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7月已经过去了，但这个月发生在神州大地上的很多事件，比如“建党90周年”、“郭美美炫富”、“达芬奇造假”、中央部委“三公”公开、“地方债务危机”、“南海领土争端”、“高铁故障与动车追尾”、“赖昌星被遣返”等，这些事件对媒体来说是一次集体的盛宴，但对整个国家来说，却是长期以来政治经济领域存在的结构性矛盾日积月累后的必然爆发，也必将成为加速中国巨变的催化剂。我曾打算对这些承上启下的大事件进行逐一解读，但因时间和精力有限，为了尽可能的避开敏感词，只能把对具体的事件的分析糅合在大的框架内，最后在对政治经济等问题分析的基础上，指出“由左及右”的中国现代化之路。

1、从《建党伟业》的政治娱乐化与娱乐政治化说起

2011年7月1日，共产党建党90周年之际，神州大地，内白外红。献礼片《建党伟业》，虽然本身是政治娱乐化和娱乐政治化媾和的怪胎，但通过影片我们还是认识到上世纪革命的历史意义。《建党伟业》本应是一部比较严肃、正面的影视作品，我之所以说它是政治娱乐化和娱乐政治化的怪胎，主要在于三个原因。一是因党国政府自身公信力的丧失，很多本来能够纪念“党”的东西，通过各级官员在新闻媒体上相互欺骗等形式，已经达不到纪念的效果，所以只好诉诸于娱乐。二是即使诉诸于娱乐，也完全没有必要拿查无实据的领袖“绯闻”去炒作，更没有必要通过“群星会”，特别是一群已成为外籍明星的“群星会”的形式来提高影片的知名度，从而提高票房价格和商业回报，这是对中国人民族尊严的再次侮辱；三是组织观看《建党伟业》这样一部娱乐化、商业化色彩浓厚的电影竟然成为政府部门一项政治任务，而且是政府部门和党员拿着纳税人的钱去支持如此垃圾的影片的票房和上座率，还美其名曰爱党爱国主义教育，而普通民众却要自掏腰包，而且还要等到党员干部受完教育后才有机会缅怀“建党伟业”？这无疑是一场闹剧。

在民众眼中，一个执政党，叫什么名字，或者标榜自己信仰的“主义”的伟大高尚，真的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它是一个民族党，还是一个既得利益者的小团体，这就是所谓的党性。而主义、体制、精英政治或者民选政府，虽然重要，但从本质上是居于党性下位的东西。绝大多数人对政党制度的诟病，并不是一党执政本身存在的问题，而是党性和民族性二者不兼容的问题，而这种不兼容可以浓缩为“腐败，亡国；反腐，亡党”这八个字。因此，一个民族党，它必然会外争国权，内富于民，必然会将主权在民与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视为执政的基本理念，在自我约束的同时接受监督；相反，一个名为人民党世纪沦落为既得利益者的小团体的政治组织，必然是一个背叛了开国元勋建党理念，丧失信仰，只谋私利，公然践踏公平正义的普遍价值，且内部已经四分五裂的腐朽党，这样的政党，必然同时面临内部的分化与外部的竞争。

建党90周年对未来中国最大的影响，就在于广大民众是如何在90年的历史坐标中，寻找自身所处时代的定位。而《建党伟业》越是渲染当年建党的伟大，无疑越加大了民众在历史和现实之间的落差。因为，要强调执政党的合法性，必然渲染自身的民族性和革命性，而这种渲染又是对现实的一种挑战，可见，篡改历史和否认现实是一个两难命题，而这种两难会成为推动中国未来巨变的内在力量。

