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红丛书(1)
日出东方
王先金 编著
第八章 张太雷出席国际“三大”
张国焘主持中共“一大”(2)
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
中共“一大”于1921年7月23日晚8时开始了，直到7月31日结束。
现在人们以1921年7月1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日来纪念。这是因为随着中共日益壮大，纪念中共诞辰也就提到日程上来。1938年5月，当越来越多的人向当时在延安的两位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和董必武询问党的生日时，毛泽东也记不清是那一天了，他便与董必武商量之后，定下七月一日作为中共诞辰纪念日。
1921年春，三十九岁的李书城和十五岁的薛文淑在望志路结婚。婚后不久，李书城带着警卫梁平到湖南去了，在那里主持讨伐湖北军阀王占元的军务。
这么一来，望志路上的李公馆内，只剩下李书城的弟弟李汉俊和新婚妻子薛文淑及厨师、女佣人和李书城年幼的女儿李声韵。薛文淑不过十五岁，不懂世事。厨师和女佣人不识字，从不过问李汉俊跟那些穿长衫、西装的朋友们高谈阔论些什么。同时，李书城也交代过年青的妻子，不要过问李汉俊的事。
本来，在博文女校开会，是很方便的。不过两个外国人进出一所女子学校，很容易引起密探的注意。一旦暴露，一网打尽，无处遁逃。
“到我家里开会吧。”李汉俊一提议，马上得到李达的支持。确实，李公馆是一个很合适的开会场所。
于是，1921年7月23日(星期六)晚，各种穿着、各种身份的人，一个又一个从李公馆后门进入。
李公馆楼下餐厅，那张长方大餐桌四周，坐了十五个人。
餐厅里的电灯点着了。餐桌上放着一对红色花瓶，插着鲜花，给这次难得的聚会增添了喜庆的气氛。桌子上铺着洁白的台布，上面放着紫铜烟灰缸、白瓷茶具和几份油印文件。
桌子四周放着十二只橙黄色的圆凳，加上四把紫色椅子，有了十六个座位。先来的先坐，不讲究座次的排列顺序。
毛泽东和周佛海担任会议记录，紧挨着大餐桌而坐。
在昨日的预备会上被推选为主席的张国焘，已经预先作了些准备。他在宣布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始之后，向大家报告了会议的筹备经过。他在报告完筹备经过后，提出大会的议题，即制定党的纲领、工作计划和选举中央机构。 张 国 焘
张国焘念了陈独秀交给陈公博带来的信，信中谈了四点意见：“一、党员的发展与教育；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运用；三、党的纪律；四、群众路线。”
刘仁静坐在马林旁边作翻译，把张国焘的话译成英语，讲给马林听。有时，坐在马林另一旁的李汉俊也翻译几句。
张国焘讲了二十来分钟，也就结束了。
接着，马林代表共产国际致辞。他说：“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共产国际增添了一个东方支部，苏俄布尔什维克增添了一个东方战友，希望中国同志努力工作，接受第三国际的指导，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作出自己的应有贡献。”接着马林介绍了共产国际的性质、组织和使命后，非常强调地说：“共产国际不仅仅是世界各国共产党的联盟，而且与各国共产党之间保持领导与被领导的高度统一的上下级关系。共产国际是以世界共产党的形式统一指挥各国无产阶级的战斗行动。各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支部。”
当刘仁静把这段话译成汉语后，会场的气氛变得静穆紧张。中共的代表们在捉摸、思索马林的这段话。他的话表明，中国共产党要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
马林谈及了他和列宁在莫斯科的会见，会场又变得热烈起来。列宁在中国共产党人心中享有崇高的威望。马林说起列宁对中国的关怀，期望着中国建立共产党，期望着世界的东方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中共代表们的眼睛都睁得大的。因马林事先关照过不许鼓掌，以免惊动密探。否则，定然会热烈地鼓起掌来。
