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 ”最初是道路的意思，后被引申为法则、规律而具有了哲学意味。“道”作为一个哲学范畴，老子赋予“道”以宇宙本原的意义，并围绕“道”建构起了一个独特而又完整的学说体系，开创了道家学派。战国中后期，由于时代的需要和学术本身的发展规律，有别于老庄道家的黄老道家学者博采众长，兼容并包，其胸怀之博大，眼光之深邃，以及兼容的深度与广度都是其他学派所望尘莫及的。老庄道家最大的缺憾在于它们把“道”理解为世界本原的同时，却把作为世界本原的“道”与构成这种本原的质料分割开来。故而，老庄道家的“道”在本质上是虚空的，是纯粹想象中的一种“存在”，一种境界，而不是指某种实体。 但黄老派学者看来，具体事物的运动变化有其固有的秩序和规律，称之为“理”，事物不同，“理”便不同。但千差万别的理又都根植于“道”中，由“道”这个总规律派生、演化而来。我国古代哲学家认为自然的运行规律，在某些方面与人类社会的运行规律相通。处理世事，无所适从、无法可依时，可借鉴自然规律，得到解决问题的思路。在人与自然规律的关系问题上，黄老道一方面强调自然规律的客观性，主张人应尊重规律，按规律办事，另一方面也不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认为主观能动性可以与客观规律相统一。此后，“道”不仅成为道家所关注的核心问题，而且也影响着整个中国哲学史。一部中国哲学史就是一部研究道学的历史。

　　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黄老帛书》；在河北定州八角廊村40号汉墓出土于竹简《文子》。几年之后，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事变。我们无法考证其中是否有蛛丝马迹的联系，但马克思主义观点告诉我们，我们需要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儒家文化已被历届王朝挖掘几千年了，就那么多东西。没什么更新鲜的伟大发现。但黄老道家既不同于老子自然的理想主义、又不同于正统儒家道德的理想主义的可贵理性、该派学者走出了“第三条道路”。 黄老学说的基本特征是以天道推衍人道。《黄帝四经》开篇即称“道生法”。（《经法·道法》)学界比较流行的看法认为此命题意在强调“法”是“道”中产生的，这就使法具有神圣的意义。这种意义虽和“上帝”不同，但又近似乎《新约·约翰福音》开篇第一句话：“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 从这个意义出发，我比较赞同社科院房宁的观点，如果可以文化建构的话，需要在传统与现代、神性与俗性之间找到一种综合，至于是三七开还是倒三七开，是四六开还是倒四六开，或者五五开，当然回答不了，但是只要进行文化再建构，就需要把神性和俗性搀和一下。当然，在目前，我们对这些问题的思考还滞留在若明若暗之间，在似有似无之间。也许，这正是我们潜意识中的文化自觉。我们要重视这句话。他作为一名高级学者不会无缘无故说句无聊的话。先秦黄老道家的思想对于后世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潜存于中国文化传统中，在中国政治、教育、民族心理和风俗习惯中到处可以见到它的深深烙印。

　　众所周知。道家的影响是趋于形而上的。但道家学派当年之学者，并没有思考形而上或是形而下这些艰涩难懂的问题。他们作为古代人，根本也未思考到唯物唯心的问题，他们只是单纯思考，人类和世界不断变化之中，当然要有个根源如果人类与世界都不能解释自己的未来，就难免陷入虚无主义。黄老哲学形成于兵荒马乱，烽烟四起的战国时代，可谓是乱世的哲学，其实自有人类以来，天下何曾太平过？中国人常有太平的想法，如果天下真的太平了，反而容易陷溺于物质享受中，再也不思进取了。我们假设黑格尔哲学与中国老庄道家思想在形而上方面达成了一致，那么黄老道家的突破点恐怕就在于它更侧重“实践智慧”。黄老道家秉承“明天道行人事”法则迥异于儒家。儒家强调从人的角度的出发设想，首先人要真诚，由此努力改善人的世界。可谓用心良苦。但怎么做都难以完美。永远有下一代的人需要接受教育有怎么有教完的一天？光要理清人与人之间恰当的关系的实现，就已经很困难了。因为适当关系在每个侧面都不同。在人的世界，所有的判断是相对而受到限制。因此，在西方人看来，要对客观世界的数量关系进行证明式的演绎和推论，就必须首先将对象提升到一个形而上的高度。在公元前6世纪是什么力量推动着的毕达格拉斯等人对那些枯燥乏味的点、面、线、体感兴趣呢？回答只能有一个：毕达格拉斯是“阿波罗神”的儿子！

