谨慎的风险管理，他们也不得不分散手中的投资组合。
现在欧元区的主权债务危机还在肆虐，假设欧元区能够成功地通过金融救助和长期机构改革杀出一条解决主权债务危机的血路来，短期内，欧元是美元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但是从长远来看，中国经济的规模和活力以及中国企业和银行的迅速全球化，将把人民币推向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发挥更大作用的地位。
自顾不暇的欧元
总的来说，欧元当前的困境要归因于全球金融危机以及2008－2009年大萧条。欧洲各经济体积累了巨额公共债务，在此期间政府借贷条件越来越严格，引起各方对主权债务风险的担忧日渐增多。尽管普遍的共识是公共融资的恶化不过是周期性的，但是私人风险转嫁到公共部门的规模，以及政府对医保和养老福利的长期支出看涨，形成结构性预算鸿沟长期不能弥合，公共债务与收入之比日渐悬殊。所以，经合组织估计欧洲国家的公共债务扩张幅度极大，从2007年到2011年，所有经合组织成员国中央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从50.6%上升到71.7%；总借贷条件到2011年预计将突破创纪录的19万亿美元，几乎是2007年的两倍。最理想的情况下，要发行这么大的一笔债券难度不小。
鉴于增长预期渺茫，全球各主要金融中心未来货币政策走向不明朗，资本市场的反应就是把欧洲主权债务区别开重新定价：恐慌与焦虑现在笼罩了欧元区边缘国家的公共债务发行，而积极情绪仍继续驱动欧元区核心国家主权债务交易。像希腊及爱尔兰等边缘国家已经完全进不了私人市场，尽管边缘国和核心国都发行了欧元债券，并在共通的货币政策框架下操作。这场危机导致欧盟采取了几项极端措施来解救，例如欧洲中央银行证券市场计划在二级市场购买遇到困境国家的政府债务，以及欧洲金融稳定措施，提供国家级担保以帮助暂时有预算需求的国家并支持整个欧元区的金融稳定。
抛开欧元区的重重危机不谈，当今以美元为基础的国际货币体系以及未来极有可能出现的多元货币体系分担了一些系统性缺陷。最根本的问题是国际收支平衡调整及融资的成本与收益分配的不均衡。其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居于主要地位的国家受益于国内宏观经济政策自主、铸币税收入、相对廉价的借贷成本、金融市场的竞争优势，调整境外账户的压力忽略不计。与此同时，本国货币不居于国际货币体系主要地位的国家管理国际收支平衡能力就受到限制，并承担了大量全球金融与经济环境变动所造成的政策调整成本。
当然，以美元为基础的货币体系也包含显著的不足，相比之下，在多元货币体系当中这些问题就不会那么普遍，最主要的就是应对外部环境变化时作出政策调整所付出的成本分配不均。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使得近些年来全球经常项目不均衡的急剧扩大。以美元为基础的体系还产生了潜在的不稳定局面：世界头号经济体美国也是世界最大的债务国；而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中国在购买美国国债时积累了大量的货币错配（mismatch ）风险。以美元为基础的国际货币体系还有一个缺陷，就是全球流动性主要是最符合美国利益的货币政策的结果，而不是为了完全配合全球对流动性需求。
人民币的崛起？
历史重复自身的另一个例子就是2010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采取措施通过在香港设立人民币离岸结算市场鼓励人民币的国际化，此举被认为是金融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就像1963年7月意大利政府特许经营高铁的奥托斯特拉德（Autostrade）公司发行1500万美元债券一样。那次发行债券被认为是离岸欧洲美元市场发展史上破天荒的一次交易。但是新闻报道的重点都偏离了影响离岸金融及交易市场发展的潜在经济力量和监管因素。
中国早已达到货币国际化某些贸易与宏观经济基本条件：在全球贸易中处于主导地位、多样化的商品贸易形式、宏观经济框架保持通胀水平在较低且稳定的水平。从历史的角度，中国当前在全球制造业出口数额相当于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水平，当时英国在制造业出口上的领先地位正走向衰落。从另一方面来看，中国缺乏开放、深厚、广泛的金融市场又成为当前人民币真正走向国际化的掣肘。中国国内货币兑换限制也束缚了采用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虽然人民币可在经常项目交易中兑换（即支付商品和服务），资本项目流入与流出受到严格的约束，使人民币的流动性成了问题。
