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走在城市边缘的新生代


 
当前的企业主体是25岁到16岁之间的年轻群体,是80后期和90后群体,性格相近,个性突出,在这个群体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是个性强、吃苦差、自大强、自尊差、各企业深深为职工的难管理头疼,是什么原因造就了这个群体,这个群体的心态是什么样子的?如何深入了解他们的内心压力,对企业管理至关重要。
第一代农民工为改革开放后80年代开始外出的群体, 90年代后外出工作打工的农民子弟群体为第二代农民工, 新千年后为第三代农民工群体,最近工作的为新生代群体。
中国的改革最初是从农村开始,从1978年开始大约经过四五年时间,就解决了粮食的问题。紧接着就出现了第一次卖粮难的问题,农村调整产业结构有7000万公顷土地转产经济作物,这种调整刺激了农村加工业的发展,乡镇企业蓬勃发展,第一次“民工潮”出现了。   乡镇企业共接纳一亿多的农村转移劳动力。第一次“民工潮”以乡镇企业为就业的目的地,体现了“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特点。乡镇企业发展成为计划部门的有力竞争者,对计划部门形成冲击,局限于特定观念,改革没有珍惜难得的农村城市化的大好机会。1988年,出现大抢购,乃至于发生挤兑之后,国家采取了紧缩政策,首当其冲影响的是乡镇企业为主的中小企业。乡镇企业失去资金支持以后,90年代初期一度出现了不太景气的局面,接纳劳动力的能力大大降低。而此时恰逢南巡讲话后大力发展开发区,加之城市粮食供应制度的取消,1992年突然出现4000万农民工进城务工,第二次“民工潮”出现。第二次“民工潮”同第一次不同,这次的目的地是城市。由于户籍制度以及建立在户籍制度基础上的一系列制度安排的结果,城市对农民工“经济吸纳,社会排斥”,农民工处于城市的“边缘”位置。  大量农民工的进入,大大降低了劳动成本。上世纪末,伴随香港回归,港澳台制造业开始向广东大规模转移,廉价的劳动力、优质的基础设施和巨大的消费潜力也使中国沿海地区成为国际制造业转移的重点承接地,这些因素都促使了第三次“民工潮” 的出现,而且,自此开始进城民工的数量持续稳定提高。流动农民工的数量每年以800万至1000万的速度增加,目前在城市的农民工的总数有1.2亿。   第三阶段的流动农民工群体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他们不再是暂居住城市,而是倾向于长期居住,居住的时间也在不断地延长,并且有举家迁移的倾向;“新生代农民工”几乎没有务农经历,对城市的认同超过了对农村的认同;农民工维权意识觉醒,开始诉诸法律和舆论维护自己的权益。同时,第三阶段的农民工所处社会环境也有了改观,人们开始认识到农民工对经济发展的巨大贡献,认识到他们是现代化的“利益相关者”,而不是旁观者等。  “民工潮”是中国近代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它是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产生,突破了数十年牢不可破的城乡二元分割,对整个社会结构产生革命性的影响。它涉及到我国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在一定意义上决定着中国未来的发展。
 
第三代农民工和新生代群体的四个特点
特点之一:形象气质较好。从衣着、打扮、气质上来看,来自外地的农民工与本地人、城里人的差别是很大的,他们长期以来都给人以蓬头垢面的印象,让本地人、城里人一看见就知道他们是外地人。但是这个长期以来的印象现在已开始悄悄地发生改变,如今的第三代农民工当中,很多人服装新潮、气质优雅,与本地人、城里人似乎毫无差异,假如不是语言上的不同,你就根本不知道他们来自外地,不知道他们从事着本地人、城里人所不愿从事的“苦累脏”的工作。
特点之二:文化程度有了提高 。 从文化层次来看,第一代农民工中,文盲半文盲占据了绝大多数;第二代农民工中,初中学历的居多,文盲或半文盲的也有不少;第三代农民工中间,文盲半文盲几乎没有,基本上都受过了初中教育,受过高中、中专教育的也有很多了。
特点之三:基本生存有了保障。由于家乡经济的发展,由于第二故乡各种环境的完善,由于第一代和第二代农民工前辈所建立的基础,第三代农民工外出以后,要比前辈们幸福多了。他们的口袋里也许会时常缺少零花钱,但他们在吃的、住的方面,有了基本保障,不像第一第二代打工者,常常会碰到饿肚子和睡大街的情况。
特点之四:本地化程度较高。本文的所谓本地化,主要是指外地农民工融入本地社会的速度及其与本地社会的融洽程度。长期以来,第一第二代农民工与本地人与本地社会之间存在着许多隔阂,但经过二十多年的了解与沟通,这种隔阂正在消除,彼此之间正在逐步走向融洽与和谐。比如,在十年前,余姚一些居民一看见外地人的身影,便就马上关上大门。但是现在随处可以看见外地人与本地人在一起聊天、吃饭、娱乐的情景。又如,在以前,外地青年与本地青年的恋爱现象还是很少见的,偷偷摸摸的,而且常以失败告终的,但是现在这种现象有了增多化、公开化的趋势,至少在人们看来不像以前那么不可思议与大逆不道了。第三代农民工正是在这种环境下来到第二故乡的,所以很快地能融入本地社会。
 
