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社会不但仍然接受甘地绝食抗议的方式，甚至在一定条件下还比较偏好使用这种方式，这对独立并建制60多年后的印度政治结构而言，应当是一个悲剧。

　　印度社会活动家安纳·哈萨雷以绝食13天的非常之举，将印度政治体制的软肋暴露在世人前，最终迫使人民院（下院）不得不在其生命的大限来临之前接受其要求，通过按其主张设立反腐败机制的议案。

　　媒体将哈萨雷事件表述为“印度式反腐”是颇具讽刺意义的。哈的社会活动家身份以前并不被外界特别关注，因为像他那样的社会人士在印度不计其数，与印度近年来非政府组织活跃是联系在一起的。哈之引人注目与2009年国大党高票再次赢得选举后爆发的贪腐案有关，因为正是他一再以绝食方式号召民众起来斗争，但政治分析家仍然不免会从政治斗争的角度来认识这个过程。哈的绝食方式一再突破一般民众的认知底线，使他在这轮最新的较量中被抬升到了“新甘地”的层面，从而完成了魅力领袖的塑造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反对党的积极支持首先提供了挑战政府的法理基础，民众的广泛加入则提供了相应的道义基础。这两者构成了哈的合理性，但这种合理性却是以绑架议会立法程序的形式为载体，因此除非哈萨雷能够证明议会立法程序是非法的或不合理的，否则这种以自己的生命为赌注挑战现行体制的做法只会给社会未来的动荡埋下更大的隐患。

　　令国际社会迷惑的是为何印度人特别喜好采用绝食的方式来抗争？当年圣雄甘地多次以绝食方式抗议英国殖民统治，树立了非暴力不合作的政治标杆，这个标杆在半个多世纪后被重新树起，不是因为抗议者可以有另外的选择，显然暴力是不可能解决腐败问题的，如果抗议者确实要医治这个社会痼疾的话，那么以印度现有的政治框架而言，抗议者可有的选项实际也是非常有限的，这也是为什么当议会最后同意接受哈萨雷的三项要求时，几乎没有哪个分析家认为这将最终解决印度的贪腐问题。因此将这次事件称为印度的第二次革命是言过其实的，显然不能仅仅以哈采取的是和甘地当年类似的方式抗议就认同他的行动在性质上和甘地领导的摆脱殖民主义运动是一样的。但由于甘地的传统在印度是如此深入人心，因此当哈萨雷以类似甘地的方式进行抗争就更容易取得民众的认同。然而这种逻辑将为未来的政治纷争埋下很大的隐患。在现代社会，政治斗争以什么方式进行，在文明世界是有基本共识的，非暴力固然是国际认同的原则，绝食、自焚一类的方式实际上也被视为非常态的极端方式。这也是辛格总理为什么强调“哈萨雷的主张都正确但方式是错误的”。印度社会不但仍然接受这种方式，甚至在一定条件下还比较偏好使用这种方式，这对独立并建制60多年后的印度政治结构而言，应当是一个悲剧。

　　腐败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在当前的国际政治话语体系中，发展中国家通常在被审判的席位上，印度并没有因为开放的媒体和代议制体制而得到豁免。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起飞经验来看，贪腐在经济发展到一定层级时可能有爆发性阶段，特别是当社会因经济高速发展而进入转型时更易产生大量腐败现象，这和印度自诩的“世界最大民主国家”没有直接的逻辑关系：腐败不是因为印度的民主制度而产生的，也同样不会因印度是民主制度就消失。从这个角度看，印度当前的腐败现象并不具有特别的意义。作为一个新兴的发展中大国，印度的政治结构并没有特殊的贪腐免疫力，反而是因为印度传统中因种姓制度产生的逆来顺受文化与人性中贪欲因素在特定条件下结合在一起更易纵容姑息贪腐。哈萨雷事件显示这种纵容和姑息可能已经达到了顶点，终于爆发为一场民众广泛参与的反腐运动，从这个意义上看，哈萨雷事件的积极意义是明显的，虽然谈不上可以铲除印度的贪腐，但毕竟在印度的政治生态中树立了新的准则。

　　展望印度政坛的反腐前景，此次事件对吏治可能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虽然腐败源自人性中贪欲的黑暗角落，一场轰轰烈烈的反腐运动不可能涤荡所有的污垢，但民众被唤醒的意识却是最有力的震慑。无论是哈萨雷建议的在各级政府中建立受到民众监督的反腐机构，还是已经产生一定影响的“我行贿了”网站，都是印度本次反腐运动中产生的积极成果，不但对印度官员将起到震慑作用，对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有一定的警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