2、南海领土争端彰显中国政治经济危机

6月以来，越南国内关于南海问题的游行示威，以及美国和菲律宾等当事国的联合军演使南海问题不断升温，而7月23日，东盟关于南海问题的谈判似乎让南海争端有所降温，但是，南海问题根本不是一个独立的外交事件，而是地缘政治下大国利益的一场博弈，这就注定了即使谈判让南海问题暂时降温，但这里也不可能有持久的和平。南海问题虽然复杂，但是说到底，是资源的稀缺和某些领导人在政治上的愚蠢，但是今天再去讨论南海领土问题的战争与和平，虽然很有必要，但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中国目前的政治经济形势，不但南中国海，而且，钓鱼岛，西藏新疆等任何与领域和主权有关的争端都不可能发生战事，主要原因并不是吴建民所谓的韬光养晦和官方的和平崛起，而是今天中国政治经济形势的严峻性，根本无法承受一场战争，或者说，执政党根本无法驾驭一场战争哪怕是局部战争的最终结果。如果说对腐败的报道还可以掩饰为个别现象的话，那么，中央部委“三公”相继公开后暴露出政府的天价消费，以及垄断企业的暴利、食品和交通安全、地方政府债务危机和土地财政泡沫破灭后的经济崩溃；再加上“郭美美事件”“达芬奇造假”等不仅使政府，而且使整个社会的公信力遭到极端破坏，而所有这些关系到执政党合法性和执政能力的大问题，注定了“攘外必先安内”，“稳定压倒一切”会成为必然选择，为了平息众怒，为了拖延时间，用利益换和平再自然不过，但这种做法最终会引爆政治经济危机，只是时间和危机规模的问题。

南海问题里边存在一个视觉上的误差，那就是南海问题表面上看是国防外交的危机，但本质上是中国政治经济危机。中国官方和很多专家学者认为，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南海争端，当事国可以实现共赢，但我觉得，领土和主权问题，不存在共赢，因为这是一个零和游戏。南海争端表面上是中国和越南、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的领土争端问题，是可以通过国际法裁决的问题，但说到底，却是一个国家内政和综合国力竞争的问题。无论哪一个国家，挑起争端的最终目的不外乎谋求利益最大化。越南，菲律宾虽然是始作俑者，但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没有中国分裂势力的呼应，中国纵然再软弱，越南等国也是飞蛾投火，因此，美国的表态，或者说美国的利益诉求才是判断南海问题的关键。而美国的利益诉求，不外乎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意识形态三方面。在经济上，美国需要中国支持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需要中国多印人民币去购买美国国债，需要中国购买美国即将淘汰的波音飞机和即将上马的新能源产品，但反对“中国制造”占领欧美市场；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美国需要掌控亚太形势，因此，既不希望中国回到毛泽东时代，因为那样的话美国马上会失去巨额的经济利益；也不希望中国马上四分五裂，那样的话日本必将再次侵略中国，东亚局势一旦失衡，美国的控制成本会增加；美国更不希望中国改革和转型成功，因为那样的话会会对美国形成真正的挑战。所以，通过制造各种假象，在谋取巨额经济利益的同时，干涉中国内政，打压包括毛左派和社民派等任何有民族主义倾向的力量，应是美国的必然选择，中国无疑很被动，因为无论作何选择，其结果都是政治经济危机的加剧。所以，我觉得，即使南海问题开始在东盟框架内谈判桌上进行，但决定性因素仍在谈判桌之外。

3、地方债务危机暴露了中国经济的死结

7月份，中国地方政府负债情况的逐渐公开，引发国内外对地方债务危机的担忧，国际评机构不断下调中国地方政府债和房产金融行业的信誉等级，这既是多年来中国发展模式的必然结果，也将成为引爆中国土地财政和资产泡沫的导火索。

中国的发展模式和成功经验，说到底就是将政治上的专制主义和经济上的自由主义强行捆绑在一起，对这一模式的优劣与特殊性的讨论已经没有丝毫的意义，因为，这种模式不具有可持续性，更不可复制。改革开放以来，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歪曲与妖魔化，使得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被主导经济发展所取代，从而造成权力的错位、越位和缺位（以下简称“三位”）。政府职能的“三位”造，等于给权力这只猛虎插上翅膀，权力不但不受任何制约，而且，敢于践踏法律和道德。再加上脱离民生的GDP成为官员考核的唯一标准，这就注定了政府对大项目特别是“铁公鸡”和“三高”、对大企业特别是国企和外企、对大资本特别是外资的追求和喜好。各种形式的项目与资本，加上政府的土地财政和滥发货币，必然导致通货膨胀，资产泡沫，“国进民退”，“外进内退”，政府的投资与消费无限膨胀，民众消费萎缩与民间的投机却很盛行等一系列的结构畸形和恶性循环。虽然，中国人一直有储蓄的传统，但是，政府主导的以上发展模式，在加剧贫富分化和贪污腐败的同时，却让每个中国人的平均负债高达1万元，（中央四万亿的“救市”资金，加上地方投资的负债，各种数据均显示，政府债务应该在10万亿以上），与如此高的负债对应的不是高新技术主导的实体经济，也不是金融创新主导的虚拟经济，更不是强大的政治军事影响力，而是以土地财政和权力溢价为核心的高房价、高通货和政府高消费。

