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19日下午，广州市委九届十一次全会举行小组讨论会，市长万庆良建议用“新广州人”代称外来人员，万市长这提议很好，不过并非开先河。2006年在参加新快报专家座谈时，我已提出希望外来工子弟成为广州市民，对这些外来工的后代，我们不再称之为“外来工”，而是“新新广州人”，让他们有更强烈的归属感，成为真正的市民，对社会的稳定势必起到很大的作用。（原文链接http://news.sohu.com/20061102/n246157414.shtml）时隔五年，惟希望在行动上尽早落实。

记者：“风云人物”奖强调的是社会责任和“非财富榜样”，您怎样看待这样一种评价标准？您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有哪些内容？

信力建：这个话题蛮大，企业两头都是需要的，一个叫做社会责任，一个叫做社会企业，信孚教育集团在这两块二合一，它由一个投资公司，一个管理公司，一个研究院和20个实体所组成。

信孚康乐小学是全国最早最大的外来工学校，对这些外来工的后代，我们不再称之为“外来工”，而是“新新广州人”，让孩子们在城市里学习，还要让他们转化为一个真正的市民，并让家长们在城市里安居乐业，对社会的稳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我们对于员工，也认为他们的社会贡献或者行善的百分比，不比李嘉诚低。李嘉诚把十分之一资产捐给社会，而我们每一个教师，也是百分之百献身于教育事业。我们请了中国一百多位专家，到学校给教师做讲座，让他们能够明白自己的社会责任。
另外，我们在创办中小学教育的同时，还创办了老人院和福利院，有很多孤儿在我们的中小学免费就读，这种关怀始终维系着企业的社会责任感。
记者：您觉得自己获奖的理由是什么？

信力建：民办教育是一项有益于民族发展的事业，它让学生获得读书权利。我一直在弱势群体的受教育问题上，不断呼吁而且身先示范。我想，恰恰是这个行业的特殊性，才让我的种种关于教育、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领域的思考和实践，获得了大家的信任吧。

帮助弱势群体受教育

记者：我个人认为，由您获得这个奖，实际上是对民办教育的一种肯定。您觉得公办教育机构和民办教育机构各自的社会责任是什么？怎样才是一种尽职的表现？您认为目前公办教育机构尽到自己的社会责任了吗？
信力建：从现代政府来讲，公办教育是以国家的财力来普及国民教育，帮助弱势群体受到教育。民办教育应该是“用者自负”的教育，是优质教育。而现在，政府在普及教育上还处于拾遗补阙的阶段。目前，中国尚有不到20%的大学生，而西方的大学教育已经普及到80%，这种教育不足，完全可以让民间的力量来弥补。而从人力资源来考虑，中国不能再只是“世界工厂”，而应该在提高人口的素质上，实现中国的“世界科研基地”、“世界设计中心”等更高层次的竞争力。而这唯有靠教育，才能提高国家的软实力。教育完全可以放开，吸收民间资本来投入其中，完善商业运作模式，来实现民办教育的突起。
记者：就信孚的实践来讲，民办教育机构在实现自己的社会责任方面是否有困难？困难在哪？
信力建：有。最大的困难是政策的限制，应该有政策空间，允许更多的人来办学。政府不仅在办学校，而且在管学校。严格地干涉学校的发展，以高标准来限制，造成了很多的人受不到教育。
尽快建立捐资减税制度
记者：如果企业要真正拥有承担社会责任的能力和空间，政府、企业、公众及媒体应该扮演什么角色？目前，我们应该更强调企业本身社会责任感的提升，还是更强调营造一个更利于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机制和环境？哪一个条件更为迫切？
信力建：从主体角度出发，企业与社会公众应该成为国家的主人，每个人都应承担起国民的责任，让其“生产自救”，企业应该扩大生产，增加税收，让更多的人就业。政府能提供一个公平的环境，并履行社会服务职能，而不只是管理职能。让更多的人就业、经商、受教育。媒体应该倡导一种公民社会的新价值观，一种平等相处的价值观。
慈善领域也应该开放，呼吁更多NGO组织，互助组织、合作组织来扶持公益事业。目前中国的捐资减税等制度还未制定，人们行善的渠道依然不畅通。而人们对政府公信力的丧失，恰恰是由于公益事业带有强制的行政手段与不透明性。因此，让企业家承担社会责任，首先要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这是最迫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