马林讲起话来，声若洪钟，滔滔不绝。他一口气讲了三、四个小时，一直讲到子夜。
他这一席话给毛泽东留下的印象是：“精力充沛，富有口才。”
给包惠僧留下的印象是：“口若悬河，有纵横捭阖的辩才。”
马林讲完之后，由尼科尔斯基致辞。他说：“我向中国共产党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表示热烈的祝贺！”接着他介绍了在伊尔库茨克建立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并建议给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发去电报，报告大会的进程。他还介绍了刚刚成立的红色工会国际的情况，认为中共应当重视工人运动。
尼科尔斯基讲完，张国焘便宣布散会。
在开幕会议上，代表们具体商讨了大会议程和任务，一致确定先由各地代表向大会报告各地区的工作，然后讨论和通过党的纲领，制定今后实际工作计划，最后选举党的中央领导机构。
最初商定，每日更改开会的场所，以免被密探盯住。不过，除了李公馆之外，找不出别的恰当的开会场所。无奈，只得继续在李公馆开会。不过，马林和尼科尔斯基这两个外国人不再出席会议，因为两个外国人出进李公馆，太惹人注意了。
每日会议毕，由张国焘向马林和尼科尔斯基汇报会议情况，听取他们的意见。
第二次会议上推选了几个人负责起草中共的纲领和决议。张国焘是会议的主席，当然入选。李汉俊懂四国外语，博览马克思著作，刘仁静有着“小马克思”的雅号，也被选入起草小组。董必武和李达也参加了起草工作。
在起草纲领和决议的过程中，激烈的争论展开了。
争论的焦点在于，中国共产党应当有什么样的党纲。
李汉俊认为，世界上的革命，既有俄国的十月革命，也有德国的社会党的革命。中共要走什么样的路，应首先派人到俄国和欧洲考究和研究后，再作决定。目前应该支持孙中山的革命运动，待这一革命成功之后，中共可以加入议会开展竞选。
刘仁静反对李汉俊的见解，他说：“欧洲的议会道路在中国行不通，中国共产党也不应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团体。”他拿出《共产党宣言》来，继续说，“中共应该按照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那样去做，即以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
陈公博部分地同意李汉俊的意见，但刘仁静的看法受到多数代表的支持。李汉俊见他的意见被大多人否定，他也就不坚持了。
关于中共的组织原则，早在1921年2月，李汉俊就曾与陈独秀发生争执：陈独秀主张中央集权，李汉俊主张地方分权制。在这次会议上，李汉俊又提出他的观点，又被大多数代表所否决。
在关于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上，代表们赞同了李汉俊的意见：即中共可以接受共产国际的理论指导，并采取一致行动，但不必在组织上明确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代表们主张在党纲中写上“联合共产国际”。后来，一年之后，在中共“二大”上，才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的决议案》：“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
在讨论党员条件时，党员能否在政府中做“官”？这个问题引起了激烈的辩论。陈公博主张可以，因为他正在广东当“官”，陈独秀也当着不小的“官”。李汉俊也同意他的观点。不过大多数代表以为，中共是无产阶级政党，党员不应在资产阶级政府里当官。两种意见争执不休。最后，这个问题有意识地回避了。允许党员作类似厂长这样的“官”。
经过一番又一番的争论，党纲和决议的草稿纸上，画满了蜘蛛网般的修改记号，总算接近定稿了。