 
 
“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指80后、90后,这批人目前在农民工外出打工的1.5亿人里面占到60%,大约1个亿。他们出生以后就上学,上完学以后就进城打工,相对来讲,对农业农村土地农民等不是那么熟悉。另一方面,他们渴望进入、融入城市社会,而我们在很多方面还没有完全做好接纳他们的准备。新生代农民工年龄18岁到25岁,以“三高一低”为特征: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
新生代农民工普遍存在劳动合同签订率低、社会保险参与率低、工资水平总体偏低现象。而与“三低”相对应的,则是“三多”——工伤及职业病多、加班多、劳动争议多。
与城市的同龄孩子相比,他们学业不精,缺乏高等教育机会,很多人初中毕业就开始打工。他们和城市孩子一样被娇惯,没有父辈的吃苦忍耐精神,看不上低收入的体力活,又没有机会找到高收入工作。:“80后”农民工,由于不满现状而到处“漂泊”。这本身是市场对劳动力的调剂行为。但是,由于他们本身的劳动技能并未因此而提升,因此流动并没有明显改善他们的境遇
 
以往的印象多是“大包小包、一头乱发”,而“新生代”农民工年龄普遍在25岁以下,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时不时地从包里掏出名牌手机;基本没有务农经历,受教育程度较高;他们与上一代农民工有着截然不同的生活观和就业观。  “新生代民工”不再老老实实地待在最脏、最累、最“没出息”的工作岗位上,不再省吃俭用攒钱往家里寄,更不会挣够钱回家盖房娶媳妇。在受到歧视时,他们会摔门离去。
新生代民工有76%未婚;基本上没有务农的经历,很多是从学校毕业后就直接外出的,甚至连基本的农业常识都缺乏;从动机上看,他们基本上不是基于“生存理性”外出,而是更多地将流动视为改变生活方式和寻求更好发展的契机
第一代农民工普遍将谋生作为第一目标,建筑工地是他们的聚集地,新二代农民工的目光则投向三产服务业制造业纺织业电子业等行业,赚钱只是他们外出打工的部分目的。他们希望在城里买房,能像城里人一样生活。  因为有着更多的企盼,他们找工作时也往往更“挑剔”。“虽然我来自农村,但这并不代表我对生活质量没有要求。我同样需要娱乐,需要交友,需要上网来了解全国各地的信息
上一代农民工中,愿意把孩子带出来读书的,基本上都是想藉此让孩子跳出农门,进入城市;而第二代农民工进城的主要理由是改变自己的农民身份。
新一代农民工中有许多都是携家带口进城务工,这与老一代农民工“单打独斗”的状况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
生活颠簸、工作不稳定、心理脆弱,以及对未来失去信心,这不仅是个体命运,也是大多新一代外来务工人员的现实人生。因为难以忍受现实,对生活失去信心而自暴自弃,甚至把仇恨报复在家人和社会头上,新生代农民工没下过田,还有的生在城市长在城市,他们一方面比上一代人更渴望财富和安逸生活,另一方面又由于种种原因难以出人头地。这无疑会让这个群体中的一些人陷入焦灼,丧失对生活和未来的信心。
社会转型期,意味着什么都是不确定的,什么都可能发生变化。这也意味着,人们难以对生活和未来作出稳定预期。在这背景下,拥有财富的人可能会担心财富突然化为乌有,处于底层的人却又难以看到上升空间。这样,许多人很焦虑,并把这种焦虑表达或发泄于日常工作中。 在一个弥漫着焦虑的时代,如果人们能正视问题之所在,同时多释放一点善意,不仅悲剧会少些,还将有助于修复社会创伤。
 