中国当局正在采用一条新颖的途径来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同时维持对资本流动的控制，其特色就是实用和渐进。这种“可控的国际化”战略需要在两条战线上同时采取行动：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鼓励在贸易开票和结算中使用人民币。截止到现在北京的行为表明，当局最初只专注于本地区，从提升人民币在中国与邻国间的跨境交易结算的地位着手。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从2009年7月开始，中国率先启动了人民币经常项目交易跨境结算试点，把重点在中国五座内地城市加上香港、澳门同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国（ASEAN，以下简称东盟——译者注）之间的交易往来。这一安排到2010年7月又扩展到所有东盟国家和中国20个省。目前，中国约6%的国际贸易（相当于3600亿元人民币，约合554亿美元）是以人民币计价和结算的。看来这是快速上升趋势的开始。到2015年，以人民币计价的贸易结算预计将达到1.3万亿美元，为资本市场经营提供了离岸流动性的主要来源。
从政策的角度，中国外部资产负债表上的外国货币强有力地促使中国当局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截止到2010年底，中国向境外发售的总计6300亿美元外债中，仅有不到四分之一是人民币。中国的全部国际贷款中以人民币计价的微不足道——占区区3.2%——部分原因是直到2007年中期以前，境外债券仅能以外币发行，从那以后官方和商业借款方可以在香港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债券。人民币的国际化将有助于缓解中国以及其他国家巨额货币资产与负债不匹配问题。
虽然国际上使用人民币的范围有可能不断扩大，但是让人民币国际化的任务仍显艰巨。扩大国内债务市场，提高人民币的可兑换率，加强金融领域监管，为货币政策建立更加透明的框架都是让人民币成为更有吸引力的国际（而不仅仅是地区）性货币的必要措施。这些措施需要花相当长的时间来实施。此外，人民币的前景除了当前国际货币秩序抗拒克服惯性的速度快慢，还有赖于东亚货币整合方向的确定。
在谈到人民币国际化前景时，就不得不考虑到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双边经济相互依存的广度之大。美国占中国对外出口的大头，远远高于其他国家，而中国是美国国债最大的境外投资者。与此同时，两大经济体之间巨额全球收支不平衡将中美双边关系置于涉及减少不均衡以及恢复全球需要平衡等政策讨论的核心位置。
最近四年来，中美关系处于战略与经济对话——一系列双边高端会议——的大框架下运转。该架构提供了平台，两国可以就从汇率机制到能源政策再到环保问题等重要双边议题展开有效接触、谈判和战略筹划。但是中国对其汇率的管理一直是双边关系重复出现的焦点，有时候显得十分紧迫。这种局面会随着人民币的国际化得到改观——鼓励这一进程符合美国特别是全世界的利益。随着人民币日渐成为国际贸易、融资货币，并最终成为储备货币，这一进程理应被看作是中国自主自愿的，而不是受到外部压力所致。
更加稳定的联合
抛开任何一个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不说，决策者应充分认识到朝向多元货币体系的再一次重演迈进将比现有的以美元为中心的体系更加稳定。更均衡的分配最终贷款人义务、在市场萧条时更好的提供流动性将会成为多元货币体系的两大主要好处。与此同时，分散外汇储备供应来源或准许发展中国家更轻易地达到本国储备吸纳目标，储备不轻易冒贬值风险。比起以美元为基础的货币体系，多元货币机制还可以获取更多合法性，特别是国际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将全球流动性与全球增长与投资同步，稳定双边汇率，创设机制与其他国家分享国际货币地位所带来的好处时更是如此。将国际货币所带来的好处扩大到其他国家有利于形成地缘政治优势。虽然改革尚未到来，但它显然已经在路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