在屋顶花园，张国焘向马林和尼柯尔斯基讲述着党纲和决议的初稿。马林汉他听到“联合共产国际”时，顿时双眉紧锁。他要求出席大会，他要亲自向代表们说明共产国际“二大”所通过的决议。
忽然来了一个陌生人
7月30日，天气闷热。夜幕降临之后，餐厅里又聚集了许多人，代表大会举行第六次会议。马林和尼科尔斯基也来了。只是周佛海没有来，据说他忽然肚子大痛大泻，出不了门，只好独自躺在博文女校楼上的红漆地板上。
八时多，代表们刚刚坐定，马林正准备讲话。这时，从那扇虚掩的后门，忽地进来一个面孔陌生、身着灰布长衫的中年男子，闯入餐厅，朝屋里环视了一周。
李汉俊发现这不速之客，问道：“你找谁？”
“我找社联的王主席。”那人随口答道。
“这儿哪有联社的？哪有什么王主席？”李汉俊颇为诧异。
“对不起，找错了地方。”那人一边哈了哈腰，一边匆匆朝后退出。这人名叫程子卿，当时法租界巡捕房的政治探长。他是江苏镇江人，生于1885年，米店学徒出身，读过三年私塾，不会讲法语，但臂力过人。与黄金荣结拜兄弟，进入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先是做巡捕，后升为探长，身体非常壮实。
马林双眼射出警惕的目光。他用英语询问李汉俊刚才是怎么回事，李汉俊当即用英语作了简要的答复。
砰的一声，马林用手掌猛击大餐桌，当机立断：“一定是包打听！我建议会议立即停止，大家迅速离开！”
代表们一听，马上站了起来，李汉俊领着大家分别从前门走出李公馆。平日，这前门是紧闭着的。
唯有李汉俊和陈公博留在那儿没有走。他俩上了楼，坐在李汉俊的书房里。
李汉俊是那里的主人，他自然不会走。他和陈公博在楼上书房坐定后，想看看究竟是马林神经过敏，还是真的有包打听在作崇。
十几分钟后，便来了一个法国总巡，两个法国侦探，两个中国侦探，一个法兵，三个翻译。那个法兵是全副武装，两个中国侦探也是睁眉怒目，要马上捕人的样子。
法国总巡问：“你们为什么开会？”
“我们这里并没有开会，而是我们邀请北京大学的几位教授和学生，在此商谈编辑《新时代丛刊》问题。”李汉俊回答。
“那两个外国人来这里干什么，为什么家里藏有社会主义书籍？”法国总巡又问。
“那两位是英国人，北大的外籍教授，暑假来上海交流学术。至于这些书籍，因为我是教师兼任商务印书馆翻译，必须要有大量图书作为研究参考之用。”李汉俊回答。
法租界巡捕房当时并不知道这里在召开中共一大，只是接到使馆和租界的通报，得知共产国际派人到了上海，可能在开一个东亚地区革命团体的会议。那个法总巡很是狐疑，即下命令，严密搜查。于是翻箱倒柜，搜查了足足两个钟头。他们又把李汉俊和陈公博分开，进行询问。一个法国侦探首先问陈公博：“你懂英语吗？”陈公博说：“略懂得一点。”侦探又问：“你从哪里来？”“我从广州来。”陈公博回答后，那个侦探又问：“你在什么时候来中国？”陈公博说：“我是中国人，并且是广州人，这次携眷来游西湖，路经上海，不免要遨游几日。你们为什么要来搜查？”
“我以为你是日本人，那两个教授是俄国的共产党，所以才来搜查。”那个法国侦探说。
李汉俊家的藏书不少，被这伙不速之客扔得遍地都是。这些人不大懂中文，他们仅认得英文的马克思经济书。他们搜查之后，总巡对李汉俊和陈公博说：“看你们的藏书可以确认你们是社会主义者；但我以为社会主义或者将来对于中国很有益，但今日教育尚未普及，鼓吹社会主义，就未免发生危险。今日本来可以封房子，捕你们，然而看你们还是有知识身份的人，所以我也只好通融办理。”接着便用训戒和命令的形式对他二人训了一顿。
密探们什么都看过，唯有摆在抽屉里的那张共产党组织大纲草案，却始终没有注意。或许他们是在注意搜寻军械，他们注意在隐蔽的地方而不注意公开的地方吧，因为那张大纲写在一张簿纸上而又改得一塌糊涂，可能被认为是一无关重要的废纸，连看也没有看。
密探们仔仔细细地搜查李公馆时，陈公博在一旁不停地抽烟。他竟把整整一听长城牌四十八支烟卷全部吸光。
法国警察和密探们离去之后，陈公博感到口干难熬。李汉俊吩咐廖厨师烧水沏茶。陈公博才呷了几口清茶，忽地又闻楼梯响，陡地一惊，以为是警察和密探杀“回马枪”。抬头一看，来人却是包惠僧。
原来，在马林下了紧急疏散令之后，代表们走出李公馆，不敢回博文女校，回头望望无人盯梢，就穿小巷，走里弄，拐入渔阳里二号，那是陈独秀的住处，如今住着陈独秀的妻子高君曼和李达夫妇。
他们在那里等了两个钟头，看看外面没有什么异样动静，牵挂着李公馆里究竟如何，包惠僧便自告奋勇，前去看看。
