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从某种程度上说，2005年穆巴拉克亲自导演的修宪关闭了反对派竞选的大门。所有的尖锐的社会矛盾依旧存在，但是解决问题的政治渠道却被堵死了。穆巴拉克政权由此遭受到了哈贝马斯所说的“合法性危机”。
1954 年10 月26 日，纳赛尔在亚历山大港遭遇穆斯林兄弟会暗杀，不惧威胁的他赢得广泛支持。图为28 日纳赛尔返回开罗时受到民众热烈欢送
经济鸿沟
1979年，埃及总统萨达特在开罗北郊尼罗河畔的家中接受美国《幸福》杂志记者的采访。他对名为戴维·B.丹宁的记者说：“我们的制度完全使思想和主动性瘫痪了，我们应该从头做起。”不久前，他刚刚与以色列签署了“戴维营协议”。而两年后，他则死于伊斯兰极端分子的刺杀。
1952年埃及独立，建立了现代民族国家。此后纳赛尔、萨达特和穆巴拉克主导了这个国家的方向，而萨达特则是其中最具转型意义的人物。回到萨达特时代的埃及，则有助于理解30多年后解放广场的革命运动，以及那些革命青年们的愿望——经济的尊严、政治的尊严与外交的尊严——究竟又意味着什么？
萨达特时代，凡是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困难埃及全有：地少人多；国民经济由官僚体系控制，畸形发展；“国营工业给几千名工人做毫无意义的工作，但他们实际几乎什么也没有做”。
纳赛尔时期的经济模式基本上仿照苏联，大力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具有很强的计划经济特征。全部的银行、保险公司和重工业企业由国家所有，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主导。
1970年萨达特总统执政后，大力发展私营经济，执行开放政策，其特点就是“消费型开放”。引进阿拉伯及其他国家的资金和技术，利用外资和外援来发展国民经济。同时动员本国资金投入，发挥私人资本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他开放封闭8年之久的苏伊士运河，大力开采石油，鼓励侨汇，发展旅游业。
开放政策带来了显著的效应，埃及经济增长的主要指标都高于一般发展中国家。1970～1979年，埃及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达7.6%，工业年平均增长率为7.8%，制造业为8.2%，人均收入的年增长率达6.7%。新的外国私人投资（非石油部门）也从1977年的1亿美元，增至1980年的4亿美元。更重要的是，由于外交上的转向，埃及成为美国的盟友，得到了大量的美元援助。实惠是看得到的，在埃及消费的每4个面包中就有一个是由美国提供的。
但是萨达特的改革使社会全面转型，负面效应逐渐显现，最明显的就是贫富差距骤增。1964到1976年，60%的下层民众总收入从占国民收入的28.7%下降到19.93%，30%的中间人群总收入从40.27%下降到21.52%，而10%的富有者，其收入则从31.9%上升为58.55%。失业率从1960年的约2.2%升至1976年的7.7%，而补贴占公众开支的比重却从1974年的29%下降到1977年的17%。城乡贫困家庭率从1964的27%上升至1975年的44%。
这对于经历过纳赛尔“社会主义”时期的埃及人来说，当然难以接受。1977～1978年财政年度国家赤字达13亿埃镑，通货膨胀率高达40%。军费开支从1978～1979年度的25亿埃镑上升到5年后的将近40亿埃镑，其中20亿靠美国支援度日。裁军需要大量经费，10万～20万军人等待退役，造成就业压力。大学毕业生得不到国家许诺的工作分配，或分配了工作后不久又被解雇。而特权分子从“开放”政策中大捞油水，国有资产通过各种途径流入了他们的腰包。
《幸福》杂志的记者写道：“一小撮埃及人似乎是从外国投资的浪潮中捞了一大把。他们作为外国公司的合伙者，每月收入比政府中最高级别的部长薪金还要高5倍或10倍。他们驾驶的奔驰汽车，在埃及售价4万美元一辆。他们出入于以往只有外国人才吃喝的餐馆里，租用豪华别墅……他们在‘希尔顿’和‘谢里登’大酒店中举行婚礼，其奢侈挥霍实在惊人——在那里演一场肚皮舞就可以赚3000美元。”