　　黄老道家诞生于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显赫中心齐国稷下学宫、而后又不断向外推展、并一度成为西汉风靡于朝野上下的一个最具影响力的重要道家支派。该派学者以极其鲜明的积极入世态度和强烈的天下情怀，秉持与庄子截然不同的人生价值理念，肯定现实，与当权者合作，摒弃入主出奴的狭隘门户之见，强调执道者要理性的认识到人之所能有限，必须充分尊重民众的智慧，并给予他们发挥才干的最大空间和深厚土壤。作为当政者的君主，他不仅要对其属下的不同人的才能的有限性有所了解，而且尤其要对其自己的才能的有限性有着充分清醒的自觉。不然，若君主强行凭借有限的一己之才，骄横跋扈、自以为是、专断偏执，是绝对不可能将国家的事务处理得圆满成功的。后果更为严重的是，这不但将会使国家由治转乱，给人民带来灾难，甚至还会危及到自己的身家性命。而以技术理性为基质的现代政治，仅仅注重技术知识，而将技术知识所赖以存在的实践智慧遮蔽。是不可取的。黄老道家所彰显出的独特政治智慧迥异于现代技术理性支配下的政治运转法则，它对澄明被遮蔽的实践智慧、舒展被压制的个性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他们认为：理想的社会，就是应当高标自然而然的终极最高价值，立足于人的现实本真自然的生命境界、智慧能力，使每个人和每一特长，皆得到应有的尊重，使每个人的特长，皆得到原发性地充分发挥，使每个人的个性，皆得到原发性地自然舒展与张扬。英明的君王，应当是守护自然而然的终极最高价值的表率，一切从人的现实本真自然的生命境界、智慧能力出发，最大限度地容忍每个人的不足，最大限度地肯定每个人的特长，提供良好的环境与条件，营造宽松宜人的氛围，以令每个人基于其特长而原发性地挺立起自己生命的主体性，使此特长尽可能实现其应有的价值，从而遂己所愿地顺利推进治国理政之大业。黄老道家这种卓异识见，在中国哲学史、思想史上是独树一帜的，它是黄老道家总结往昔治乱之经验与教训，并透过冷静深切的人生感悟而得出的，因而它才能丝毫不具虚而玄的不切实际的空想的理想主义的色彩，反却具有鲜明的理性、现实性品格。

　　譬如，被誉为黄老道家经典的《淮南子》认为善于射箭的人是十分注重弓弩的调整，善为帝王者不会忘记人民。诚心诚意地爱护人民，并且为他们谋利益，那么天下人就会归顺追随。以一种呆板凝固的体制来对待日益变化的社会，和以一根琴弦就想奏出《棘下》的琴曲没有什么不同。时世的变化，如不变化体制，就会像冬天穿布衣、夏天穿皮大衣一样可笑。所以调整一次弓弩上的瞄准器是不可能用它来发射一百次的。这说明瞄准器必须根据目标的高低不断调整，韩非云：“世异则事变，时移则俗易”。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与时俱进。否则就会犯刻舟求剑的错误。制度创新的基础是建立在发现各种规律之上。在黄老道家看来，那些仅仅知道熟记并按法规条文、习惯于按照既定的处理问题的一贯模式来办事者，显然不能根据情势的变化来行事治国。这是因为书本上的知识绝不能简单代替实践智慧。既然是与具体的政经操作、施政对象密切相关的实践知识而非空悬于书本上的规则在政经生活中发挥着关键作用，那么明智的人们就应当丢掉一切乌托邦式的幻想和僵化教条，而真正进入复杂的现实场域。发现规律，认识规律，利用规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制定出合理的制度来服务经济社会。时代在前进，社会在发展。尽管当今领导者开展领导活动的现实条件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诸如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由人治向法治的转变，由封闭社会环境向开放社会环境的转变等问题，黄老之学都将给于当今的社会管理者仍然有着极高的启悟价值和指导意义。