“法国巡捕刚走。此非善地，你我还是赶快走吧！”陈公博简单地向包惠僧介绍了刚才惊险的一幕之后，对他说道。
于是，包惠僧先走。李汉俊叮嘱道：“你还是多绕几个圈子再回宿舍，防着还有包打听盯梢！”
包惠僧点点头，消失在夜幕之中。
包惠僧拐了几个大湾，回头看看没有“尾巴”，才折入环龙路，步入渔阳里二号，李达给他开了门。一进屋，看到大家正在焦急地等待着他归来。大家都为他捏着一把汗！
包惠僧诉说了李公馆的遭遇，果真是法国巡警出动，大家无不佩服马林的高度警觉。只是马林和尼科尔斯基离开了李公馆后，怕甩不掉跟踪者，不敢到渔阳里来，他们绕了几个圈子后，各回自己的住处。
到嘉兴南湖游船上开会
“我们要换一个地方开会。最好是离开上海，躲开法国巡捕。”李达提议道。
代表们都赞同李达的意见。可是上哪儿去开会呢？
周佛海提议去杭州西湖开会。他因肚子痛未去李公馆，将近午夜，忽听有人上楼，睁眼一看是毛泽东。毛泽东是从渔阳里二号来，想弄清博文女校的情况。 南湖游船，中共一大在此船上继续开会
毛泽东轻声问他：“这里没有发生问题吗？”
周佛海弄不清是怎么回事，经毛泽东一说，他才知道李公馆遭到了麻烦。
“走，我们一起到李达家去商量。”周佛海这时肚泻已好了些，便与毛泽东一起朝渔阳里二号走去。大多数代表还在那里。
“我倒有一个主意。”坐在李达旁边的王会悟，听了周佛海的话，开口了。她不是中共“一大”代表，但她是丈夫李达的得力助手。打从开始筹备会议，她就帮助李达东奔西走，安排代表住宿。她看到代表们那副焦急的神态，就说道：“我是浙江桐乡县人，紧挨着嘉兴。我在嘉兴师范读过书，对嘉兴很熟悉。嘉兴有个南湖，湖上有游船可以租。从上海到嘉兴，只及上海到杭州的一半路。如果到南湖租条船，在船上开会，又安全又方便。游南湖的人比游西湖的人少得多。”
经她这么一说，代表们都觉得是个好主意。大家决定坐早晨七点多钟的快车去嘉兴。考虑到马林、尼科尔斯基是外国人，一上火车很惹人注意，代表们决定不请他们去嘉兴。李汉俊是李公馆的主人，正受密探们的监视，也就不请他去嘉兴了。
何叔衡因有事，早已回长沙去了。
陈公博那天晚上受了惊吓，他带着新婚太太住在大东旅社，7月31日早晨五点多钟，大东旅社突然响起枪声，大东旅社发生凶杀案，使他再度受惊，他不敢再去嘉兴参加会议，便带妻子到西湖游玩去了。
7月31日早上7 时35分，一列快车从上海北站驶出，朝南进发。在各节车箱里，散坐着中共“一大”的代表们。他们各自独坐，仿佛互不相识。他们之中有张国焘、李达、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刘仁静、周佛海、包惠僧。
王会悟小姐紧挨着李达。她今日显得格外兴奋，因为她是“领队”兼“导游”。她的小巧的手提包一直不离身，包里放着这次去南湖的活动经费。
嘉兴是座古城。三国时，这儿是吴国，设置嘉兴县。嘉兴在大运河之侧，又是沪杭铁路的中点，也就兴旺发达起来。南湖是嘉兴胜景，游嘉兴者差不多都是为了游南湖。
上午十点多钟，火车在嘉兴车站停下来时，李达和王会悟下车走在最前面。代表们三三两两跟随其后。
王会悟安顿代表们在鸳湖旅馆开了房间，洗洗脸，吃个粽子，暂且歇息。王会悟在办好代表们的住宿手续之后，便请旅馆帐房先生代订画舫游船。
“租双夹弄的！”王小姐很内行，她对账房先生这样说。
“对不起，小姐。双夹弄的都在昨天被预定了。现在只有单夹弄的。”账房先生答道。
所谓“双夹弄”是指船的中舱与后舱之间有两条过道，表明是大号船。“单夹弄”的只有一条过道，表明是中号船。
“那就只好将就。”王小姐说，“另外，包一桌酒席，借两副麻将。”
听见“借两副麻将”，账房先生笑了一下。王会悟给了他八个银元，租船钱、酒席费以及小费都在里面了。
代表们在王会悟的带领下，来到了湖边码头。
(关于谁是南湖租船的人，近来发现，在韦韬、陈小曼著的《我的父亲茅盾》一书中，说在嘉兴租借南湖的游船，是茅盾的内弟孔另境出力联系的。孔另境当时正在嘉兴中学念书。)
见到来了那么多客人，好几位“船娘”上前吆喝：“南湖去吧？坐我的船！坐我的船！”
“我们定好哉！”王会悟连连谢绝围上来的“船娘”。
代表们分批登上一艘小船。小船来回摆渡，把代表们送上一艘中号的画舫。
船舱里金碧辉煌，就连每一根柱子上都刻着金色盘龙。四壁，刻着金色的花卉、耕牛、人物、飞鸟。横匾上镌“湖光彩月”四个字，两侧对联为“龙船祥云阳宝日，凤载梁树阴场月”。碧绿的波光从窗口射进舱内，轻风吹拂，好一个清凉世界。
