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照《决议》学讲话
——学习总书记讲话一点体会
一个人活90岁，目前应该算是高寿了。一个政党成立90年还在生机盎然地发展着，且党员人数有8千万之众执政60多年，这在世界范围内都是罕见的。
共产国际运动史上，中共和苏共都是人数众多且一党执政的大党。苏共成立于1898年3月，其前身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在1917—1991年的74年中，苏共是唯一的执政党和苏联社会的领导力量。1991年“八·一九”事件，只短短几天，使具有93年历史、执政70多年、尚有1500万党员的苏联共产党就被摧残。通过对比，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在当今世界的重要意义。因而在我们党建立90周年时候太有必要隆重庆祝一番了。
作为普通党员积极参与庆祝活动，最重要的莫过于认真自觉学习总书记的讲话了。
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讲话用时90分钟，字数达1万4千多字。我十分认真自觉地通读了一遍，感觉亮点很多，很多方面都顾及到了。
讲话对历史有很精辟的总结，这就是总书记说的：“90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书写了人类发展史上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史诗，集中体现为完成和推进了三件大事。”
未来如何走下去？总书记回答得也十分精彩：“我们一定要坚定不移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坚定信心、砥砺勇气，坚持不懈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奋力把改革开放推向前进。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找准深化改革开放的突破口，明确深化改革开放的重点，不失时机地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创新，继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继续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大动力。”
总书记的报告，应该是集全党政治智慧之大成的，它反映了我党现阶段最高集体政治智慧。然而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我觉得报告在高屋建瓴、精辟深刻之外还是有瑕疵的。
第一，深切怀念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同时，还应该深切缅怀陈独秀、李大钊、董必武等党的缔造者；还应深切缅怀瞿秋白、张闻天、华国锋、胡耀邦等在党的重要时期担任过最高领导职务的共产党人，他们的作用在党的历史上应该也是很重要的。还应该追思建国前那些为了中国民主、自由而奋不顾身的民主知识分子，诸如朱自清、闻一多等人，以显示我们党的气度和对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尊重。
第二，应该不讳疾忌医，应开诚布公地谈及文革的错误，号召全党、全国人民记住这一惨痛的血的教训，永远不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民主、法制治国道路。“在历史上的一些时期，我们曾经犯过错误甚至遇到严重挫折，根本原因就在于当时的指导思想脱离了中国实际。我们党能够依靠自己和人民的力量纠正错误，在挫折中奋起，继续胜利前进，根本原因就在于重新恢复和坚持贯彻了实事求是。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我们党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进行了系统总结，我们必须牢牢记取。”讲话中的这一段是唯一涉及我们党犯过错误的一小段文字，并号召我们牢牢记取两个《决议》。对于80后、90后的年轻人来说，这两个《决议》的内容是什么？可能有相当多人回答不了。建国前的暂且不说，就说说建国后的这个《决议》。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有相当篇幅是论述文革和毛泽东的。其中《决议》（8）有这样一段文字：“新中国建立的时间不长，我们取得的成就只是初步的。由于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经验不多，党的领导对形势的分析和对国情的认识有主观主义的偏差，‘文化大革命’前就有过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在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的错误。后来，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误。这就使得我们没有取得本来应该取得的更大成就。忽视错误、掩盖错误是不允许的，这本身就是错误，而且将招致更多更大的错误。”（19）中有这样一段话：“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他的主要论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这些论点主要地出现在作为‘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的《五•一六通知》和党的‘九大’的政治报告中，并曾被概括成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从而使‘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一语有了特定的含义。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 至于毛泽东同志所重用过的林彪、江青等人，他们组成两个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的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背着他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这完全是另外一种性质的问题。”
我们为什么倒退呢？十届三中全会理直气壮地否定了文革，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旗帜鲜明地为文革作了结论。90年庆典更应庄严重申这一立场，而不是吞吞吐吐地认为，“在历史上的一些时期，我们曾经犯过错误甚至遇到严重挫折”。 既然“党对青年寄予厚望，人民对青年寄予厚望。全国广大青年一定要深刻了解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不懈奋斗的光荣历史和伟大历程”，我们为什么不能原原本本告诉他们一个真实的历史呢？尤其告诉像孔庆东那样一些年纪并不轻的青年党员文革的真相呢？省着他们一天天闲极无聊总想为文革翻案。
第三，“我们曾经犯过错误甚至遇到严重挫折”，“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我们党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进行了系统总结，我们必须牢牢记取。”既然要牢牢记取两个《决议》对历史的系统总结，90周年这样隆重庆祝大会是完全有必要重复《决议》中一些基本观点的。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说：“全会认为，对于文化大革命，也应当历史地、科学地、实事求是地去看待它。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场大革命，主要是鉴于苏联变修，从反修防修出发的。至于实际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加以总结，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认识，是必要的，但是不应勿忙地进行。这既不影响我们实事求是地解决历史上的一切遗留问题，更不影响我们集中力量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一当前最伟大的历史任务。”两年半之后党中央就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形式进行了系统总结。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这样写道：
