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社会转型？社会为何需要转型？往那个方向转型？都转些什么？用什么方法来转型？这些显然都是十分深刻的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命题，也当然是十分深刻的管理哲学命题。因为如果缺乏科学的管理方法，肯定转不了、转不好，搞不好还有“转坏”的可能。 本文，将从管理科学的角度，来深入研讨一下上述问题。
社会转型范畴无疑又是由我伟大的中国人民首先提出。或许，现阶段，也只有我伟大的中国人民才能够、才敢于提出这样的一个范畴。到目前为止，欧美等实行“总统制”或“议会制”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没有深刻地认识到“社会转型”或“社会创新”是一个具有客观性、必要性的事物。由于他们还在哪里极力地美化着其资本主义的世界观、价值观，所以自然也就没有提出“社会转型”或“社会创新”这一范畴的可能。但是，我们中国就不同了。
中国人民为什么要提出“社会转型”或“社会创新”这一范畴？难道中国的经济社会制度不如欧美等实行“总统制”或“议会制”的国家？回答是否定的。尽管从表象上看，中国的人均GDP和人均社会福利水平还远远赶不上欧美，但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最具有活力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之一，和世界经济的火车头，压根就没有向其靠拢的必要。
为什么？就因为中国是一个正在得到高速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体，而“检验”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制度是否“先进”的“标准”，正是其能否、正在“得到发展与可持续发展”。
既然中国经济社会能够而且正在得到发展与可持续发展，为什么还需要提出“社会转型”或“社会创新”的命题？而且还特别迫切？可以肯定，这与中国党和政府的性质不无联系。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中国党和政府并不十分看重“发展”或说着并不看重一时一地的“发展”，而看重的，是如何才能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说明中国党和政府已经从“单纯发展”或“简单发展”的桎梏中挣脱了出来或者说解放了出来，业已充分地认识到，一个国家、一个企业、一个政党如果得不到“可持续发展”，即便其再强大，也不会有多大的出息。欧美等国家的实力足够强大吧？为什么经济危机不不断？为何还发生“主权债务危机”？
以上事实无一不证明，社会转型或社会创新的重要性，而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经济社会发展状态虽然不能说一点联系都没有，但肯定没有必然联系。那么，与什么有必然联系？
当然与该国正在实行的“社会形态”或者说“社会类型”有本质、内在、必然联系了。
研究发现，某种经济制度与社会制度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而一定是必然的。比如，我们就不能说在原始社会实行自然经济，在奴隶社会实行产品经济，在封建社会实行商品经济和在资本主义社会实行资本经济是偶然的。那么，在“后资本主义社会”实行什么经济社会制度？首先可以肯定，不再是资本主义，因为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制度非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终极阶段”。关于这一点，是完全可以肯定的。那么，“后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制度又是什么？
首先可以肯定，在“后资本主义”社会里，不只有“共产主义”这一种，因为那也不符合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定律”或“可持续发展原理”，因为地球留给“地球人”的时间还有45亿年。在45亿年的漫长时间里，只有一种经济社会制度成吗？回答当然是否定的。
现在我们先不讨论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中是否包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根据《经济制度与社会制度对称定律表》，我们可以得知，资本经济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而市场经济却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那么，它们是何种社会的经济制度？当然是“后资本主义”的了。凭什么说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
大家知道，资本经济的本质特征是“谁拥有资本谁就拥有主义”的一种经济制度，这一点，完全符合资本主义这种经济社会制度的根本性质；而市场经济呢？毫无疑问，其本质特征就体现在“谁拥有市场谁就拥有主义”。这一点，似乎也完全符合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
改革开放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为什么发展不起来？因为实行的不是市场经济而是计划经济；现在的欧美等国经济为什么总出问题？因为他们业已发展到了“后资本主义”历史阶段，而他们还再实行资本经济制度——谁拥有资本谁拥有主义。关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通过欧美议会由大托拉斯所控制来证明，也能够从医疗体制改革在美国难以实行得到证明。
于是，问题便出来了，那就是用资本的方式解决不了市场供需关系的平衡，而只能用非资本的市场方式解决。供求关系能靠欧美等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制度解决吗？除非他们像中国一样走社会主义道路。很可惜，在现阶段，就是把他们打死也不会走，因为他们并不认为其社会制度有什么不好；相反，其甚至认为，“有问题”的正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制度。
怎么办？可以肯定，只要人的认识存在着上述差别（已经不能说是“差异”了），那就一定不能找到更好的解决之道——就像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曾经固执地搞计划经济而不搞市场经济一样固执。结果也就必然是，让他们的经济社会“转型”，比让社会主义国家“转型”搞市场经济更难。难在哪里？难道难在，“转型”意味着，他们不仅要放弃其固有的经济制度，还意味着要让他们放弃已经实行了将近500年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也。
让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制度、经济社会结构发生“构变”能不难？当然难，甚至可以说是难上加难。但是，问题却出来了，那就是，不转型欧美经济能量的释放就会受到制约。为啥？就因为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动力绝不仅仅来自于其“经济质量”，更是由“经济性量”决定的——笔者曾在《本原管理》中所讲的那个原因——“两性对称决定质能失恒”。
也就是说，由于欧美经济社会制度的两性不对称，所以决定欧美经济质能必然失恒。大家不妨设想一下，两性就算是对称了，其质能都将面临着一个失恒的问题，何况其“经济性能”或“经济性”不对称呢？答案很容易找到，那就是其“经济质能”肯定难以“守恒”。
中国由计划经济走上市场经济显然解决了两性对称问题，这也就决定了中国会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能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如此当然也就说明，经济对称范畴确由中国首先提出。
如今的中国为啥就能够把经济搞上去？我看，其根本原因是，不仅实现了“经济性能的对称”，也基本上实现了“经济质能的守恒”，其标志就是已经适时地走上了市场经济的道路——终于使社会制度与经济制度对称了起来。如此当然也就说明，“社会制度”与“经济制度”是一个“经济性能”的问题，而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质能”的问题，更不是一个单一的“经济能量”或“经济质量”的问题者也。怎么办？出路只有一个，那就是“社会转型”。
可惜，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和经济学家们是不会买账的，但这却为中国社会的转型创造了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中国经济社会怎么“转型”？我看有以下几个方面需要注意：
（1）需要坚定不移地把社会主义道路和市场经济道路走下去，因为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与市场经济是对称的，这也就为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奠定了“性能对称”的基础。
（2）要充分开发和利用欧美经济“性能不对称”的资源，因为不是我们非要开发、利用，而是他们为我们提供了实在是忒多、丰富的社会资源——如果不利用，也会白白浪费掉。
（3）就是花再大的气力，也得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完善起来——市场经济制度不同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仅仅是市场经济制度中的“元素”而已。
（4）千万不要把市场经济制度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对立起来；恰恰相反，资本主义经济社会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可以开发和利用的经济资源、社会资源、无形资源。
（5）要特别注意，在我们“转型”的过程中，资本主义国家有可能采取十分极端的一些做法——比如通过战争的方式、干涉国家内政的方式，打着“民主”旗号进行渗透等等。
（6）要不遗余力地进行分配制度的改革，因为研究发现，每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变革都是从分配制度的改革开始——严格地说，我们的改革，还尚未触动到“分配”这条敏感的神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