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抑制物价保障民生，去年11月，国家发改委对中粮集团、益海嘉里、中纺集团和九三粮油集团等食用油生产企业祭出了行政限价令。然而，随着近期限价令的解除，“行政压抑”已久的食用油便开始新一轮的涨价，继7月初鲁花花生油率先提价后，金龙鱼也开始提高部分产品的价格，中粮集团旗下的福临门也酝酿涨价，且已向发改委申请，涨价幅度在5%左右。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不只食用油，不少与百姓衣食住行相关的产品都是如此，行政限价时慑于政策和行政权力的威力，价格高位徘徊而不敢上涨，而一旦政策放松，价格就如脱缰的野马一路飙涨。为什么市场价格与行政限价令的初衷总是背道而驰？这不能不让我们对市场经济条件下行政限价的效果产生疑问。

　　不可否认的是，“限价令”确出于为民之心，但是，一方面，经济规律不以好的政策意愿为转移；另一方面，对民众来说，他们要的是中长期的价格稳定，而不是一时的稳定。这就需要从更高层面上审视这些价格管制手段。

　　物价的上涨，本身是结果，而并非原因。应对的措施，应该立足于价格为什么会疯涨。如果对复杂的涨价起因，应对措施却只是立足于单纯、盲目的 “行政命令不准涨”，结果必然是越调越涨。

　　有人这样比喻，政府好似一位看护婴儿的保姆，面对孩子不停的哭啼声，首先需要思考的是为什么孩子哭以及相应的解决方法，而不是给孩子吃安眠药！如果任由行政干预恣意生长，那么好似温水煮青蛙，一步步退回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其动力源泉便是小平同志力推的制度创新，任何简单、野蛮而粗暴的解决方式都是缺乏智慧的表现。从蔬菜的限价、车市的摇号，到楼市的限购、限贷和限外，再到日用品的限价，如果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可以用“限制”来抚平它的忧伤，那该是多好的一件事，关键这些“限制”都是短期的、治标不治本的手段，数千年前大禹就明白治水光靠堵是行不通的。

　　如果继续实施当前行政限价的政策，其后果在多方面可能是适得其反的：一者，简单的行政管制虽然能在短期内抑制物价，但在压制了合理的涨价要求后，必将迎来报复性上涨。政府应该尽量减少配置资源的活动，而是交于市场之手。一方面是因为政府并没有足够的能力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甚至可能导致要素价格扭曲；另外一方面在于，当政府掌握了过多配置资源的特权，必然会带来大量的腐败。过多的干预还会带来行政成本的提高。二者，限价使得实体企业的高成本无法转嫁，微薄的利润使得实体经济进一步恶化，更多的资金会从实体经济转入楼市、股市、黄金投资市场以及艺术品投资市场。实际上，本轮物价上涨除了流动性过剩和部分游资炒作因素外，供给减少、原材料价格上涨和劳动力成本上升也是重要原因，企业涨价有其合理诉求。如果合理的涨价要求被行政压制，企业的成本压力无法转移，必然陷入亏损的局面，如果企业大面积减产，也就会带动物价更快上涨。三者，限价使得实体企业变相转嫁成本，偷工减料、以次充好的现象会更多！康师傅方便面、饮料“瘦身”变相涨价便是范例。

　　物价调控的根本出路在于改革。当前我们的物价调控政策，是真正的“两难”。行政手段短期内效果大，但副作用明显；经济手段是治本之策，但短期内效果有限。打破这个两难并不是没有办法。例如，彻底改革当前的结售汇体制，为扩大加息创造空间。再例如，加快推进垄断行业改革，构筑新的 “池子”。目前民营经济手中的货币，无法进入到垄断行业进行投资，投资渠道狭小，迫使过量货币涌向消费领域。目前看来，仅放开垄断行业准入门槛已经远远不够，反垄断需要从消除门槛转向出台鼓励和吸引政策，引导社会资本进入垄断行业投资。

　　应当说，物价调控的改革政策工具，远比行政政策工具有效得多，远比货币政策工具多得多，就看政府有没有决心和魄力使用这些改革政策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