　　因此，我们认为黄老道家这种卓异识见，即使在今天，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也仍然具有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借鉴价值和意义，我们自然不应忽视这笔不可多得的可贵哲学文化资源，而宜对其作出适合时代需要的创造性诠释与转化，以令其焕发新的生命活力，发挥应有的现实效用。事实上，市场经济对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并无根本区别。中国在市场经济前面加上了一个定语，社会主义。这就是创新，就是创造。既不同于苏联社会主义，也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这就是走上了第三条道路，我们将第三条道路，称之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想当年，布莱尔领导的英国工党，秉持的政治哲学则是“左派愿景、右派工具”的“第三条路”。也就是所谓“新中间路线”。就是以原本倾左的工党政治哲学及政策路线向右修正，采用右派的手段。第三条路是“正－反－合”辩证逻辑实践的结果，主要表现为：借市场及紧缩预算右派手段，达成“公平、正义、均富”的左派愿景。而在国家与公民关系间，则修正过去左派保障公民免除竞争风险的政策路线，进而对公民进行一种“适者生存”训练，形成一个负责任的风险承担社会。当然，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要按照英国的路线走。毕竟多年实践证明：市场经济仍是人类迄今为止最有效的追求财富改善人类生活的机制。信仰社会主义的人，主要任务还在于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现代化。

　　“中国的权力”有没有信仰？有的说有，有的说没有。说有的，分几种。有的说是龙，有的说是道，还有的说是水。说是龙，有张牙舞爪的龙，有神闲气定的龙。说是道，有天道、人道、或是霸王道。说是水，有汹涌澎湃的滔天洪水，有涓涓细流的小溪之水。当然，还有说是天、天帝诸如此类。说法很多，但不能没有取舍。“中国的权力”有没有信仰过“法”？严格的讲，应该说没有真正的信仰过。而只是把“法”作为社会统治的工具。而没有追溯“法”的源头，是“人为法”，还是“天道”，赋予的公平之法呢？《黄帝四经》已经强调法是道中产生的，这就使法具有神圣的意义。正如IBM前总裁小沃森曾说过“一个企业的文化就是企业的宗教，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信条，自己的宗教和为之奋斗的信仰。”推而广之，一个政党也需要属于这个政党为之奋斗的信仰。党史界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一般而论认为出席中共一大的13名代表，代表着全国53名党员。当时，那几十人中当中有谁能想到，90年后的今天，竟然从几十名的小政党演变成8000万的世界第一大党？共产党为什么能从几十人发展成8000万人的世界第一大党？难道大家不觉得这是个神话吗？他们是凭借什么发展壮大的？就是在10年动乱的时间里，中国人民依然在建设社会主义，在搞自主创新，在研制两弹一星。这说明，我们的人民相信党，愿意跟党走。我们要歌颂伟大的中国人民。因为他们是共产党最坚定的支持者。在深化体制改革的关键时刻，我们的人民给予了政府更大的决心，信心、耐心。