如何稀释如此高的负债？首先，通过对外贸易消化债务危机的可能性已经越来越小。一方面，金融危机后，欧美市场萎缩，而中国在通胀和资产泡沫之下，资源和劳动力成本的大幅上升，使得中国制造的竞争力难以为继，外向型经济以及与之对应的沿海中小企业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这些企业要么通过举债和压缩利润空间求生存，要么直接倒闭再用手中的资本去投机谋利。问题是，在目前反通胀的金融信贷政策下，中小企业向银行融资的可能性已经很小，要想获得资金，只能是民间高利息借贷，这种民间借贷一旦遭遇实体经济的波动，必将引发严重的社会危机。相反，如果中小企业大面积的倒闭，不但带来宏观经济的萎缩，而且必然造成大面积的失业。另一方面，中国的国内政治体制和官方的意识形态，都排斥对外输出危机的做法。更重要的是，中国连独立的中央银行都没有，在全球化体系中，是金融领域的侏儒，是高新技术和高端制造领域的矮子，因此，没有对外输出危机的能力。

那么，内部消化这些债务的可能性又有多大？中国政府债务主要来源于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比如，高速公路，高铁桥梁、政府面子工程，以及政府以土地、资源作为出资的参股投资，这些项目能否通过盈利来偿还债务呢？悲观但客观的说，是不可能的。因为，这种发展模式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土地价值的不断上升和货币的不断超发，而土地升值和货币超发必然催生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民众财富因不断缩水其购买力越来越弱。在民众不敢消费或者没有能力消费的背景下，政府投资项目要想赢利以摆脱债务危机，只有两个办法，一是加大政府消费，二是强制民众消费。加大政府消费只能增加税收和土地财政收入，即使不考虑这种模式对政府公信力和合法性的损害，单就经济层面上看，最终结果只能使债务危机更加严重；而在没有消费能力的情况下强制民众消费只能会让消费更疲软。最典型的强制消费莫过于中国进入高铁“大跃进”时代后，原来很多价格低廉的列车被强制停运。比如，从北京到天津，自从行程28分钟，票价58元得城际铁路开通后，早先行程76分钟，票价30元的铁路航线便被强制取消了。但问题是，有多少人能在节省下来的38分钟时间内赚到多支付的28元票价。交通出行问题，不同经济条件的人，对效率和成本的需求是多样化的，高铁的“一刀切”是一件有悖经济和社会伦理的事。更重要的问题在于，中国的实体经济和民间消费根本不能支撑高铁的“大跃进”，更何况随着交通运输方式的多样化和网络信息的产业化，高铁“大跃进”所导致的产能过剩，注定了其不可能实现盈利，其他的基础项目无不如此。

在外向型经济遇到发展瓶颈的今天，除了不可持续的土地财政和政府投资外，中国经济起死回生的增长点在哪里？如何消化巨额的政府债务？在这个难题未解之前，一旦土地贬值，一旦印钞机减速，一旦外部环境更加恶化，“硬着陆”的又岂止是中国房地产？而维持土地财政和滥发货币又岂可持续？所以说，7月份曝光的政府债务危机和房地产调控遭遇的土地财政难题，将中国政治经济这一盘棋的死穴暴露无遗。

4、“甬温7.23事件”只是这个悲剧时代的一个缩影

“7.23动车追尾事件”之所以从一场灾难事故迅速演化为一起社会事件和政治危机，我觉得有两个层面的原因。首先，如果仅用铁道部的强势和官员道德水准的沦丧来解释事故发生铁道部掩埋车头，并抛出有悖人道主义的“赔偿协议”的话，虽然没有错，但多少有点牵强，因为决定态度和行为的是隐含在事件中的利益纠葛。中国的高铁“大跃进”虽然是在铁道部的推动下开展的，但从源头上看却是中央集体决策的结果，也是在土地财政和高房价即将败下阵的时候，作为中国经济“保八”的接力棒。如果理解了这一点，就会明白为什么事故发生后，铁道部急于掩埋车头，急于通过赔偿协议消除事故的负面影响。因为，面对高铁项目2万亿的政府负债，面对房地产泡沫的一触即发，高铁真的伤不起，如果没有大规模的出口订单，没有预期内的上座率，拿什么来填补高负债这个大窟窿？我理解铁道部的苦衷，但是，任何形式的大跃进都是违背经济规律的愚蠢之举，任何异想天开的做法其结果只能是雪上加霜。据报道，铁道部去年的毛利润是46亿元，与2万亿规模的负债相比，这简直是沧海一粟。最基本的常识是，高铁属于基础设施，从功能上看，是为经济和民生服务的，而不是经济本身。且不说中国经济的基本面能不能支撑高铁的高速度和高票价，单就设计和管理上存在的且已经屡次发生的安全隐患已经让中国高铁成为高危的代名词，这样的高新技术我想没有一个国家和政府愿意进口。因此，高负债发展高铁，把经济“保八”重任寄望于高铁，而在事故接二连三发生后为了经济利益，无视社会效果的做法，如果不是无知，就是无耻。当然，任何管理和技术上的缺陷都可以通过不断地改进来弥补和纠正，但是，公众的心理阴影，中国经济对高铁在内需和出口领域的依赖，能不能熬到那一天却是个未知数。

