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天的公共管理者太经济学家主导与政治学家主导，结果很多公共政策没有明确的定义，不能适当度量，更不能有效控制。这样大量本来可以技术性地解决的问题就慢慢累积成为更为严重的体制性问题。没有解决策略，成为很多政策到运作层面遇到的共同问题，结果新的政策概念总以无所作为的政治现实所替代。

　　——我们遇到越来越多的两难政治局面，也就是很多政策本身不能满足所有人的要求，而是满足一部分而会得罪另外一部分人，而我们现在很多的政治学习教程与行政处理模式都是照本宣科式的一概而论，这就让很多问题不容易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服务型政府建设越来越向把公共管理转变成公共服务的方向，这一方向要求公共服务机构更重视民众的感受与需要，并且调整行为模式，满足公众日益复杂的需要。而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是希望得到公共机构的良好待遇与安稳期望而去，这个时候就与政府机构发展的方向背道而驰。

　　——民意机构这类组织，可以平衡组织领域的公共性与精英性的比重。在公共管理的领域中，既得利益群体尤其是庞大的公务员与官员群体本身会成为公共资源的首先争夺者，因此我们不难理解公务员首先去占有保障房资源，也能理解官员与前官员首先会去占据类似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还有行业协会与社会组织这样的公共资源，从而让体制成为更容易疏离公众的机器。

　　——人们在一个行政权力强大的社会中很容易形成一种心理定势，就是遇到问题就期望政府重视，而你越让政府重视它就找机会强化自己的资源，但是实际上很多问题尤其是现在的很多社会帮助、非紧急公共事务、细小的社会弱势群体、柔性的文化发展等，不是依靠行政一元化的方法去解决的，而是需要依靠更多的出于热情与使命感而发展的公益项目与组织去解决的。因此今天社会服务不是指望强大的政府去解决的，是倚靠强大的公益界在政府的监管下去解决与缓解的。

　　——我们在公共管理人才培养的时候过于注重意识形态的模式而非实证的模式，也就是用所谓应该与必须的方式非要把一个事情说成怎么样，而不是实事求是面对那个问题，开发、使用与发展分析问题、对策问题的方法论与工具，这样就越来越会养成人面对问题不说问题，面对问题毫无逻辑地抱怨与批评，不知道如何寻找与选择方法，尽说明明知道不着边际的官样文章，做着自己也不知所以的八股文章。这样就会导致无数无谓的文山会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