萨达特开创了埃及经济的一个重要的特征——GDP与财富的增长并没有让大部分人得到好处。尽管宏观经济数据表现优异，经济向上增长，但社会公平指数却在下降，穷人的生活没有改善，中下阶层由此产生了巨大的剥夺感和失落感。
埃及总统萨达特
1981年，萨达特遇刺身亡。民众保持了沉默，他们在葬礼时留在家中，与纳赛尔死时举国哀悼的场面形成鲜明的对照。经济发展与民众生活之间形成了巨大的落差，这也是执政者、特权阶层与街头民众之间的距离。
穆巴拉克延续了萨达特的开放政策与私有化运动。一方面，它扩大了开放的领域，从“消费型开放”发展到“生产型开发”。鼓励、引导外国资本和本国私人资本向生产项目投资，以加速本国工农业的发展。同时改进国营企业经营管理，继续放宽对私营部门的限制。另一方面，穆巴拉克启动了国有经济的私有化，银行、保险业相继改制。
穆巴拉克的政治生涯并不顺利，上台不久便遭遇了长达10年的经济危机。不过1990年的海湾战争，为他提供了转机。埃及坚决支持科威特，并带头参加了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成为美国在中东最重要的盟友。
“投名状”带来了丰厚的回报。美国等西方国家和国际组织共减免埃及500亿美元外债中的255亿。海湾阿拉伯国家不但免除埃及的债务，还向其提供多种赠款和援助。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的帮助下，上世纪90年代埃及开始了一轮新的经济改革。通过降低补贴、削减赤字稳定了宏观经济。
2002年的第二次海湾战争给埃及经济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穆巴拉克一方面减税和简化税收制度以鼓励私人投资，另一方面继续加快对大型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改造。这些措施的确带来了GDP的增长，2005年埃及的GDP就回升到了4.5%，2007到2009年埃及的GDP甚至超过了7%，2010年的上半年也达到了5.8%。
但此时的埃及经济已经与全球挂钩，货币自由兑换，资本账户松动，投资主要靠FDI（外商直接投资）。于是在2007年后，埃及与当时东欧、俄罗斯、东亚等国家一样面临了巨大的通胀压力。2008年通货膨胀率达到11.7%，2009年为16.2%，革命前的2010年为11.7%，2011年预计仍将超过10%。
通胀进一步加剧了埃及社会的两极分化，分配极为不均，失业率高居不下。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2007年贫困人口达到了2800万，占国家人口的40%，他们每天的生活费不足2美元。2007年开始的粮食危机带来了社会动荡，食物价格上涨超过了20%，穷人的收入大部分用于糊口。埃及经济的所谓发展并没有改善大多数普通人的生活。
就像萨达特时代的经济部长哈默德·赛耶所说的：“当然，我们的统计看起来是良好的，但这些统计对于街头的人民有什么意义呢？毫无意义。街头的人会问：‘为什么我没有一次乘公交车不是像沙丁鱼一样被塞在里面的呢？为什么自来水不能够达到我三楼的房间呢？’他们是要确凿的证据来说明他们的生活确实得到了改善。”
利益分配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最终，利益的旁观者成为政权的终结者。
失业：社会秩序的敌对者
开罗美国大学的社会学家阿明认为，目前埃及全国人口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富人集团，他们占人口总数的20%，但却拥有社会财富总量的55%，这些人或从政，或经商，他们腰缠万贯，挥金如土；第二层次是中产阶级，他们占人口的20%，占有27%的社会财富；第三层次是穷人，他们占人口的60%，由于收入低下，拥有的财富仅占18%。在穷人阶层中，政府下层公务员占据了相当的比重，他们中具有大学学历的月收入为130埃镑（约合人民币280元），其他公务员的月收入在80埃镑到120埃镑之间。据统计，一个埃及家庭平均每月的生活支出是400埃镑（约合人民币850元）。
与贫困相伴生的是较高的失业率。世界银行的数据是15%～16%，埃及政府是8%～10%，民间研究机构的估计是10%～12%，也就是说失业率在8%～16%。与其他陷于危机中的国家不同，人口与就业压力长期困扰着埃及。
