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后，中国在“保增长”的口号下，中央政府增发大量货币，宽松货币政策、在中央银行的引导下，各家商业银行纷纷投入大量贷款，加上地方政府大量发行地方债，主要投向了基础设施和城市改造等领域。对实业投资比重相对较小，因而对调整产业结构的拉动作用并不大，反而推动物价大幅上扬。这是大家都可以感受到的。虽说在世界经济普遍低糜的背景下，中国政府取得了模范生的好成绩，取得了第二经济体的重要地位，但这仍不能说取得了太理想的效果。这是一。第二，我们也要看到向好面，就是中国创投行业在中国政府大力支持下，其凸显出朝气蓬勃之势又给中国经济注射进新鲜血液。近年来的大量实践证明：创业投资基金的自我约束、资源效率、经营质量远大于国有实体企业，所以推进中国产业升级和产业结构改善都寄希望于创投基金行业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当然，官办基金若能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役中打胜仗，那就另当别论，问题是这种预期又能怎么实现呢？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反作用于经济。当我们把党的执政水平和先进性放到显著位置之时，我们不知道官办基金的运营思路是否还将继续沉溺在过去的经验主义中？因此，是不是能把“发展提质、平台优化、管理升级、惠民保障”这几个关键组合成一个系统的投资管理工程来建设？则是留给我们官办基金当家人必须思考的问题。当然这牵扯到政府的政绩考核观。但是，如果地方政府继续GDP主义至高无上，那么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就会沦丧为一句空洞的口号。党的先进性就会失去群众基础而无法彰显。因此，那种只要GDP上去，不管是否科学，高指标压力下弄虚作假，在税收和财政上制造虚假繁荣的丑陋恶习必须终结了。它的终结者就是创业投资行业的持续勃兴。这有赖于官办基金和民办基金的通力协作；有赖于这些基金对民生、对就业、对环境的进一步关注。

　　在今年两会上，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发挥好股票、债券、产业基金等融资工具的作用，更好地满足多样化投融资需求》。随后，上交所计划未来5年每年新增上市公司50家，深交所则拟每年扩容350家。但是我们也应该清晰的看到中国股权投资基金的数量与日俱增，最新数据显示，现在在中国大陆境内活跃的股权投资基金和机构（外资、民资、国资）已经多达2600家。假设每年上交所和深交所，总扩容量达到400家左右，五年加起来也就2000家。这样一算，平均到各家机构，连一个都不到。如果这些投资基金所投项目都是以上市退出为目标，那么5年间所有的投资，都将很难通过IPO顺利退出。这一点是必须明白的。

　　上述数据告诉我们，投资机构拟定投资策略的时候，一定要量力而行。哪些项目可能有把握上市退出的，哪些则需要其他方式，如并购或股权转让、净资产退出的甚至靠持续分红退出的。要有所权衡。对于公司制的投资机构还有周旋的余地；但对于有限合伙制的基金，几年后要清算。如果上不了市或尚未顺利退出，怎么和LP交代？这是一个问题。目前海外有些基金，对于这种现象，处理的方式是通过募集第二支，第三支基金，收购第一支基金的历史遗留问题，但这又是需要GP和LP商定的。否则也是不正常的操作。反正我们国家的合伙企业法是没有明确规定可以这样做的。所以，这时候GP会很艰难。正因为如此，国内的GP们才开始过渡关注3000万净利润以上的拟上市企业。毕竟这种企业资源属于稀缺资源。上市的可能性较大，所以大家都在抢。这样就有意或无意的推高了项目资产价格。从而就可能降低投资回报率甚至还可能出现亏损。这就是PE目前日子比较难过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