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历史瞬间
——为董秀玉七十寿辰而作
李泽厚 刘再复
（刘再复执笔）
收到道群兄诸友人的邀请信（参与秀玉七十纪念集）后的第二天，我到泽厚兄家，提起此事，在旁的大嫂马文君（李泽厚夫人）立即说：秀玉这个人真好。我回应说，所以我很快就会交卷。泽厚兄则说：我也想写，可是已经宣布封笔，那就我们俩共同写一篇，由你执笔。我答应后，他立即到书房拿出一篇发表于二〇〇七年八月号《南方窗》的“谈话录”复印件给我，指着文中的一段话说：前三年我就这样评价董秀玉，请你把这段话放入文章中，我便抄录了下来：
我觉得他们都是好人。尤其是董秀玉，忠诚待人，办事周到，自己不出任何风头，很了不起。
泽厚兄恃才傲物，能用“很了不起”评价人，实在少见。我开玩笑说：“你这几句评价，可谓‘一句顶一万句’。”他不否认，只说这不是恭维，只讲了几句大实话。真的是实话，秀玉这个人，所以能得到像我这样一批读书人的敬重，就在于她身上确实有一个“诚”字。西方基督教文化，其深层之核是“信”，而中国文化的精神之核则是“诚”。“诚能通神”，秀玉能把握住中国文化的魂魄，真是聪慧过人。
泽厚兄是理性主义者，言必有据。因此立即举出两件铁铸的事实来证明他的论点。第一件事（一九八九年六月）留待以后说。第二件事是二〇〇一年，泽厚兄完成了力作《历史本体论》。此书本来是上海三联约的稿，但泽厚兄把稿子寄到上海后，那里的“三联”却不敢出。就在被“上海三联”否定的那一时刻，泽厚兄给“北京三联”的董秀玉打电话。秀玉一听到事情始末，立即说：“赶紧把稿子寄来给我，立即出。”满腔热情。泽厚兄要求：一个字也不能删改，秀玉也满口答应。书中有几段引述高行健的话，颇犯忌讳，但秀玉果真一字不删，完完整整很快就出版了。泽厚兄和我叙述这段“双城记”的故事之后，又对董秀玉作了一则评论：
董秀玉有胆有识，十分难得。无论是从事政治和经济，还是从事学术和出版，都需要胆和识。可惜多数人或有胆无识，或有识无胆，所以做不成什么事。秀玉二者兼备，便作出事业来了。
我补充说：人与人的差别，文章与文章的差别，从根本上说，是境界的差别。有胆有识，才构成境界。缺一项便无境界可言。北京三联的范老（范用）有境界，他的“传人”董秀玉也有境界，都值得我们敬重。我还告诉泽厚兄，我也要讲几则秀玉的故事，但在我们这篇合写的文章中不宜细说，否则文字会过于冗长。不过，有一个难以忘却的历史瞬间，无论如何是必须先表述一下。
一九八九夏天，一场政治风波把我推到广州，彷徨一个月之后，我出走香港。那时政治气氛十分严峻，我个人从“山顶”掉入“谷底”，何去何从，不知所措。这是我人生中最艰难的时刻。到了香港之后，内心仍然充满矛盾。我生性厌恶政治，此时偏偏落入政治漩涡之中。就在那个历史瞬间，就在脚踩香港岛屿的第二天，董秀玉给我打了电话，说李欧梵教授有一封芝加哥大学东亚系的正式邀请函，委托她交给我。她立即要把邀请函送来。这是我到香港后接到的第一个朋友的电话（兄弟亲戚的电话倒是不少），听了之后感到特别欣慰。过来一个小时左右，我们就见面了，秀玉把芝大的“三色表”（正式邀请文件）交给我，并说了一番我至今难忘的话：“你本来就不喜欢政治，这回能到欧梵那里坐下来读书写作，反而是件好事。你如果需要什么书籍资料，尽管告诉我，我从香港给你寄。”我到美国之后，她果然不断给我寄书。一九九二年她离开香港到北京三联担任总编辑前夕，还把自藏的全套《读书》杂志寄给我。她知道美国缺少中文资料，我比她更需要“读书”。而这之前，她用香港三联总编职务的“权力”主编了一套“中国文化精选”丛书，把我和林岗合著的《传统与中国人》作为丛书的第一种，硬是在香港推出。她知道那时我漂流海外，国内已对我实行“书禁”，必须在香港支持我。一九八七年这本书在北京三联出版时，她就是责任编辑，但当时我正“红红火火”，出书似乎是“锦上添花”；而此时她在香港出版，则是“雪中送炭”。她是“国家干部”，此时“送炭”是会危及“乌纱帽”的，但她无所谓，偏偏把书推出。这一行为，真真是胆识兼有，品格、境界全在其中。不过，秀玉最初编辑《传统与中国人》（北京版）也不是“添花”似的轻松，她很辛苦，很真诚。我在《三联三代皆好友》一文中曾作了记载：