失业的直接压力来自人口的快速增长。埃及国土面积约100万平方公里，2/3是沙漠，大部分人口居住在占国土面积不足4%的尼罗河绿洲。埃及1798年前后250万人，上世纪60年代约为2600万，1996年人口普查时为5930万，到现在为8000万人。
200年间人口增长了30多倍，增长率全世界罕见。每25年埃及的人口就要翻一番，埃及政府统计，埃及日均增加人口4500人，年均增加超过160万人，人口出生率为21.27‰。平均每一名埃及妇女生5.4个孩子，预计到2025年，埃及人口将达1.4亿。
90年代埃及的失业问题已经到了相当危险的程度，以致《埃及全面发展报告》（第一期）宣布：就业问题是当前埃及经济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失业问题已到了危险的边缘，将危及政治和经济的稳定、社会和谐。
从纳赛尔时代开始，埃及提供免费教育，每年都有50万～60万的大学生进入就业市场。政府必须每年创造100万个工作机会，才能基本解决就业问题。但埃及的失业从本质上讲是结构性失业，即国民经济无法为每年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创造出足够的就业机会。
英国殖民时代，棉花成为主要作物，以满足英国纺织工业对原棉的需求。以棉花为媒介，埃及较早地卷入世界市场，造成埃及现代化的畸形发展。即产业结构十分落后而不均衡，却又深度卷入世界市场。
埃及经济是一种严重依赖外部资源（外援和外资）、极易受到外部因素影响的畸形的消费型经济。长期以来，埃及经济储蓄率低，投资的行业和地区分布又很不平衡，国家投资明显不利于商品生产部门，如工农业、电力和建筑业，而偏向于不直接创造物质财富的流通领域和服务业，如交通运输、苏伊士运河、商业、房地产、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消费型经济的投资格局，不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经济发展缺乏后劲，制约了国民经济创造生产性就业机会的能力。
苏伊士运河的税收、旅游业、石油开采和劳务输出是埃及的四大支柱产业。服务业为主导，缺乏制造业基础，不可能长期稳定吸收每年的大量劳动力。从纳赛尔、萨达特到穆巴拉克，经济改革从未间断，但并没有形成竞争力的产业。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埃及的核心产业面目模糊。尤其是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制造”成为世界分工的重要一环。人口众多的埃及，并没有在全球产业链上找到自己的位置。
政府唯一能做的，就是把大量劳动力吸纳进政府机构成为公务员。埃及政府公务员人数多达550万，而维持政府有序、高效运作的实际需求量也许只需要1/3甚至1/4。官僚机构的庞大、腐败及办事效率低下已是历届政府的积弊之一。
在诸多的经济因素中，失业与社会、政治稳定的关联度最高。中国非洲史研究会副会长毕健康博士在《埃及现代化与政治稳定》一书中写到：“失业使当代社会所倡导和强调的自由与权利等动人心弦的价值观和思想变成空洞无物的虚伪的政治口号。”失业会“产生和强化失业者的疏离感和无归属感，使之逐步脱离现存的社会秩序，然后变成现存社会秩序的敌对者”。
而值得注意的是，从失业者的年龄和学历结构上看，失业者越来越多的是接受过正规教育的青年。1960～1986年有文凭的知识青年失业率远远高于无文凭者，1986年占到了86%，1995年增加到了98%。一般地说，受过较好教育的失业者大多不愿从事低薪体力劳动，但他们政治意识强，社会能量大，对政治稳定的威胁远高于低教育水平的失业者。
5月8日，人们为教派冲突遇难者举行葬礼。据埃及官方当日公布的数字，埃及穆斯林和科普特人7日晚间在吉萨省一所基督教堂的冲突造成12人死亡、238人受伤
宗教与政权
贫困人群与失业阶层成为政治动荡的群众基础，而宗教激进主义则提供了思想资源与组织能力。
布热津斯基说，几乎每个穆斯林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国家，面临着某种形式的宗教挑战，往往还伴有强制实行伊斯兰教法的要求。即便是像埃及、阿尔及利亚和印度尼西亚这类正式的世俗国家，也发现自己在宗教鼓动的平民动乱中挣扎。