其次，公众对铁道部的怨恨并不是因为“高铁大跃进”的本身，而是铁道部在高铁大跃进的过程中，只顾贪污腐败和自身的政绩，而漠视运行安全的急功近利行为，但这一问题的背后，是深层次的体制问题。铁道部的水有多深，看看铁道部短短一年内落马的8位高官就知道了。刘志军，张曙光这些巨贪只是再次验证了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一铁律。中国的铁道部部长不但是堂堂一国铁道部的行政首长，还是政企不分的“铁老大”的大老板。这样的双重身份意味着他有双重目标：既要提高铁路的运行效率和服务质量使全民享受交通便利，又要为铁路企业法律上的主人（全民）努力保值增值，但事实上，由于国有资产本身存在的所有人缺位，加上铁道部是一个拥有武装、司法系统的“国中国”，根本没有什么力量可以制约和监管，因此，这两个目标铁道部永远不可能实现、也用不着实现，追求短期的经济利益成为必然选择。但是，如果整个设计、制造、运营都由铁道部“垄断”的话，虽然成本高了一点，但是在安全问题上应该不至于如此的草率，可问题是，“高铁大跃进”这块蛋糕实在太鲜美诱人了，以致于被许多有深层背景的利益集团盯上了。《时代周报》2011年7月28日刊发的《多舛铁道部》一文中，披露了这样的内幕：“因为铁道部有这么多大额的工程，所以就被人盯上了。”宫杨兴说。他指的是有深厚背景的某些人。“后来那帮人觉得铁路的工程有利可图，便开始找刘志军帮忙张罗招投标的事，最初，刘志军还可以左右平衡得好，但到了后来，这个群体人越来越多，刘志军就在铁道部内部弄了一个类似《铁道部招投标办法一》的文件，这个文件一直出到四，其主要内容就是‘抓阄’，谁抓到了谁拿工程，但这就惹恼了这部分人，间接地让刘志军开始树敌，最终导致其下台。”可见，铁道部虽然很牛，但是也做不到吃独食，在所有者被虚化和监管缺位的体制下，“高铁大跃进”和所有的政府投资一样，都是权力者集体狂欢的盛宴。修高铁和盖房子一样，层层转包，层层分肥，干活的不赚钱，赚钱的不干活。这种体制下的任何工程，不出质量问题，从逻辑上都解释不通。可悲的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十年，正是这种模式在各个领域、各个行业、各个地区被疯狂复制的十年，也正基于此，今后数十年必将是质量安全事故的多发期。

综上，整个事情的脉络清晰如下：土地财政和债务危机暴露了中国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和部门利益促使“高铁大跃进”的仓促上马，而所有权虚化与监管缺失下的“高铁大跃进”导致“7.23甬温动车追尾” 悲剧的发生。铁道部只是“高铁大跃进”和无监管的体制中最大分肥者而非唯一分肥者，所以追究责任难上加难。其实，交通运输、保障房、食品药品、医疗教育等领域的问题和铁道部大同小异。因为，所有问题存在的土壤和体制是相同的。“7.23甬温动车追尾”悲剧发生后，分拆铁道部和铁路私营化的呼声不绝于耳，但说到底，这些只是资本和权力通过挟持民意，企图从中分肥的落井下石之举而已。假如铁道部分拆，受益的无非是交通运输部和地方政府，甚至包括民航系统，可交通运输部管辖下的“天价过路费”以及因“桥歪歪”等工程质量发生的安全事故难道少吗？如果铁路私营化，在目前中国民族企业非常弱势的大背景下，最终受益的必然是受外资控制的大资本，外资占据垄断地位后不断涨价的事情我们吃得苦难道少吗？所以，无论分拆还是私营，只是利益分配的重新洗牌，并不能带来技术和经营上的根本变化，对于民众和消费者也好，对于整个国家也好，根本性的体制和监管问题并没有实质改变。因为，高铁的大跃进也好，铁道部的腐败也好，根本原因不在于铁路的经营方式和管理模式，而在于民众财富所有权的代理人——权力所有者滥用代理权，并想办法弱化监管。

