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叫改革探索、改革实践、改革先行等。改革管理为何又叫改革探索、改革实践、改革先行？因为没有前人的成功经验，不经过探索、不经过实践、不先行不成。当然，也可以把它称为“先行先试”。诚然，在上述改革的过程中是绝对需要管理的，也是需要科学管理的，所以有叫其改革管理的必须。

　　改革绝对需要管理，而对改革所进行管理，中国经验无疑具有世界楷模的性质与意义也。

　　改革是什么？为什么？当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为什么一定要进行改革？不改革为啥不成？邓小平为什么说社会主义不能只讲发展生产力的问题也需要讲解放生产力的问题？为何把“改革”放在了“开放”的前而没有把“开放”放在“改革”前？

　　首先我要说，改革从来都不是某一国家或企业的事情，它过去是、现在是、将来永远都应该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主旋律。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任何一个系统都不是孤立的、封闭的，势必存在于比它更大的系统中——就像月球存在于地球系、地球系存在于太阳系、太阳系存在于银河系中的道理一样。因此，能否与宏观、微观系“协变”，就成为了包括经济系在内的各种物质系的一门必修课，而与其内在系是否先进没有必然联系。

　　什么意思？具体到中国来说就是，无论你自身的制度有多么先进、多么优越，只要你不能与宏观系“协变”起来，都不可能能够取得经济社会的发展，更谈不到可持续发展；不仅谈不到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甚至连存在与能够可持续存在都会成问题。为啥？就因为事先就存在着一个爱因斯坦相对论力学意义上的微观系与宏观系必须的“协变”的“协变原理”。

　　也就是说，中国之所以要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并非是由于其经济社会制度落后于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制度，而是由于就整个世界而言，仍然处于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发展时期；换句话说就是，资本主义还没有发展到“寿终正寝”的地步。因此，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改革自然也就成为了必由之路，因为不改革就没有出路，而只有不断地进行改地革才有出路。

　　而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中国所进行的这场史无前例的改革不是别的，其实是一个如何才能够与资本主义世界“协变”起来的问题，而压根就谈不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

　　当然，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那就是中国人民所见证过的那场欧洲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和前苏联的剧变，是中国中国共产党和全体中国人民已经深刻地认识到，计划经济是共产主义的经济制度而不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作为一个独立形态，社会主义也应该有属于自己的经济制度，因为事实证明，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高了30多年的计划经济并未能将经济搞上去；非但没有搞上去，而且还出现了相对的“经济滞后”，不改革已经不成了。

　　其次我要说的是，任何一种改革都是一个量变的过程而绝对不是一种质变的过程。为什么说“改变”是“质变”的过程而“改革”是量变的过程？因为“改革”不是一个“革命”的过程而是一个对如何完善、健全固有经济社会制度功能、机制的过程。这与一个企业的老板建立和健全本企业的规章制度以适应市场关系的变化可以说没有什么两样，根本就谈不到要改变一个国家性质的问题，因为“改革”不会改变一个国家的性质，而是为了国家更强盛。

　　如此当然说明了另一个问题，用“革命的方法”代替不了“改革的方法”，因为人民面对的不是同一个问题——前者是为了“打烂一个旧世界”，而后者是为了“建设一个新世界”。

　　“建设”和“打烂”当然不是同一个范畴了。如此自然也就道出了用“革命的方法”我们为什么没能把经济社会发展起来的原因。这样笔者也就把“改革”的性质与意义讲清楚了。

　　现在仍然有许多人就是搞不清楚这些问题，把“引入资本”和“引入市场”与“资本主义”联系起来，甚至把一些社会丑陋现象的产生直接归罪于“改革开放”事业，可以肯定地说，绝对有张冠李戴的嫌疑。难道，在“文革”期间，在我们中国就没有贪污腐败现象？即便是在延安时期，也有不少共产党人由于贪污腐败，抢占民女，被毛泽东签署“枪决令”的。

　　 再次我要谈，“改革”究竟、到底“改”什么？诚然，这也是必须的回答的问题。

　　（1）人们必须得搞清楚，一切形式与意义上的改革一定是改资源而不是改资本，更不是改变资本人。这一点如果搞不清楚，一切形式与意义上的“改革”顿时将会失去实际意义。

　　为什么说改革“改”的是资源而不是资本或具有资本性质的人？不为别的，就因为无论是资本还是人都自然具有增值的本质，都自然具有积累与发展的性质，而正是由于各种资源制约了它们和他们增值、积累、发展与可持续发展者也。或许有人会问了，凭什么把这么一个大帽子扣在资源的头上？你不是曾经说“资源是资本之母”吗？哪有“母亲”制约“儿女”们发展的事情？现在我可以告诉大家的是，正由于“资源是资本之母”，所以它才有制约其“儿女”发展的可能。诚然，我这里讲的“资源”主要是指社会资源，而且是专指制度资源。

　　（2）人们还必须得搞清楚，一切形式与意义上的改革一定是该制度而不是改物质，因为任何一种物质都不具有意识性，而只有过时的制度才能够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因素。

　　而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改革开放前我们国家实行的计划经济也应该属于社会资源、无形资源的管理范畴，但遗憾的是，在那个时期，我们竟然没有认识到市场经济、资本经济同样属于社会资源、无形资源，非但没有对其加以开发和利用，还把它们当成了资本主义专利。

　　痛定思痛之后，中国人民不仅认识到市场经济、资本经济资源性质，而且进行了利用市场资源、资本资源的补课（并未完全抛弃计划经济），结果取得骄人的经济业绩和政治硕果。

　　在一般情况下，改革有两类型，一类是主动型，又叫图强型，如王安石变法；一类是被动型，又叫适应型。现在，可以肯定的是，在30多年前发生在中国的那场改革既不属于主动型，也不属于适应型，而是属于探索型。探索型又叫目标明确但缺乏操作方法的一种类型。

　　为什么说发生在30多年前中国的那场改革属于探索型而不属于前述的那两类？因为为了图强，中国人民已经进行了将近30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其力度远远强于图强型，不仅目标明确，而且也有方法。但不能不说，经过30多年的“革命”，未能“超英赶美”，而且还“滞后于”或“落在了”人家的后面。可见，用“革命”的方式“搞建设”确实不成功。

　　最后我要说，一切形式与意义上的改革都具有探索求真的性质，而绝对不是为了改革而改革。这是因为，改革与革命一样，都是在走一条前人未曾走过的道路。因此，这样也就决定了“改革”必须得走在“开放”的前面，必须是从局部开始而后才能将成功的经验推而广之。什么叫“先让部分人富裕起来”？什么叫“先让沿海城市开放起来”？道理就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