　　道家，儒家，一个是研究天道，一个是研究人道。拿两个级别根本不等的事物比较，当然对儒家学人不公平。我们要为公平正义的社会而努力。但，人力有限，天道难违。儒家虽然是研究人道的一门中国学科，但儒家并不是不知道。“天道茫茫，天命难测，天意难知。”这在孔孟的教义中意识得很清楚。当————只有主观的人道，而没有客观的天道————这样的时代来临之时，什么都会发生改变。其次，我们经常把天道归于自然规律研究范畴。天道并非人道。人是自然界的产物。天不会理解人，人与天相既不离，并不是天与人相既不离。侏罗纪时代是恐龙的时代！当时它们是世界的主宰，地球上鲜有其他生物种类可以威胁到它们生命，它们的消失可以理解为：天杀之！翻开中国的古代史，从夏商周到清朝灭亡之前，帝王的权力均被认定为来自于天。故，称皇帝为“天子”，奉天命、执天威、代天管民。颁布法令也是多以奉天承运作为的开场白。这是古代人看法。到了近代，头脑维新的人说这是封建迷信，应该打碎，推翻重来，变为民主，换句话说就是这治人之权理应由民授予。于是由天一下子降到民身上。若承认权力的源头在民不在天，那就围绕着民之权如何授的问题展开吧。首先碰到的问题就是，民意由谁来收集、通过什么途径来收集，收集上来的民意质量又是如何、决策程序归于人治还是法治等一系列问题都涌现出来。民意由谁来收集？决策层委派钦差大臣微服私访是一种形式；二是可委托专业的社会组织或民间智库、大些的话就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里设立一个民意信息收集部门来专门负责此事；接下来是通过什么途径来收集民意，方法很多，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民气更容易串联。其中，微博就是以后民意收集的重要、快速、直接的一条途径。但，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收集上来的民意如何甄别良莠？想来必不容易。假设我们按照天道运行的规律来判准这些民意，是不是就会简单些？其实懂一点中医理论的学人都会明白，中医治病其实很大成分上是依据“人与天相既不离”展开的，他们大多数认为人体生理的运行也要吻合天体运行的规律，否则就会生病。按照这种治疗方式，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是许多个人组成的，如果每个人都能循道于天体的运行规律，那么整个社会也必将复归于和谐太平？！

　　行笔至此，我想到先秦诸子中，有个叫杨子的人，他站在分叉口的时候黯然落泪，别人问他为什么哭的这么痛。他说，这么多的路口，不知道该沿着南方的道路走，还是沿着北方的道路走好。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做任何事情都会面对多种选择。容易陷入谜径。新能源事业发展也是一样。虽然哥本哈根没有决定性成果，而绿色的方向已经深入人心，也成为下一波经济浪潮的标杆和动力。不过，对能源行业发展，空谈方向原则已经毫无意义。行业的发展往往需要通过“能够怎么办”的方法明确未来的确定性，以廓清路径、坚定信心。这个信心从党中央、国务院近年来的绿色新政陆续出台可以得到印证，在中国发展的十字路口，中央没有像杨子一样迷茫，而坚定信心选择了正确的方向。就像一盏指引我们行动的希望灯火。我们要做的就是精心的去呵护。回顾历史，第一，二次工业革命我们没有赶上，信息革命我们赶上了，但只是抓住了尾巴，这次绿色革命的动力是什么？现在清楚了。来自风，太阳，海水，地热以及人类本身的智慧。奥巴马提出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谁将主导21世纪。谁在新能源领域先拔头筹，谁将成为后石油时代的天之骄子。中国要想在未来成为佼佼者，就必须抓住新能源这一历史机遇。在不确定中的寻求确定性和决定性因素。当然，这些因素有时只是一个群体的选择。中国人善用阴阳对冲的思维走中间路线。欧美金融领域讲对冲，就是利用期货、期权等金融衍生品以及关联的不同股票进行实买空卖，风险对冲，目的是为了规避转移投资风险。也就是晴雨未定的时候的最好带把伞。中国人叫未雨绸缪。这样一个组织群体的选择往往会影响到一个国家的未来的道路，也往往会改变整个世界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