5、“由左及右”——未来之路

通过对以上不同问题的分析，其实只是为了说明一个问题，中国所有危机的根源，在于产权的被虚化以及产权法理上的管理者的变质，与之对应的，解决问题的途径不外乎两种办法，一种是将所有权私有化，私有化以后按照社会契约的精神，产权所有者通过让渡一部分权力，建立民选的民主有限政府，这样既解决了产权虚化的问题，也解决了监管困难问题，这比较接近右派的观点；一种是不改变所有权的性质，重新寻找信得过的管理者；具体而言，通过强化中央集权，削弱资本和市场对权力的分化，建立一个强大的人民政府，这比较接近左派的观点。我的看法是，民主、自由、宪政、市场经济以及与之对应的经济和社会形态等，确实具有“普世”性，也是评判一个国家是否跨入现代化行列的基本指标，但是，这些理念以及与之对应的体制，是建立在以下政治经济社会等基础上的，如果一个国家不具备这些条件，那么在危机的挟持下，在权贵既得利益者、极右的自由主义者、民族分裂主义者、以及西方反华势力的推动下，政治经济上的“西化”无疑是一件风险非常大的事情。以下是现代化国家应具备的基本条件以及不具备这些条件却模仿西方模式惨遭失败的案例：               

其一，执政党是一个能将政党利益和民族利益对接起来的政党。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为了维护政党利益必然会牺牲民族利益。比如，印度虽然表面上是一个民主国家，但印度的政党只代表大财团的利益，印度的民主与占人口70%的穷人基本无关。

其二，要有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党利益和民族利益之所以经常矛盾，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整个中央集权被不同形式的资本绑架后不断的弱化和分化，权力背叛基本的法理并成为资本的附庸。被当做现代化失败案例的拉美国家，虽然复制了西方的政治模式，但由于缺乏基于独立民族国家的中央集权，再加上经济的落后，社会反而长期动荡不安；而日本，虽然有发达的制造业，但由于权力实际掌握在各级官僚手中，因此，国家元首经常走马灯式的更换，这同样不是一个现代国家应有的。

其三，要有强大且独立的经济体系，特别是高精尖的工业化体系。全球化体系实质上是一个金字塔结构，美国通过控制标准的制定权和铸币权，外加强大的军事和科技优势，居于金字塔顶端，日本、欧洲通过政治文明和发达的制造业居于第二层级，“金砖国家”等依靠简单再加工的国家居于第三层级，中东等依靠能源资源出口的国家居于金字塔最底层。在这样一个全球经济体系中，越靠近底端的国家，经济上越受制于人，没有经济上的独立和强大，何来政治上的独立和自主？而且，经济上的对外依赖，必然会加剧中央集权与地方的矛盾。

其四，要有趋于成熟的公民社会。公民社会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而是由一系列可评判的指标组合而成。比如，在社会结构上，要有一个容纳了大多数国民的中产阶层，作为缓冲社会矛盾，引领消费市场和文化潮流；在社会流动性上，各个阶层之间自下而上的渠道必须是畅通的，而不是世袭的；在思想意识上，占据主流的是人的自由平等，而不是权力万能；在社会规则上，应该崇尚法治和契约精神，而不是关系万能等。中国十多年来的发展，特别是近几年愈演愈烈的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正在加速消灭中间阶层，不敢想象，一个中间阶层萎缩的现代化国家将是多么的滑稽。

其五，要有强大的国防和外交支撑。在革命年代，枪杆子里出政权，在全球化时代，强大的国防是国家整体安全的最后保障，这是妇孺皆知的基本常识。美国之所以在世界上经常不讲理，军事上的强大是最重要的原因，俄罗斯虽然经济上不怎么样，但因为强大的国防实力，俄罗斯的国际影响力仍不容小觑。在这一点上，绝不能照搬东南亚小国通过安保协议的方式把国防安全交给美国的模式。