“（19）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他的主要论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这些论点主要地出现在作为‘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的《五·一六通知》和党的‘九大’的政治报告中，并曾被概括成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从而使‘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一语有了特定的含义。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至于毛泽东同志所重用过的林彪、江青等人，他们组成两个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的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背着他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这完全是另外一种性质的问题。他们的反革命罪行已被充分揭露，所以本决议不多加论列。
（20）‘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
一、‘文化大革命’被说成是同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个说法根本没有事实根据，并且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文化大革命’中被当作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批判的许多东西，实际上正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其中很多是毛泽东同志自己过去提出或支持过的。‘文化大革命’否定了建国以来十七年大量的正确方针政策和成就，这实际上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包括毛泽东同志自己在内的党中央和人民政府的工作，否定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艰苦卓绝的奋斗。
二、上述的是非混淆必然导致敌我的混淆。‘文化大革命’所打倒的‘走资派’，是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干部，即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党内根本不存在所谓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确凿的事实证明，硬加给刘少奇同志的所谓‘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完全是林彪、江青等人的诬陷。八届十二中全会对刘少奇同志所作的政治结论和组织处理，是完全错误的。‘文化大革命’对所谓‘反动学术权威’的批判，使许多有才能、有成就的知识分子遭到打击和迫害，也严重地混淆了敌我。
三、‘文化大革命’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运动开始后，党的各级组织普遍受到冲击并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普遍受到批判和斗争，广大党员被停止了组织生活，党长期依靠的许多积极分子和基本群众受到排斥。‘文化大革命’初期被卷入运动的大多数人，是出于对毛泽东同志和党的信赖，但是除了极少数极端分子以外，他们也不赞成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进行残酷斗争。后来，他们经过不同的曲折道路而提高觉悟之后，逐步对‘文化大革命’采取怀疑观望以至抵制反对的态度，许多人因此也遭到了程度不同的打击。以上这些情况，不可避免地给一些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以可乘之机，其中有不少人还被提拔到了重要的以至非常重要的地位。
四、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在我国，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建立以后，尤其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以后，虽然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还没有最后完成，但是革命的内容和方法已经同过去根本不同。对于党和国家肌体中确实存在的某些阴暗面，当然需要作出恰当的估计并运用符合宪法、法律和党章的正确措施加以解决，但决不应该采取‘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方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它必然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纲领，而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我为什么不惜这么大的篇幅来引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是因为“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如今呼唤文革、热盼文革的大有人在，公然不顾历史事实，为文革大唱赞歌，完全无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革所作的结论。对于这些人如果要不进行坚决反击，国家的改革开放大业就有可能受到他们的干扰，集中精力谋发展就可能被耽误。
第四，如何认识毛泽东？这仍然是困扰我们党和国家进行跨越式发展的一个重要瓶颈。其实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文革中毛泽东已有很中肯的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左’倾错误的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被鼓吹到了狂热的程度。”“（22）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但是，毛泽东同志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毛泽东同志是经常注意要克服我们党内和国家生活中存在着的缺点的，但他晚年对许多问题不仅没有能够加以正确的分析，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混淆了是非和敌我。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自已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一九七五年，周恩来同志病重，邓小平同志在毛泽东同志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和解决工业、农业、交通、科技等方面问题的一系列重要会议，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使形势有了明显好转。但是毛泽东同志不能容忍邓小平同志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全国因而再度陷入混乱。”