新生代农民工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敬业精神差。
 
新生代农民工将近八成的工资收入被自己花掉了,或者自己留着了。他们把超过一成的收入花在了文化娱乐和电话费上。新生代农民工在接受城市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受到了一些不良风气和固有陋习的影响,出现了“娇子农民工”、“月光族”等现象。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是刚刚从学校毕业就直接进入城市打工,既没有吃苦耐劳的思想准备,也没有吃苦耐劳的能力和精神,过分追求较好的生活,勤俭节约的品格逐渐淡化。调查显示,有68.5%的人收入主要用于自己的吃穿住行,工资很少寄回家,70%的人拥有手机或小灵通。一些人崇尚享受,注重攀比,非理性的消费观念让收入较低的农民工生活更加陷入困境。  我国农民工市民化面临的前沿挑战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第二代农民工的市民化。随着第一代农民工年龄的增大和逐步返回农村,新生代农民工陆续进入城市并成为农民工的主体。这部分人的成长的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与其长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他们在文化程度、人格特征、打工的主要目的、城市认同感、生活方式、工作期望、与农村家庭的经济联系等方面与第一代农民工也迥然不同。  2、他们的“城市梦”也比他们的父辈更执著,他们中间大多数人不愿意在结束了若干年的打工生涯后回乡务农。   3、他们中间绝大多数根本没有务农的经历和经验。
 
对大多数第一代民工而言,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只是城市的“过客”,他们来自农村,归宿也在农村。   对于新生代民工来说,他们往往不清楚自己的未来在哪里。他们向往城市,却不被城市所接纳;他们的根在农村,却对农村日益疏远。对他们而言,城市意味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意味着不一样的前途,不一样的命运。他们希望通过进城务工经商,告别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  外出的经历更让他们深刻地体会到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因此他们才发出了“死也要死在城市”的心声。但是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严格的户籍制度、冷漠的社会歧视等一道道有形无形的门槛不断粉碎着他们的城市梦。  城市文化的耳濡目染又不断消解着他们对家乡存有的情感认同和社会记忆,生活方式的巨大差异也使他们渐渐不再适应农村的生活方式。总之,比起第一代民工,他们真正成了既融不进城,也回不了乡的“边缘人”。因此,他们无法规划自己的人生,走一步看一步、得过且过的心态相当盛行。
 
与第一代农民工求生存为主不同,学技术成为第二代农民工外出务工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们大多希望有一技之长以谋求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有56.9%的第二代农民工认为打工是为了多挣钱,但也有高达62.6%的人未来有做老板的打算,“有自己的事业”是他们中不少人的最高理想。   由于第二代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较高,因此他们对文化精神生活也有着强烈的需求,很多人认为看电视、看报纸都只是较低层次的精神需求,但由于收入较低,他们只能选择比较廉价的文化消费方式。调查显示,31.2%的人在工作之余选择学习,56.2%的人希望当地有关机构能组织开展各种技能培训。  第二代农民工在选择工作时,非常关注“对人的尊重”,希望被他人尊重和被社会认可。调查中,第二代农民工对一些公司控制加班时间,进行人性化管理非常满意,认为这样会得到精神上的满足,工作的信心和动力更大。
 
“民工潮”兴起于改革开放初。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一个又一个躁动的身影,告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模式,义无反顾地闯进陌生的城镇,汇聚成让人叹为观止的亿万农民工大军。一方面似乎是永远汹涌的“民工潮”,另一方面民工开始回流
 80后农民工的生活逐渐被城市化,他们在穿着、饮食习惯、价值观念、谈吐、思维方式等方面逐渐与城市的孩子接近,城市的“向心力”日益增强,如何为他们提供就业教育机会、提高他们自身素质、完善进城配套政策等已成为当前政府部门思考的课题。许许多多像万春水一样的老民工回乡后一去不还。取而代之的是小杰这样的年轻娃子。他们有文化,有想法,更加的不安分。这些80后民工的精彩故事,告诉我们一个结果,那就是外出、赚钱、回乡、建房、再出来,已经不是民工们外出打工的唯一选择。人生的路,在农民工的脚下,越走越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