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科研体制是在国际上对中国实行政治、经济、军事与文化封锁的历史格局下形成的，被封闭的环境导致中国的科技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一切自主，自力更生。这种策略的延续，则与当今全球化时代科学、技术与知识共享的普遍趋势不吻合。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先“依托美国的科学，发展自己的应用研究”，然后在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提高基础研究的比重，这种策略值得我们正视。

　　中国的科研体制遗留太多计划经济的色彩。美国的科研机构、科研人员与科研经费等的四分之三都是由企业（100%都是民营企业）掌握的，而在中国，90%以上是由政府掌握的。企业主导性弱、科技自主组织发展缓慢甚至在实际上被禁止、政府主导性过强，导致中国科技实践存在“不懂科技发展规律却主导科技政策”、“建国60余年来，政治干预对科技的发展‘过’远远大于‘功’”、“为科技而科技”的严重问题。

　　处在一个后现代化的国家，中国科学研究的策略需要更明智，要在观念、体制与政策上，解决“科技、教育与社会三张皮，互不关联”的重大问题。

　　教育是科技发展的第一标的。1946年以后，中国再也没有培养出一个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获得者，反映了中国教育的整体失败。中国一流大学现今基本成为美欧大学的预备学校，中国各行各业不惜重金一边倒地吸引海龟人才等现象，不是中国教育的光荣，而是中国教育的悲哀。麦肯锡2005年的报告指出中国大学培养中层以上管理者的能力比不上印度，反映了中国管理学尤其是工商管理教育的问题。中国大学的教育，要完整继承世界教育发展的三大优秀传统：德国的大学研究体制、英国的全面人格培养，美国的社会服务理念与实践。大学是社会之母，大学无处抱怨。

　　科学和教育事业发展的最终的目的都在于推动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汶川大地震、舟曲泥石流、玉树地震、7.23动车惨剧等一系列灾难，以及各地迭出的社会行政及司法不公引发的访民上访潮，由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变成垃圾工程，政府官员寻租与腐败前赴后继等现象，突显中国社会存在严重的公共管理危机。中国企业技术对外依存度在50%以上；中国经济增长10%的经济效益（企业利润率）仅等于美国经济增长2%带来的经济效益（迈克尔o斯宾塞语）；18亿件衬衫换一架波音飞机；福布斯世界企业500强，连续多年，中国只有2家民营企业（华为、沙钢）入榜……这一系列经济及企业能力问题，都与工商管理关联，都为管理学的中国研究提供了巨大的需求。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的管理学研究不能满足这些需求；在管理咨询、企业培训、商业期刊、学术着作、专业教材等市场上，高端市场及畅销作品，几乎都属于外来的。

　　对于一个转型中的国家来说，约束当代中国科技发展的慢变量，不是人员（数量或质量）问题，也不是资金（资金不足、物质条件有限）问题，而是促进科技发展的观念与体制障碍的问题。对于中国人来说，包括管理学在内，科学都是一个帕来品，对于科学发展机理、体制的理解与建设，先天不足，且由于历史环境的限制，多有曲解与误导。当我们津津乐道于亚当·斯密、科斯、诺斯、布坎南、钱德勒、德鲁克、科特勒、明茨伯格等大师学者时，应该检讨一下：中国为什么产生不了这些学术大师（经济学与管理学的钱学森命题）？这些大师如果出生在中国，结果会怎样？中国应该如何创造孕育学术大师的科学环境呢？

　　——2011年9月9日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与政策局“基于中国管理实践的重大理论创新问题”第67期双清论坛学术研讨会（吉林大学）的报告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