《决议》对毛泽东的错误也进行了深刻细致的分析：“党在面临着工作重心转向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新任务因而需要特别谨慎的时候，毛泽东同志的威望也达到高峰。他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这种现象是逐渐形成的，党中央对此也应负一定的责任。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这个复杂现象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如果仅仅归咎于某个人或若干人，就不能使全党得到深刻教训，并找出切实有效的改革步骤。在共产主义运动中，领袖人物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是历史已经反复证明和不容置疑的。但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由于没有正确解决领袖和党的关系问题而出现过的一些严重偏差，对我们党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中国是一个封建历史很长的国家，我们党对封建主义特别是对封建土地制度和豪绅恶霸进行了最坚决最彻底的斗争，在反封建斗争中养成了优良的民主传统；但是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肃清的，种种历史原因又使我们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这就提供了一种条件，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也就使党和国家难于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
今天看来，这分析依然闪烁着那代共产党人智慧的光辉。我们今天的讲话还是或多或少地缺乏一些直面“我们曾经犯过错误甚至遇到严重挫折”的勇气，当然更谈不上从理论高度认真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和应该汲取的教训。
第五，既然号召我们牢牢记取两个《决议》，那我就要认真重新温习一下两个《决议》。今天我还是暂且不表建国前的《决议》，单说说建国后的那个《决议》。一学习，问题就来了。
今年2月《人民日报》发文纪念华国锋诞辰90周年时称：“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同志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等职务。在此期间，他先后主持了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十一大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等重要会议。他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支持下，拨乱反正，恢复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秩序，动员组织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入经济建设等各项工作，揭发批判‘四人帮’的罪行，清查他们的帮派体系，取得了很大成绩。他根据广大干部群众的要求，开始复查、平反冤假错案，逐步为一部分干部落实政策。在他主持下，中央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为1976年广大人民群众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天安门事件平反，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等一批重大错案平反。
在稳定全国局势的同时，华国锋同志重视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重新发出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的号召。他提出要千方百计把经济搞上去，多次强调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使工农业生产得到比较快的恢复和发展。他支持经济理论界开展的关于按劳分配问题的讨论，肯定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应该实行按劳分配原则。在他推动下，教育科学文化工作开始走向正常，外交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他认为，‘一定要学习外国的好经验，其中包括学习科学技术，学习经营管理经验，开展广泛的经济合作’。他还提出，‘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华国锋同志在领导揭批‘四人帮’和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方面作出了很大努力。”
然而翻开《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于华国锋却是这样定论的：
“（5）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从这时开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两年中，广大干部和群众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各项革命和建设工作。揭发批判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清查他们的反革命帮派体系，取得了很大成绩。党和国家组织的整顿，冤假错案的平反，开始部分地进行。工农业生产得到比较快的恢复。教育科学文化工作也开始走向正常。党内外同志越来越强烈地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是遇到了严重的阻碍。这固然是由于十年‘文化大革命’成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乱不容易在短期内消除，同时也由于当时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同志在指导思想上继续犯了‘左’的错误。华国锋同志是由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七六年‘批邓’运动中提议担任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国务院总理的。他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有功，以后也做了有益的工作。但是，他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错误方针；压制一九七八年开展的对拨乱反正具有重大意义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包括‘天安门事件’）的进程；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一九七七年八月召开的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揭批‘四人帮’和动员全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华国锋同志的错误的影响，这次大会没有能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反而加以肯定。对经济工作中的求成过急和其他一些‘左’倾政策的继续，华国锋同志也负有责任。很明显，由他来领导纠正党内的‘左’倾错误特别是恢复党的优良传统，是不可能的。”
我们应该听谁的？哪个是正确的？党的《决议》也好，党的权威报纸也好，必定只能是有一个对的，一个人所做的事情不会有两个真相。我们应该有勇气实事求是地承认哪个是对的，哪个是错的，把它公开改过来。由此也正可以彰显共产党人的为了坚持真理敢于修正错误的气度和胸怀。
因为是对照《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学习总书记的讲话，所以引文多了一些，但这也正是重新学习《决议》和讲话的的好机会。
以上是我个人自觉学习总书记讲话的一点不成熟的心得体会，权当抛砖引玉，欢迎各位博友和访客批评指正，欢迎理性探讨，谢绝偏激及超出国家法律及《党章》规定的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