自641年阿拉伯帝国占领后，埃及通过逐步伊斯兰化而成为伊斯兰国家。在中世纪埃及曾取代大马士革和巴格达成为伊斯兰世界的政治、宗教和文化中心，并一度充当抵御西方十字军东征的大本营。到奥斯曼帝国的阿里王朝时，埃及又成为伊斯兰国家学习西方先进思想和科学技术的典范。直到1798年拿破仑征服埃及的长达11个半世纪的岁月中，埃及的封建王朝虽几经更迭，但伊斯兰教的统治地位一直没有动摇。因此即使拿破仑在远征埃及时，都把自己扮演成伊斯兰教的拯救者，并自称是穆斯林，甚至故作姿态地身着穆斯林的服装进入伊斯兰的最高学府爱资哈尔。
伴随70年代以来伊斯兰复兴运动的高涨，伊斯兰作为影响埃及社会发展重要变数的作用再度凸现。美国著名伊斯兰和中东问题专家埃斯波西托说，埃及“曾为以西方和世俗为主导方向的现代化提供了一张晴雨表”，但“战斗的伊斯兰看似突然的爆发，与现代的希望和价值构成强烈反差。今天埃及提供了一个关于伊斯兰教对社会经济发展多种不同的复杂冲击的突出例证”。
1952年“七月革命”后，埃及的世俗政权与宗教势力进行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每一次政治与政策的失败，每一波社会问题的涌现，都会引发大规模的宗教运动。
纳赛尔提出平等的口号，结果却产生一个由行政与军队特权分子及高级官员组成的“新阶级”。纳赛尔提出要高速发展，但在他“计划经济”的控制下，经济的活力被官僚政治扼杀了，发展目标并没有达到。纳赛尔高举反帝、反殖民的大旗，把埃及视为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旗手，但正是在这一点上埃及受到最大的挫败：埃及与叙利亚联合的计划以失败告终；干预也门的内战几乎把埃及拖垮；1967年，纳赛尔把埃及拉进了另一场阿拉伯－以色列战争，结果和1948年一样，埃及在战争中惨败，还丢掉了西奈半岛。
纳赛尔主义的民族旗手形象面临挑战，于是如同当年的法鲁克王朝，埃及那根最敏感的神经，即民族主义神经被触痛了。人们不再相信纳赛尔主义万能，开始对国家振兴的问题重新思考，原教旨主义开始流行。他们认为：战争失败是世俗主义的失败，埃及背离了伊斯兰精神，因此应受到主的惩罚。在许多人眼里，世俗主义的一切尝试都失败了。现在，只有回到伊斯兰，才有可能振兴家园。
宗教激进主义突然在埃及形成高潮，而随着萨达特的上台，宗教和国家的对抗也步入高峰。萨达特曾经让伊斯兰力量大为振奋，因为他是虔诚的教徒，曾与穆斯林兄弟会的创始人哈桑·班纳见过面，听过他的讲课。1976年萨达特恢复多党制，随后就允许兄弟会以个人身份参加竞选，兄弟会主流于是逐步修正斗争方式，用合法手段争取政治目标。但这也使兄弟会中的激进派采取更不妥协的立场，许多人脱离兄弟会另立山头，一时间小组织林立，采用暴力甚至恐怖主义手段反对政府。
1977年，伊斯兰各宗教组织都召开会议，要求正式宜布“沙里亚法”是一切立法的依据。萨达特接受了这个要求，说政府将按照伊斯兰的教规，对酗酒、通奸、改信宗教等行为制定出惩罚办法。这一声明立刻引起占人口10%的基督教徒的骚乱，抗议活动持续了4天。萨达特不得不收回成命。于是，伊斯兰正统派说他背弃原则，宗教改革派说他要恢复传统，基督教徒说他要实行宗教歧视，原教旨主义指责他讨好世俗主义。
1977年“赎罪与迁徙”组织大闹开罗商业区，烧毁一切有西方色彩的夜总会、大商店、电影院等等。他们要求清除西方影响，恢复严格的伊斯兰戒律。事后政府逮捕了60名闹事者，该组织为解救这些人而绑架政府的宗教事务部长并最终将其杀害。政府则报以更大的镇压，620人被捕，其中465人受军法审判，5名领导人被处死。
国家目标与宗教原则的对立在萨达特的对外政策上更明显地表现出来，并导致国家与宗教的最终冲突。
1973年10月，萨达特发动“斋月战争”，埃及军队口颂《古兰经》，越过苏伊士运河，然而就在阿拉伯人欢呼“真主伟大”、感谢伊斯兰真谛又回到人间时，萨达特却出人意料地访问以色列，开辟了阿拉伯世界与以色列谈判的和平进程。从国家的角度看这是十分合理的，埃及在与以色列的对峙中损失巨大，经济发展受阻，国际地位下降，只有甩掉这个包袱，才能致力于现代化目标。但萨达特的举动却使阿拉伯世界大为愤怒，许多人谴责他背叛了伊斯兰的神圣事业。多数阿拉伯国家与埃及断交，普通民众也对此难以理解，萨达特最终倒在了伊斯兰极端分子的枪口下。
