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重的税负不仅制约了中小企业的成长，也制约了员工的收入增长，同时制约了就业的增加。

　　数理经济学模型把产品的当期市场价格限定在一个绝对值上，只要外部环境相对比较稳定，那么构成产品成本的各种要素就能够在自由主张的范围内操控。企业家采购原材料后进行服务性加工的各种显性环节、隐性环节都可以预期，当然就可以给出结论“作为或不作为”。西方经济学家以拉弗为代表的供给学派认为经济发展是一个微观层面的问题，主张通过减税刺激微观经济体，实实在在地发展经济。著名的拉弗曲线告诉人们，如果税率太高，例如１００％，政府实际上收不到税，因为当把所有的收入当做税收上缴的时候，人们不愿意生产，投资者更不愿意投资。当然在税收为零的时候，政府也收不到税。拉弗认为税率在１００％和５０％之间适当地降低税率，可以扩大税基，政府可以收到更多的税。基于此，供给学派主张通过减税给人们以更大的刺激，促使人们更努力地工作、更多地投资、更好地发明创造、更勇于承担风险、更敢于消费、更加利于资本的流动效率。他们认为，人们的这些行为会切实提高生产效率、切实增强经济实力、切实降低通货膨胀、切实地更新换代，并且由于经济发展而能够增加就业。

　　减税能够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题，降低中小企业财务成本。现在都在谈论中小企业融资难、中小企业没有抵押担保、中小企业缺少金融服务品种。其实我们看一下银行，它也是企业，它是货币的批发商，把货币提供给中小企业首先考虑的是第一还款来源的真实可靠性。而现实是中小企业由于原材料价格上升没有预期，工资浮动不定成本难以控制，预期收益评估风险较大，从而不能够让银行觉得第一还款来源得到真实保证，反而更加注重第二还款来源，更加增加中小企业担保、保险条款等附加条件，增加融资成本，放大融资时限，错失商业机会。如果能够减税，那么预期的部分就增加了收入预期，从而保证金融机构第一还款来源的稳定性和资金安全性。减税可以加大收益预期，促进民间资本的有效投入，有效促使中小企业的技术升级和转型，更加高效地投入竞争，维护市场的均衡状态。减税之所以会具有扩张效应，是因为税收是价钱的组成部分，在价钱必然的前提下，税额的多少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企业可支配利润的多少。税负的凹凸会直接影响利润率，从而影响社会投资的积极性。

　　减税可以促进就业、扩大消费、增加内需、增强服务产业。中国服务企业所承受的平均税收负担，要高于所有经合组织国家，服务业和工业所面临的税收差别，也使工业企业为了减少税负而不愿将所需服务外包，从而妨碍了服务业的高效发展。服务出口不能享受退税，这也影响了服务业出口。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服务业相对于工业比重的增加，将起到增加劳动报酬占比的作用，因为服务业中的劳动报酬占比高于工业中的劳动报酬占比，所以努力促进服务业发展，减税应是寻找增加劳动报酬对策的重要方向。

　　企业有生有死，在市场经济中是很正常的，可是从整体上，我国中小企业的寿命偏短，优良的企业家团队还没有很好地形成。当前复杂的时代背景也令企业压力加重，例如融资难、准入难、技术升级难等，此外企业税负偏重也影响了其成长空间，过重的税负不仅制约了中小企业的成长，也制约了员工的收入增长，同时制约了就业的增加。

　　目前，我国经济结构的战略调整迫在眉睫。以前讲结构调整，更多是着眼于供给层面，即强调产业结构的调整，主要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但是现在更重要的是需求层面的调整，即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它涉及既有利益格局的调整，难度比纯粹供给方面的调整要大。对此，唯有迎难而上，加大此一调整的力度，着力培养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和广大农民的消费能力，持续提高居民的消费增长，激发中小企业和微型企业的活力，将经济增长对外部需求和投资需求的高度依赖转变为依靠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