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两个星期的争吵和较劲，坎昆气候大会最终形成了两份语焉不详、措辞暧昧的决议，公众最关心的《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及发达国家的减排责任等重要议题并未取得突破性进展。对忧心忡忡的科学家和环保人士来说，这自然是一个令人失望的局面。

　　尽管墨西哥总统卡尔德隆在坎昆开幕式上恳切地说，“不要让后人记住我们的自私”，但正如人们指责的那样，正是博弈各方的“自私”，导致气候谈判陷入“囚徒困境”。

　　气候变化谈判之所以进展缓慢，其原因在于几个不易破解的难题：首先，气候保护面临“公地悲剧”的难题，大气环境属于全球公共物品，在没有明晰产权的情况下，难逃被过度利用的命运；其次，气候保护存在“代际分配”的难题，气候环境既属于当代人，也属于子孙后代，但子孙后代并没有办法影响环境资源的分配，唯一可以值得依靠的就是当代人的觉悟和责任感；再次，气候保护面临“搭便车”难题，由于个人力量对环境影响非常小，每个人都会认为自己的“污染”没什么大不了，反之每个人也会认为自己为改善环境做出的努力起不到什么作用。由于大气污染的社会成本很难摊算到每个人头上，从而产生所谓的“负外部性”。

　　《京都议定书》以来的各种决议之所以收效并不大，原因在于政策措施和最终的经济环境目标缺乏足够联系，没有设计出实现环境目标的可行路径。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制定一个分摊减排责任的经济机制，促使每个经济主体即使在自利驱动下也选择主动减排，而不是不加分别地强调每个人的“道德责任”。

　　环境也好，生态价值也罢，都可以换算成市场价值。而离开了市场，没有价格信号，如何确定各个经济主体减排目标的设定和责任的划分呢？毕竟没有一个全知全能的“上帝”，能够作出公平的安排。

　　英国FT专栏作家菲利普？斯蒂芬斯最近表示，“拯救地球要靠资本主义”，他所谓的“资本主义”是指市场机制。按他的说法，经济激励正在取代国际监督这根“大棒”，从来不是最强大激励因素的利他主义，正让位于更有效力的利己主义。也就是说，即使在拯救气候这一公共问题上，亚当？斯密那只“看不见的手”也能发挥作用。

　　目前气候问题的实质，不仅仅是如何防止气候变化的灾难性影响，也包括哪个国家能够在低碳发展潮流中占据先机和实利，特别是一些已经在减排技术与社会制度方面做了充足准备的国家，希望在这一轮竞争中拥有先发优势。这不是阴谋，而是阳谋。在真正的实力面前，一些小打小闹的阴谋基本上派不上用场。

　　凯恩斯曾经说，那些厌恶理论或者声称没有理论更好的经济学家，不过是处在较为陈旧的理论的指导之下。对于“阴谋论”者来说，这样的道理同样适用。一旦被“阴谋论”蒙住了眼，一个最大的弊端就是容易错过机会。“阴谋论”这种思维模式认为，任何事件都不是偶然的，而是故意的，所有机会都是别人制造的，所以拒绝机会。当费尽心机地琢磨他人的动机、寻找“阴谋”的证据时，自我发展的机会就在不知不觉中流失了。

　　对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而言，低碳经济并不是压在自己身上的枷锁，而是一次在同等起跑线上与发达国家竞争进而实现赶超的契机。低碳经济的到来，使我们在这一新领域与发达国家在技术、资金、制度等方面的差距缩小，从而有了一次重新洗牌的机会。

　　通过积极参与国际谈判，搭建国际化的市场平台和合作框架，在统一的机制和规则下，制定并实施有效的国家战略，合理运用市场、外交、文化等手段，光明正大地进行博弈，在竞争性的国际关系中提升自己的话语权和能力，大力发展适应低碳趋势的新技术和新产业，通过经济手段促进节能减排，提高低碳竞争力，才是发展的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