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是个坏东西，人人唯恐避之不及。可是，有调查表明，抑郁症已经成为国人疾病负担的第二大病，而且，连官员这个一向在外人眼中风光无限、令人艳羡、不愁吃喝的群体，也居然在近年来不时爆出自杀。有据可查的是，2009年有13位不同级别的官员自杀，其中多数因抑郁症而自杀。
　　
　　 最近，河北邯郸“强拆”区长张海忠死于办公室，而警方调查结论是：张海忠属于深度抑郁患者，自杀身亡。这成为因抑郁而“牺牲一切”的最新一例。虽然，坊间对于张海忠生前身后事有诸多猜测，虽然官员自杀不时见诸报端，但人们还是不能相信一向外表光鲜的官员群体，竟成为抑郁自杀的多发区。以张海忠而言，一区之长何至于如此轻薄生命？
　　
　　 而公开报道也可侧证。在今日之中国官场，官员可能面临更大的压力。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原局长李毅中曾对媒体坦陈心迹：“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半夜来电话。”《南方日报》曾总结过公务员压力的四大“源泉”：官场激烈的职业竞争；对时代转型中的问责制度、网络监督等监督方式的不适应；官员个人情感与家庭问题的处理不善；涉及腐败。而最近的《人民论坛》一则相关调查则显示，80%%以上的官员特别是基层官员存在着较大的心理压力、心理疲劳以及心理不平衡，其中，有64%%左右的受调查者认为，官员压力来自于 “官场潜规则对个人政治前途的压力”。这算得上是官员群体的一次集体公开袒露。
　　
　　 张海忠的疑点有待于一步步解开，但官员抑郁却已然成为一个显话题，一个极具争议的话题。何况，抑郁，其实包含着一个很大的子命题——— 有句话说，干部决定一切，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性因素。关键是，官员也是人，不是铁打的，百姓有压力可以“随意”撒气，一个堪称“决定性因素”的群体有压力又会如何释放？不是因为为人民服务不周到而惴惴不安，恰恰是“官场潜规则对于个人政治前途的压力”，这看似与普通老百姓毫不相干，实则不然，想想看，当一个普遍抱怨压力过大乃至抑郁的官员群体，让他们来负责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竟然首先掂量的是“个人政治前途”。
　　
　　 甚而，可以说，从官员的身心健康程度，可以判断出一定的政治文明程度，这一点恐不为过，如果某个部门机关的官员普遍有高血压、高血脂，人们自然怀疑这是公款吃喝惹的祸，政治文明程度不会高；当很多官员如果操心“个人政治前途”，乃至焦虑不安，这意味着他们关心的首先是个人得失，“群众利益”只能退而求其次。这在权力主导型的社会里，官员一旦抑郁，也一定会传导给普通百姓，比如，拆迁，“个人政治前途”官员不能不顾及，为了让自己不抑郁，难免理直气壮地开启强拆，最终把老百姓搞得更加“抑郁”。在上访、维稳等领域，道理皆然。
　　
　　 看得出，中国官员的劳累准确说是心累，久在官场，自然抑郁，从古至今皆然。不由得想起，10多年前，北大法学教授贺卫方先生在一篇发人深省的短文《善待官员》中呼吁“对官员建立严格而有效的监督机制，再也不要把他们置于那种危险境地 （因为腐败和犯罪行为败露而身败名裂）”，至今回味，仍有强烈的时代感和现实意义，官员的压力只来自于上级，而不是公众。在这样的制度设计中，也难怪官员为了“个人政治前途”而绞尽脑汁，甚至不惜铤而走险以博取政绩，这正反映出我们在干部任用和评价体制上的问题，也是亟待建立政治文明生态的呼唤，建立顺畅而科学的晋升机制，建立科学公正的评价标准。以往我们认为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为了大众利益，现在看来，将官场晒在阳光下，也是给官员以职业安全感，至少减少那么多因抑郁自杀者、因腐败“被执行者”。而这一切将助推政治文明生态的建立。
　　
　　 社会转型期，每一个置身于其间的人，不管他是谁，都只是一朵被历史洪流裹挟着前进的小浪花，或汇入大海，或拍死在沙滩上，命运无法自控。也正是由此产生的不确定性、不安全感，带来的无助、无力感，从官员到老百姓，无不深刻体味着。如果说，给全民减压是个医学问题、社会问题，那么，给官员减压，还是事关执政能力建设的政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