八仙桌上放着一套宜兴此砂茶具。王会悟给代表们沏上龙井绿茶，然后哗的一声，把麻将牌倒在八仙桌上，代表们都会意地笑了。
她到后舱跟船老大打个招呼，递上一包香烟，船便缓缓在湖面上移动。王会悟装扮成歌女模样，她走过中舱，来到前舱，坐在船头遥望，充当会议的“哨兵”倘有异常动向，随即报告中舱。
将近中午，下了一阵小雨，游人四散，湖面上更为安静。中共“一大”的最后一次会议，就在这时开始。
代表们讨论着党纲和决议。那张放在李汉俊家抽斗里，被密探们所忽视的“废纸”，此刻成为代表们字斟句酌的文件。马林不在，又缺了常常持异议的李汉俊和陈公博，讨论的过程不像往日那么激烈，十分顺利地进行着。
中午时分，“船娘”送来了饭菜。代表们吃完饭后，又在船上继续开会。
第一个获得正式通过的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纲领”共有十五条，后来发现的英文和俄文稿都少了其中的第十一条。
接着又通过了第二个文件，即《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决议分为六个部分，即：一、工人组织。二、宣传。三、工人学校。四、工会研究机构。五、对现有政党的态度。六、党与第三国际的关系。第六部分的内容是：“党中央委员会每月应向第三国际提出报告。”“在必要时，应派遣特别全权代表一名到驻伊尔库茨克的第三国际远东书记处去。此外，要派代表到其他远东各国去，以发展和配合今后阶级斗争的进程。”
接着大会讨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草案。这宣言有千把字，前半部分大体抄袭《共产党宣言》上的语句，第一句就是：“一切至今存在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接着说起中国工人阶级必须起来实行社会革命自求解放的理由……宣言的最后一句是：“工人失掉的是锁链，得到的是全世界。”通过讨论，作了语句上的修改后，代表们一致通过了。
天色渐暗。大会进入最后一个议程，即选举中共的中央领导机构。由于当时全国的党员只有五十多人，各地的组织也不健全，所以决定不成立党的中央委员会，只建立中央局。
选举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共选出书记一人，宣传主任一人，组织主任一人。书记，当然非陈独秀莫属。张国焘被选为组织主任；李达被选为宣传主任。
在唱票时，忽地唱到李汉俊的名字。董必武问了一句：“是谁选的？”刘仁静答：“是我选的。”这是李汉俊获得的唯一的一票。
周佛海代理书记 陈公博游山玩水
在陈独秀未到上海前，书记一职暂由周佛海代理。因为散会后，周佛海仍留在上海度暑假。留在沪的四个人：李达、李汉俊、包惠僧和周佛海。他们选定由周佛海代理书记。
在中共“一大”会上，陈公博一开始就表现趾高气扬，自以为是。他总是与众不同，坚持已见，要按他的意见办。在讨论斗争方针和斗争策略时，代表们发表一些不同意见是正常的。而他却标榜“我是一个硬邦邦的人，我的脾气是很疏阔的。”陈公博不是心平气和讨论问题，动不动就疏阔起来，把别人的争论说成是“我看上海俨然分为两派，互相倾轧”。他的内心感到“冷然，热情冷到了冰点，不由得想到伺机而退”的心事。
当代表们去嘉兴南湖的时候，陈公博带着太太李励庄到杭州西湖游山玩水。逛了两、三天，也就腻了。他和太太回到上海，方知中共“一大”早已散会。陈公博成了“一大”代表中一个半途而退的逃兵。 周 佛 海
陈公博跟张国焘、李达、周佛海晤面，把大会文件抄了一份，带往广州给新当选的中共中央局书记陈独秀。陈公博自己也抄留了一份大会文件这也就是三年后他在美国所写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附录中中共“一大”文件的由来。
中共中央局设在上海，书记却在广州，开展工作当然有诸多不便。虽说周佛海任代理书记，他却沉醉于婚外恋之中，那有心思来开展工作。
周佛海在湖南老家有结发之妻，生下一子一女。可是，他在上海偶然邂逅启明中学学生、湖南同乡杨淑慧便跌入了情网。