穆巴拉克执政后，立即释放了萨达特被暗杀前数月大规模拘捕的穆斯林兄弟会成员。他改变了前政府对兄弟会的高压政策，转为怀柔攻势，对宗教势力进行分化瓦解。穆斯林兄弟会虽坚持实施伊斯兰教法、建立伊斯兰国家等宗旨目标没有改变，但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同意以和平政策为基础，放弃暴力革命，愿意参与议会政治、建设伊斯兰经济及促进市民社会发展。但穆巴拉克始终没有给予穆斯林兄弟会建立政党的权利。
1991年，伊斯兰拯救阵线在阿尔及利亚大选获胜，这给了穆巴拉克很大的教训。根据一位穆斯林兄弟会领导人的说法，穆巴拉克“多次宣布他不会重复（阿尔及利亚）错误给予伊斯兰主义者官方参与政治或参加到民主选举的权利”。阿尔及利亚大选的结果加强了他的判断，如果允许自由和公正的大选，那就很可能意味着他的政权得不到席位。
萨达特在其统治后期曾说：“想从事伊斯兰教的人应该进清真寺，想从事政治的人应通过合适的机构。”这与西方“上帝的归于上帝，凯撒的归于凯撒”的说法含义相同。
但伊斯兰教没有发生类似西方基督教那样轰轰烈烈的宗教改革运动，因此伊斯兰教并未从社会政治生活中撤退。伊斯兰教从来就不只是作为个人信仰的纯粹宗教，而是规范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的庞大的无所不包的文明体系。如毕健康所说：“伊斯兰仿佛是一口巨大而无形的泉眼，蕴藏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和能量，在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中转变成各种宗教社会运动。”
《埃及史》的作者瓦蒂吉约蒂斯曾在其著作中评论萨达特的困境：“开放”政策“只是一段幕间插曲——一个失败的试验”，“埃及现在需要的是这样一种政治秩序，它能把这种经济政策容纳其间。生活在勉强糊口水平上的人已超过400万，在2000年将达到6000万～7000万”。萨达特似乎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原教旨主义则开出药方，他们说：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如同伊朗已经建立的那样。
30多年后，穆巴拉克也面临着和萨达特相似的困境。他的“政治秩序”也无法容纳那些社会问题：既无法缩小两极分化，也无力每年提供100万个就业岗位。
5月28日，在埃及萨卡拉，14岁的贝多因男孩在政府经营的毛毯学校学习编织毛毯
政治的花瓶
“2·11革命”前的埃及面临着这样一种局面：尽管宏观经济尚可，但财富分配不公，人口爆炸，贫困人口增加，失业丛生，宗教势力涌动。于是反对派的矛头对准了穆巴拉克政权的合法性。
2004年，美国开始推行其“大中东计划”，在中东树立“民主的模板”。2005年2月，美国总统布什在第二任期的就职演说中宣称，传播民主是美国“国家安全提出的迫切要求”。布什还专门谈到了埃及：“伟大而骄傲的埃及人民，在实现中东的和平方面已经走在前列，在中东通向民主的道路上也应该走在前列。”随后，美国国务卿赖斯取消了访问埃及的行程，以抗议埃及政府逮捕反对派领导人艾曼·努尔。
似乎出于对美国的回应，2005年2月26日穆巴拉克向人民议会提出要求修改宪法第76条，即废除总统选举“唯一候选人”的选举制度，允许有多党、多名候选人，以直接、匿名的选举方式产生总统。这个消息震惊了整个阿拉伯与国际社会。在埃及具有很大影响的《今日埃及》杂志高级作家哈迪亚·穆斯塔法在文章中说，这个消息如此令人吃惊，是因为他深深震撼了人们的思想，在此之前没有一个埃及人会相信有朝一日他也会成为国家总统。对于那些梦想实现西方式民主的年轻人来讲，它显然具有非常巨大的吸引力。
这一年5月，埃及宪法第76条修正案投票通过。这一年9月，埃及举行了历史性的大选，共有10名候选人参加，23%的人口参与了投票。最后穆巴拉克以88.6%的得票率再度当选。但反对派们很快就发现，穆巴拉克的修宪不过是一件“民主的外衣”，是为其次子贾迈勒·穆巴拉克掌权铺上了合法的道路。