目前，世界上现代化失败的国家，都是在不具备以上五个条件的情况下，模仿西方的政治经济体制所致。中国虽然被誉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但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学界一致认为，中国正处于转型阶段，这里的转型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理解，但从大历史的角度看，转型的本质上应该是指从东方帝国的末期向现代国家的转型。以上五个方面既是转型的目标，也是现代化国家的标志，遗憾的是中国目前根本不具备任意一条。因此，未来中国的道路，应该是通过政治经济领域的变革，逐一创造现代化的条件，而不是直接复制作为现代化结果的体制。否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一个国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只能干不同的事情。所以，中国未来三十到五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必然要走一条“先左后右”的道路，而且，从目前的现状来看，这一趋势也势在必行。

本文前半部分曾分析了中国经济政治及外交的困境，而接下来的资产泡沫、债务危机以及多年来粗放型发展所积累矛盾的集体爆发，意味着经济和社会危机，面对危机，对城市化、人口政策、经济体制、外交政策的质疑和批判，必然推动中国社会全面向“左”转，与之对应的是，执政党不得不面对的内部分化与改革，甚至来自第三方力量的竞争。如果中国能够摆脱前苏联的厄运，那么历史最终必将能够代表民族利益的政治力量推上前台，而一个具备民族性的政治团体，必然会通过加强中央集权，统一国内市场，建立独立的经济体系和强大的国防力量。在这个巨变的过程中，由于长期对民主法治、自由平等、有限政府等思想理念的普及，必然会推动公民社会的形成和现代政治经济体制的确立。至此，现代化国家的基本条件同时具备，而作为成果的民主自由，国强民富基本同时实现。如何强化中央集权，建立独立强大的经济体系和国防力量，本质上是通过削弱内外资本以及官僚阶层的利益，填补底层阶层和国家的利益，这根本不是博弈，而是斗争，因此，“右”的道路根本走不通，只能通过“左”的途径，先强化中央集权，实现经济的独立和国防的安全，如果这一步成功了，“右”的价值理念才有存在的基础。这正是“由左及右”的原因所在。我了阐明这一推断，下面再做进一步说明。

政治上的威权主义加经济上的自由主义被视为中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法宝。但是，这一模式有着不可复制的国内外环境，比如，欧美国家制造业的空心化以及因大力发展金融业而对外输出资本，中国廉价的劳动力等因素；更重要的是这一模式是通过付出承重的代价换取的，因此是无法可持续的，比如对资源环境的牺牲，对民生、贪污腐败甚至涉及领土主权问题的容忍等。中国模式在取得成绩的同时，造成的地区差异、城乡差异，贫富差异，以及江浙模式、广东模式、山东模式，上海模式等不同的经济社会模式，才是中国经济社会转型面临的最大隐患。

不同的经济模式对国家的法律政策，对政治和经济环境以及国内外市场的需求和依赖是完全不同的。比如江浙模式和广东模式，本质上是宽松的政府监管与权力干涉+廉价的资源与劳动力+便利的交通运输，改革开放初期，对于吸引资本，解决就业，搞活经济做出了贡献，同时在对外贸易中，传播了西方的许多价值理念。但是，从长远来看，这是一种低层次的加工模式，从国家层面看，不利于产业的升级。这一点和美国南北战争前的现状非常相视，可见，落后的经济模式和国家的整体战略是矛盾的，2008年《劳动合同法》颁布后，之所以遭到江浙粤地区的强烈反对，根本原因就在于江浙模式对劳动力的成本非常敏感。问题是，神州大地上存在的经济模式实在太多，经济的多元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对中央集权的弱化和分化是不可避免的，世界历史上，无论是美国南北战争，还是德意志的统一，无不因经济形态的多元化对中央集权的弱化和分化而起。一个落后的国家，要完成政治和经济上的现代化，首先需要的是统一的市场和工业体系，而统一的市场和工业体系离不开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的保障。

这里必须强调一个政治学常识，那就是强有力的中央集权不等于独裁政府，民主政府也不排斥中央集权，因为中央集权强调的是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而民主强调的是通过民主方式形成权力并管理社会。强化中央集权的过程，也是统一市场，建立独立的经济体系和强大国防的过程，而其具体形式，最初必然是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渐进式改革，如果收效甚微，必然走向政治领域的改革甚至暴力冲突。但可以预见的是，在强化中央集权的过程中，城市化、民主自由、有限政府这些被人类历史证明了大大趋势和普遍价值必然出现曲折甚至倒退，或许，这就是现代化必须付出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