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和社会对话的方式

　　上个周末在北京，和许知远对谈「寻找一个和社会对话的方式」，本来是为了我的一本小书『故事效应』出版简体版而办的活动，但我真的比较想认认真真谈谈「和社会对话」这回事。

　　好多位热情的青年听众，参与了讨论，提出他们真诚的看法或疑惑，从他们的言谈中，我强烈感受到我和他们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差异──对于「社会」的想象，以及对于「沟通」的认知。

　　当我说「社会」时，我很自然、甚至是不自觉地假设：「社会」是多元的、错落的人群集合互动现象，「社会」这个词语是我们方便用来统纳这些多元、错落现象的工具，并不表示在现实里，真的有一个块状的、全体的「社会」存在。因而当我说「和社会对话」，前提一定是选择跟「社会」中的哪一群人对话，对话是庞杂群体互动中的一环，正因为有那么多不同互动形式，所以我们要讲究怎么对话，怎么让对话可以更有效，给「社会」带来更大的益处。

　　我想象「和社会对话」，第一个步骤是从众多人群中，找出哪一部份来进行对话，接着因应选择的人群去设计、设想如何对话。多年来在台湾的经验，让我偏好用讲具体故事，而不是铺陈抽象道理，更不是直接给予教条答案的方式，来进行对话。因为故事比道理、比教条的接触面更广，能够让更多不同的人发生兴趣，同时也比较有机会刺激出双向、多向的响应。

　　对话沟通，基本上是一种愿意付出耐心的姿态，换个角度看，对话沟通往往也就源自于一种最常在挫折中获致的认知：认知要找出是非对错的道理，没那么容易；认知要说服人家接受并相信是非对错的评判，没那么容易。

　　再退后一步说，对话沟通背后必定还是要有一份疑惑、一份冲动。一份疑惑是：我这样想、这样主张，真的对吗？会有不同观点、不同角度的不同思考吗？一份冲动是：如果我的主张是站得住脚的，那我就希望能够说服别人和我有同样的主张，希望看到社会变得更接近我相信的原则、立场，变得更好。

　　多年来，我的经验教会我既要保有对于「社会可以被改变得更好」的乐观信心，却又要随时警惕「社会不会在一夕间突然变好」的悲观保守。在这两者之间，逼出了有耐心不断寻找有什么人是可以对话的、该用什么方式建构对话关系的作法。

　　我可以感觉到，会场上的青年朋友们，他们比我急切、也比我有野心。他们的「社会」，是一个想象的总体，他们想象的对话，是和整个社会的对话，是受到全社会注意的一种方式。

　　显然，他们没有经历过我经历过的挫折与打击，他们仍然保有着天真的期待与旺盛的企图心。他们想要追求的，是如何影响那一个庞大、整体的社会，而不是如何找到少数一群人，让他们愿意花一点时间想想我自己关心的公共议题，找到方法，让公共议题多吸引几个人，多产生一点更聪明、更有效的意见。

　　我想的，是漫长、迂回、进展缓慢且时有倒退的过程，所以必须设想如何让自己保有持续的原动力，不至于放弃这样的社会理想；他们想的，是直接、快速，一次就可以解决的神奇方法。

　　急切激发了他们的热情，那份热情是很感人的，但他们恐怕毕竟还是要在未来的某一个时间点上，去面对热情却反复撞在冷墙上，该如何维系热情不灭的重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