中国共产党刚刚建立，工作千头万绪，而设在上海的中央局群龙无首，周佛海不仅正忙于恋爱，而且他当时的声望也担当不起代理书记之职。于是，马林坚决要求陈独秀辞去广州的职务，回到上海专门从事中共的领导工作。李达、周佛海不悦，张国焘不吭声，但马林还是坚持了自己的意见。
为了动员陈独秀返沪，马林派出了包惠僧去广州。
包惠僧到了广州，向陈独秀陈述了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意见。那时，陈独秀在广州的处境亦不甚好。于是，他决定离开广州。九月中旬，他和包惠僧一起回到了上海。
这时，张太雷和杨明斋已经从苏联回到上海。张太雷担任马林的翻译。
陈独秀上任总书记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成立大会的时候，陈独秀正在广州满腔热忱地大办教育，他想要趁热打铁，不愿为开会而离开，因而指派包惠僧携带他的意见去上海出席。当中共一大结束后，包惠僧告诉他当选了中央局书记时，陈独秀笑道：“谁当都一样。”
陈独秀是1920年12月29日到达广州的，他是应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的热诚邀请，出任广东教育委员会的委员长。
陈独秀的到来，对于广东的革命形势是一个推动。广东的无政府主义势力本来比较强大，1921年3月，陈独秀重建了广州共产主义小组，把拒不改变立场的无政府主义者清除出去，由陈独秀自己和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等人负责。陈独秀是原北大的文科学长，另外几个人都是北大毕业，包惠僧笑道：“广州小组成了北大派了。”
陈独秀到广州，同时也把《新青年》的编辑部带到了“看云楼”（陈独秀在广州泰康路附近的住所）。创刊于1915年的《新青年》，是中国20世纪最著名、最重要的一份杂志。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就是以《新青年》为主阵地，掀起一场改造中华民族命运的文化革新运动的。然而到了1921年，《新青年》内部出现了较大的分歧，胡适不满《新青年》越来越鲜明的共产主义色彩，要求陈独秀改变宗旨，否则就停办，或者另办一个哲学文学刊物。陈独秀当然既不会改变宗旨，也不会放弃《新青年》不办。于是他同意胡适等人另外去办刊物。从此，陈独秀与胡适等实用主义者在思想上分道扬镳，《新青年》成为更加激进的共产主义刊物。 陈 独 秀
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千头万绪，需要她的书记回去主持。陈独秀遂以胃病为由，向陈炯明辞职。正在前线作战的陈炯明不批准，陈独秀只好请假回到上海，到10月底，才正式辞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之职。
抵沪的第二天，陈独秀便在张太雷陪同下，前去拜晤马林。这是陈独秀和马林的第一次会面。
不料，他们见面不久，便争吵起来。陈独秀和马林都是脾气直爽而又个性极强的人。马林戏称陈独秀为“火山”，动不动会“爆发”。其实，马林自己也是一座“火山”。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不把他这位中央局书记放在眼里，以“钦差大臣”的姿态，事事都要干预中国共产党。陈独秀大发雷霆，他以中国共产党人行有的傲骨说：“摆什么资格，不要国际帮助，我们也可以独立干革命。”他拒绝与马林会晤，还打算要求共产国际撤换马林的职务。就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一个突发事件改变了局面。
1921年10月4日下午，陈独秀等人在家里被密探抓走，押送到了法国巡捕房。马林全力营救陈独秀等人，请了名律师，并动用了共产国际的活动经费，打通各个“关节”，并交白银五百两，营救陈独秀、高君曼、包惠僧、杨明斋、柯庆施等人。
10月6日，上海《申报》刊登了陈独秀被捕的消息。胡适得知后，请蔡元培与法国使馆联系设法营救陈独秀。胡适用安徽话骂道：“法国人真不要脸！”
中国共产党内部，张太雷和李达商量后，请孙中山出面。孙中山致电法租界领事，请他们释放陈独秀。
在各方的努力营救下，陈独秀于10月26日被释放了，罚款100元。