修订后的宪法第76条，虽然规定总统选举通过全民直接、匿名、差额投票的方式进行，但对总统候选人提出了严格的限制。总统候选人必须获得250名议员的支持才能参与竞选，至少65名来自人民议会，至少25名来自协商议会，10名来自14个省份的人民议会。只有成立时间满5年，并且在上次选举中获得人民议会、协商议会5%以上席位的政党（后被放宽为3%），才可以向总统选举委员会推荐一名候选人参选（除了2005年的大选）。
穆斯林兄弟会是埃及最大的反对派，在2005年的议会选举中获得了20%的席位，其他反对党获得了3.5%的席位。但是穆斯林兄弟会在法律上不被承认为政党，若想参与总统竞选只能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选。这就需要其候选人要在民族民主党主导的议会中获得250名议员的签名，对穆斯林兄弟会来说，这几乎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2005年议会选举中，议会最大的合法反对党“华夫脱党”，仅获得了6个议席，与5%的门槛相距甚远。即使后来放宽到3%，仍旧难以实现。
按照宪法修正案，穆斯林兄弟会与其他反对党都无法提出候选人参与到2011年的总统大选中。穆巴拉克通过修宪，虽然打开了候选人的闸门，但却设置了难以逾越的门槛。
另一方面，穆巴拉克在1981年执政后，始终拒绝任命一位副总统，而是培养次子贾迈勒·穆巴拉克在政治上的成长。早在2002年，民族民主党第8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贾迈勒就被任命为该党的书记处政治书记，成为执政党内新一代领袖。
2010年秋，埃及新一届人民议会选举结束，结果显示穆巴拉克的政权似乎更加稳定了，因为执政的民族民主党在议会选举中赢得了总共508席中的402席。人们普遍认为，如果穆巴拉克不再谋求第6届连任，那么政权将由其儿子贾迈勒接掌，因为按照2005年做出的宪法修正案，议会和反对派无法提出自己的候选人。
在反对派看来，2005年穆巴拉克的民主姿态无非是他安排好的一盘棋，博弈虽在继续，但结果已经注定。贾迈勒可以通过合法、合理的程序，以体面的方式被人民“选举”为未来的埃及总统，而不用戴着一顶“子承父业”的帽子。其合法性将来源于宪政，而不是他的父亲——穆巴拉克。
“肯飞亚运动”把宪法修正称为“荒谬的过程”，直接指出宪法修正继续赋予“总统以没有任何约束的权力，这些修正案抑制了公共自由，为贾迈勒·穆巴拉克顺利接班铺路”。
从某种程度上说，2005年穆巴拉克亲自导演的修宪关闭了反对派竞选的大门。所有的尖锐的社会矛盾依旧存在，但是解决问题的政治渠道却被堵塞了。穆巴拉克政权由此遭受到了哈贝马斯所说的“合法性危机”。
时代发生了变化，穆巴拉克面对的不再是纳赛尔与萨达特时代的中东与阿拉伯世界。2005年，尚未建国的巴勒斯坦举行了阿拉法特去世后的民族权力机构主席的大选。随后，伊拉克人走向投票站，参加了萨达姆政权被推翻后的第一次议会选举。沙特也进行了第一次市政选举。黎巴嫩举行了要求“主权”、“独立”的街头运动，最终叙利亚驻军撤出了黎巴嫩。
强大的民间政治力量在埃及国内形成，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改变埃及运动”，即所谓的“肯飞亚运动”。他们喊出了“不要继承，不要连任”的口号。这些对现政权不满的青年开始通过现代通讯手段设计和组织一场新型社会运动，于是严重的社会问题演变成了群众性的政治运动，政权的变更成为唯一马上可做的事情。
在解放广场18天抗议后，穆巴拉克辞去了总统职务，如同当年阿拉伯学者哈米德·阿卜杜·马吉德·盖维斯所说：“多元化的盛宴上只有民主的召唤人孤独地坐在长长的餐桌上。”在桌子的一端，穆巴拉克吞下了自己制作的苦果。
革命之后，埃及所有的问题并没有蒸发，困局依旧。示威者再度聚集在解放广场，并引发了暴力冲突，他们要求加快改革，继续革命。效率与公平，贫困与就业，宗教与世俗社会，种种现代化的矛盾与困局，却并非街头政治所能解决。■
（主要参考文献：毕健康《埃及现代化与政治稳定》，哈全安《中东国家的现代化历程》，小阿瑟·戈尔德施密特、劳伦斯·戴维森《中东史》，钱乘旦《2011，埃及的政治继承与民主之变》、《宗教对抗国家——埃及现代化的难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