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云曾经是——现在仍然是——我最敬佩的少数同时代国人之一。我曾对同事和家人开玩笑说，如果那些忙忙碌碌地穿梭于大街小巷和居民小区的快递公司要供一尊财神像的话，它们其实更应该给马云烧香——没有他的淘宝，哪来它们今天如火如荼的生意？对于我来说，马云就是商业和创新力量推动社会进步在当代中国的一个人格化象征。

　　大约一个月前曝出新闻说，作为阿里巴巴集团的主席，马云未经雅虎和软银等股东授权，将支付宝公司的所有权转移到自己控制的集团子公司；之后接踵而来的，还有国内外媒体对马云 “践踏商业规范”、“违背商业诚信”的口诛笔伐。

　　我一开始对这件事情异常纳闷，按理说，它本质上与马云个人的商业操守并无太多关系，中国、美国、日本都有严格的公司股权保护制度，何况针对上市企业有更为严格和透明的公司法律法规。如果马云的蛮横做法的确违反了商业法则，只要其他股东们不接受，他是绝对做不成的。既然这样，聪明绝顶的马云又为何要强做这种多半会名利双失的事呢？

　　稍后披露出来的关于中国央行颁发首批第三方支付公司牌照的一系列新闻似乎解答了我的困惑：目前中国的政策对于外资参与国内第三方支付运营有严格的限制，因为，据说它的数据系统事关中国的金融安全和千家万户消费者的福祉。这样一来，马云便有了充分的理由为保住支付宝的合法生存地位而撕毁与其他股东的契约；而雅虎和软银这些外资股东也不得不忍痛割爱，在新的形势下，他们所能做的，仅仅是从马云这里讨到一个比较好的价钱而已。事实上，谈判正在进行中。

　　本来，这事似乎也就这么尘埃落定了，直到最新一期《新世纪》周刊发表题为《马云为什么错了》的社评，从维护契约和产权这两块市场经济法治基石的角度出发，同时批评了马云的做法和央行的政策。接着，马云和财新总编辑胡舒立通过短信和电话展开长时间激辩。

　　在财新网14日刊登的那两次对话实录中，我们能够读到的是：马云在这件事情上似乎有一肚子难言之隐，他自己不想说出来，也不希望媒体刨根问底。用马云的话来说，胡舒立 “对获得信息的兴趣之大远远超过对事件正确与否的探讨”。但即便如此，作为这场辩论的听众，我仍将毫无疑问地站在胡舒立一边——马云这回的确错了！

　　他错在哪里呢？

　　依我看，马云之错，主要未必错在他处理支付宝的前前后后的表现。我个人不会过多怀疑马云身上的法治素养和企业家诚信，正如他在短信里开宗明义对胡舒立说的，“假如没有契约精神我们能走到今天？ ”我更不会将马云与那些动辄挥舞“国家利益”大旗的真心或虚伪的“民族主义者”相类比，尽管马云自己也表达了 “支付数据的安全是任何国家不会轻易放弃的”这种观点。不过我隐隐地觉得，自诩一贯反对荒谬的民族主义并坚持“开放主义”的马云之所以会一再表达对中国数据安全被外人掌控的担心，很可能与他对集团内部雅虎和软银这些外资股东的不信任及对外部的Google和Paypal这些外资竞争者的敌意有密切关系——人的逻辑判断经常会受到情绪的影响，遑论掺杂着重大利益的情绪。

　　我认为，马云之错，错在他的不诚恳和不诚实。本来，作为一个生意人，马云的确没有必要对媒体和盘托出自己的小九九，他完全可以用沉默或一句我们早已司空见惯的“无可奉告”来打发掉胡舒立和《新世纪》周刊对他的批评和追问。但心高气傲的马云偏偏容不得别人对他说三道四，他采取的办法是不厌其烦地指责胡舒立 “不了解情况就瞎评论”，而且充满了嘲笑和教训的语气。按照马云的这种逻辑，只要我们尚未百分之百地了解一个小偷的所有作案信息，我们就不能判断他的偷窃是一种错误行为。至于他所谓“你不负责任的文章言论让坚守底线的阿里年轻人很是愤慨”之类虚张声势的话，在我眼里，差不多已经滑落到了与史玉柱之流的 “爱国流氓”论同等荒谬可笑的境地。

　　还是像马云在短信中对胡舒立表白的那样：任何人（在这个事件中包括马云、杨志远、孙正义和周小川）都必定会犯错误，尽管每个人都会认定自己是在做正确的事。面对批评，马云如果觉得委屈，他可以光明正大地站出来解释清楚；如果确有难言之隐（我本人是不相信“支付宝事件”背后有多少见不得人的政治勾当的），那他就只能选择接受，哪怕再不情愿。自己沉默无言，却又想堵住别人的嘴，这种事情只有上帝能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