从此，两座“火山”的关系改善了，陈独秀感谢马林的积极营救，表示愿意多听共产国际的意见。马林充分领教了陈独秀的刚毅倔强之后，也放下了架子。马林和陈独秀开始携手合作，使中共中央局的工作顺利开展起来。
1921年11月，陈独秀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标志着中共中央局开始正常运转。这份中共中央局通告虽然只短短几百字，却把党、团、工、青、妇以及宣传工作，都抓了起来。
对于陈独秀未出席“一大”的原因，学术界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陈独秀由于公务繁忙无法出席大会。其依据是，1936年陈潭秋在《回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中说：“陈独秀未出席第一次代表大会，那时他在陈炯明统治下的广东做教育厅长。”包惠僧回忆说：“有一天，陈独秀召集我们开会，说接到上海李汉俊的信，信上说第三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派了两个代表到上海，要召开中国共产党发起会，要陈独秀回上海……陈说他不能去，因为他兼大学预科校长，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他一走款子就不好办了。”另一种观点认为陈独秀之所以没有出席“一大”是对共产国际包办“一大”现象有意见。同时在陈独秀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突然接到召开“一大”的通知，认为受到轻视而产生抵制情绪。
对于李大钊没有出席“一大”的原因则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由于1921年6、7月间李大钊要筹备并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少年中国学会”的年会，故未能去上海参加党的“一大”。第二种观点认为由于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工作繁忙，抽不出时间出席“一大”。第三种观点是李大钊领导索薪斗争并受伤住院，故未能出席。
对于陈独秀、李大钊为什么没有出席的原因，也有人认为，主要不是出于当时“公务繁忙”，而在于陈独秀、李大钊对“一大”并不是很重视。因为在当时许多党员的眼里，中国共产党作为全国的组织，已于1920年宣告成立。
参阅资料
1.《红色的起点中国共产党诞生纪实》叶永烈/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1月第1版 (1997.03.09)
2.《有惊无险 安全转移》邵维正/文《作家文摘》2001.7.3
原载《中华读书报》2001.6.27 (2001.09.16)
3.《中国共产党命名经过》《文摘旬刊》2002.8.2
原载《山西家庭报》2002.7.13 (2002.08.09)
4.《毛泽东与张国焘》陶朱问/文《文摘周报》2003.3.10
原载《党史博览》2003年第2期 (2003.03.12)
5.《陈独秀在1921》孔庆东/文《作家文摘》2006.3.7
原载《百年潮》2006年第2期 (2006.03.14)
6.《著名共产党人改名趣事》王树人/文《文摘旬刊》2005.3.25
原载《党史博览》2005.2 (2006.07.01)
7.《中共创建史上的几个悬案》徐云根/文《作家文摘》2006.7.7
原载《世纪》2006年第4期 (2006.07.13)
8.《陈公博为何被国共两党开除党籍？》周英才/文《作家文摘》2006.7.11
原载《共鸣》2006年第7期 (2006.07.15)
9.《杨明斋赴苏为陈独秀鸣冤》苗体君/文《作家文摘》2010.7.30
原载《党史文汇》2010年第7期 (2010.08.14)
10.《谁是“一大”嘉兴南湖租船人？》孔海珠/文《作家文摘》2011.2.22
原载《广漠读书周报》2010.12.28 (2011.0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