不计“三联”全史，以主体交往为尺，我把范用视为三联第一代，而把董秀玉、沈昌文视为第二代。秀玉、昌文二兄是我的同龄人，也都是我的好友。此次返回北京，我们三人一起共进午餐，畅谈了一番别后的故事，但都离不开一个“书”字。三联书店不简单，不仅产生了范老这样的“书魂”，还产生了秀玉、昌文这样的书痴。秀玉学历不高，靠超常的勤奋自学成才，竟能与范老、沈昌文一起，创办《读书》杂志，充当思想解放的先锋，团结海内外各种不同流派的知识精英，成为我们这一代人里的出版界脊樑，真不简单。记得《读书》创办的那一会儿，秀玉为了向我约稿，竟找到我躲藏的写作处，东四六条小胡同里一间布满灰尘的小屋，因屋子太小，站不了另一个人，她就在门口和我解说《读书》宗旨，让我加入她的无产阶级阅读先锋队，那时我正在写作《鲁迅美学思想论稿》，在文学上刚露头角，她就关注我的思想路向。到了一九八四年冬季，她听说我在武汉有个文学新思维的讲话，便抓住不放，一再敦促我把讲话写成文章。在她的“逼迫”下，我终于写成“文学研究思维空间的拓展”,稿子交给她后，她立即作为一九八五年二月号《读书》的头篇（分两期连载）发出，并造成“轰动效应”和引发了全国性的文学研究方法论探索的热潮。这之后，我担任文学研究所所长，“利用职权”，又进一步推动了这一探索。文学研究思维空间拓展一文一事，社会上都以为只是文学所所为，不知道背后有董秀玉和整个三联的支持与呼唤。为了此事，董秀玉和沈昌文一起多次到劲松（我的住处）找我，并要我把文章扩展成书，由三联立即出版，但因忙于写作《性格组合论》和《论文学主体性》而无法完成。
秀玉让我最难忘的一件事是她在一九八八年担任三联总编之后，又自告奋勇担任林岗和我合著的《传统与中国人》的责任编辑。就在我把稿子交出不久，她因工作太累而病倒，以至发烧住院。听朋友说她病得不轻，我就去医院看她，没想到，我一进去就发现她的床头放着《传统与中国人》的稿子，中间还夹着一些小纸条。我急着说“这是何苦？”她却说：“烧退了就可以读书，出院后就可以把稿子发厂了。”那个瞬间，我除了感动之外，还想到，文化事业太苦了，即便身体烧焦了，也还得做。偌大的文化事业，就是这样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读出来、编辑排印出来的。精神价值世界固然是作者所造成，但也是一大群默默耕耘的“编者”所建构。
这里我说“默默耕耘”，正应了泽厚兄说的，她“自己不出任何风头”。其实，文化世界正是不出风头的默默耕耘者所支撑。秀玉之可贵，除了不出任何风头，还“不顾任何风向”，在任何历史境遇下都守持对朋友的真诚与对学术的真诚，该为即为，该断即断，“不计任何得失”。不出任何风头，默默而耕；不顾任何风向，堂堂而行；不计任何得失，孜孜而为；这三个“不”，构成董秀玉的真品格、真精神。历史是公平的，对于秀玉这种默默耕耘者，其报应是让人们把她的功德默默记在心里。今天泽厚兄和我合写此文，正是为了把“秀玉”二字默默记在心里，相信这一名字也会铭刻在历史的记忆里。
二〇一一年二月十九日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