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日，泰国国会下议院大选尘埃落定，为泰党获得总共500个议席中的262席，占据统治性的地位。为泰党候选人英禄将会出任泰国总理，英禄表示，将会同4党联合组阁。

　　英禄和为泰党的胜利，毫无疑问地显示了泰国又重新回到了“他信轨道”。英禄跟他信有血缘，而为泰党则是他信一手创立的泰爱泰党的又一次“借壳重组”（上一次是人民力量党）。2001年他信开始执政以来，整个泰国都无法摆脱他的影子，即使被驱逐出国、即使被立法限制从政。

　　理解“他信轨道”，是理解泰国政治一根无法回避的主线。我们可以将他信掌权之前的泰国，称之为“碎片型社会”，它的特征是没有一个主导型的政治力量或者一种有效的政治整合机制。6300万的泰人中70%的农民；而“贴身”农民的是地方政客集团，主要是农村家族乡绅势力构成，泰国的农村有所谓的“萨迪纳”庇护和等级传统，尽管实际的人身依附关系没有，但是会有情感上的阵营划分，而在选举的时候，农村家族政客势力则可以用发放人头费的方式获得农民“知恩式”的选票回馈。泰国的政党要获得相当规模的选票无法绕开地方政客集团,无论谁想上台，都要给这个集团好处；泰国曾以“亚洲四小虎”闻名，曾是亚洲雁行模式的优等生，出口导向和融入国际市场是经济国策，出口制造业、资源输出以及银行、地产构造出曼谷政商集团，但是他们并没有同农业要素形成庞大的互动，令人吃惊的是，泰国在1950年代的城市化率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13%，他信上台前比世界平均水平低13%，这“两个13%”足以折射出政商集团没有任何诚意反对泰国的“两元结构”；泰国的公务员队伍也是重要的力量，只不过他们并没有足够的表现力；军人势力一直是泰国最具能量的势力，1992年“五月流血”事件不代表军人边缘化，实际上泰王拉玛九世的政治特赦，反而展现了保皇派和军人之间的深刻关联，无论是扳倒他信、沙马、差猜，军方都打着“以泰王的名义反腐”；泰王拉玛九世普密蓬具有强大的传统资源，他厌恶党派政治管理模式，强调以直接的方式“爱民如子”，他一直对他信的“全球化、挑战型”战略也不以为然，提出“充足经济”的口号，希望泰国经济有一些自给自足的色彩，降低对外依赖度。最后，是他信所代表的新资本集团，主要是在新经济的推动下，以新产业的姿态出现，首富他信本人就是电信业大亨，他的产业扩张方式不是通过信贷市场，而是通过股票市场（直接融资）。

　　估计，他信也经常思考“泰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之类的问题，他信的政治组合方式是“新资本+农民票仓”，农民是票仓，新资本则提供政党凝聚的本钱，从而形成整合泰国社会政治力量的强机制，在这个机制下，其他力量都要俯首，他信则在这个强机制下打造强政府、将泰国从“碎片型”整合为“科层型”。

　　于是，他信首先让占人口70%的农民从政策中极大获益，例如三年缓债、三十泰铢治百病、提供廉价住宅、人寿保险和水电的仁爱计划等等，他信也不断塞钱给地方政客集团，让他们拉票。他信的策略是非常深远的，农民用“红衫军”般的猛烈来展现对“他信轨道”的不离不弃。至于其他，他信则是毫不手软，对于军人，他信要求“军队国家化”，削减军费、减少与泰王枢密院的关系；削除公务员岗位，让吃皇粮的人越少越好；国有企业则私有化，补贴国企的钱或吃皇粮的钱给农民；反对“充足经济”概念，反对房地产立国，提倡更深度的全球化和竞争力振兴（例如曼谷的东方底特律计划），将经济振兴的重心策略放在新资本所代表的产业上面来。简而言之，他信的政治学是：新资本+票仓守望。而他信经济学则为政治学服务，其融合了里根主义的减税、私有化、小政府主义主要是打击保守力量和公务员官僚阵营，而他的福利转移、凯恩斯式的基建投入和信贷倾斜和配给（农村）则是为其拥趸们服务的。而保守主义的经济学打击保守主义，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助长激进的联盟伙伴，这可能是“他信轨道”最核心的原则。

　　事实上，无论如何攻击他信，他信及其衍生者掌握“全球化和民主化”下的主流游戏规则，所以他们的生存力是令人震惊的，英禄所表达的各项经济社会政策基本上是他信的再现，但是这个游戏规则的危险在于，“新资本+票仓”只有控制力，没有缓冲和仲裁力，泰王不是中立性的，四年就修宪一次基本代表宪政司法系统处于玩偶的位置，他信们野蛮的生长，它们生长得越充沛，反击的队伍就会越仇恨，泰国社会可以从碎片整合为层级，但由于丧失弹性，从而在剧烈中不断折伤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