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这种以实时传播为特色的自媒体的出现，使这两年6月7日这天热闹不少。高考语文考试刚一开考，微博上就开始有高考作文题陆续流出，其中有老师等知情者的现场直播，也有网友的杜撰，比如，2011年辽宁省的高考作文本来是个与苹果味道相关的材料作文，但网上流传出的题目却是“如何看待高晓松酒驾案”，这个题目以讹传讹，像插上翅膀一样，不但在互联网上广为流传，而且还被《扬子晚报》等一些传统媒体采用。

高晓松醉驾案确实是个社会热点话题，但这案子直到5月31日判决才正式生效，距高考已经没有几天，即便仅以简单常识判断，对实行全封闭入闱制度的高考命题来说，也不可能再采用，但无数人以及媒体却偏偏对这样的乌龙题目信以为真广泛传播，为什么呢？大概与人们长期以来对高考题的习惯性观感有关。在中国，只要是参加过高考的人，基本上都知道“文以载道”四个字，写作文要紧跟时势是个常识，历年来以社会热点入题的作文数不胜数，老师家长考前押题也常盯住时事新闻，这就难怪人们对高晓松入考题见怪不怪了。

人们的习惯思维还在热衷于时事，但近两年来的高考作文实战却正在悄悄地与时事拉开距离。综观2010、2011两年的各地语文作文命题，会发现一个趋势，与时事热点直接相关的题目正在逐渐减少，而简单明确的命题作文”占比却在增加，像今年广东的作文题“回到原点”，山东的“这世界需要你”，浙江的“我的时间”，上海的“一切都会过去”之类，占了几乎了所有考题一半的份量。

高考作文应该离时事近还是远，近年来一直存在争议，如果按中国自古以来开科取士的标准，文章题目自然是与国家大事、社会时事越近越好，因为科举胜出者要立刻参与国家治理，考生必须有这方面的专长，所以古代科举要考策论、今天公务员考试要考申论。但高考作文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它主要考查的是考生的读写能力、认识水平和情感品格，从这个角度讲，作文命题是否刻意贴近时事其实无关紧要，甚至有时候还会起到反作用。

在中国，要写时事相关文章，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政治正确性，这就意味着如果作文题目与时事过于贴近，等于在考语文的同时，还要承担政治考试任务，考察考生的政治觉悟，这实质上增大了考生不必要的风险，束缚了其自由发挥的空间。比如2009年安徽省作文题是“弯道超车”，这个词是安徽省政府定出的区域发展大计，在政治上可谓天然正确，在这一情况下，如果有考生写作文反对弯道超车，就很容易被判跑题。

让考生背负价值观判断错误的风险，是很不公平的，让思想活跃的考生背叛心灵，去为时事政治说假话，是很不人道的。现实中，人们已经见过太多平时写作文很好的学生因为“跑题”砸在高考作文上。考生们已经有一门政治要考，何必因为牵涉太多时事而把作文搞成第二次政治考试？从这个角度讲，那些把考生思维限制在时事政治领域的考题--不论是马列主义还是时髦的公民精神、普世价值，都不算是好的考题。

另外，考题过于执着于时事，也有鼓励考生轻视写作本身而在观点上取巧的倾向。

事实上，回顾从建国初到今天的历届高考作文题目，不难发现，从1951年的高考作文题“论增产节约的好处”开始，去政治化、时事化是一大趋势，越是政治色彩鲜明的时代，作文题目与时事政治贴的越近，越是开放开明的年代，作文题目越是简约、直白。而且，不但大陆如此，连台湾省的“高考”（全省联考）题目变化趋势也是如此，1965年，蒋石独裁时期，台湾联考曾出过“反攻前夕告大陸同胞書”这样的题目，但近些年的考题却往往简单的只有一两个字：想飞、探索 、 惑...最近的2010年作文题目则为“应变”。
所谓上德若谷，大方无隅，越质朴的题目越易有大想象，1933年，陈寅恪为清华大学入学考试拟作文题“梦游清华园记”时曾提出命题标准，“凡考试国文，必考其文理之通与否”，题目应该“使应试者，无甚侥幸，或甚冤屈之事。阅卷者良心上不致受特别痛苦，而时间精力俱可节省”。以陈先生的标准而论，今天高考题目向广泛化、简约化、直白化靠拢，可谓是正在“回到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