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下笔者最初的小学生活的昌黎四小
董宝瑞
近几天，贴出一些有关儿童节的博文，使笔者不由想起自己的孩童时代。
上海多才多艺的博友雨荷绿漪在笔者贴出的《昌黎碣石山下充满灿烂阳光的小学校园》后面留言：“谁给我金色的童年……”，说这是她“小时候唱的歌”，又问：“董老师会唱这首歌吗？”笔者答曰：“不会。就会唱《丢手绢》。”她说：“那首是少先队唱的，这首是幼儿园唱的，俺也会，呵呵！”俺说：“俺没有上过幼儿园。”她说：“那《丢手绢》是自学成才滴？”俺解释说，俺是在上小学一、二年级时学的。那时，县城的孩子一般不上幼儿园，也没有学前班一说。一上就是一年级。雨荷绿漪笑了“一、二年级才丢手绢？俺们会走路就开始丢手绢了，呵呵……”俺无言以答了。其实，笔者说的是实话。五六十年前，碣石山下的昌黎县城办有唐山专署幼儿园，但那不是一般人家的孩子能上的，也就没有机会去“丢手绢”了。那时，也没有学前班，平民百姓的孩子大都是直接上一年级，笔者也不例外。
笔者在进入新世纪之际写《童年忆趣》时，专门写有《“阳历”的故事》，回忆了自己上小学的往事：
我上小学时，在昌黎县城上过两所学校。先上的是城外的四街小学，后又转到了城里的一街小学。按我家住的地方是应直接上一小的，同院的一个与我同龄的女孩，比我晚出生有11天，上的就是一小；而我却不知怎么去了离我家实在算不得上近的四小，从一年级跑到三年级，才转了回来。对此，不少年我一直没弄明了，近几年才从母亲口中得知，当年之所以如此，倒不是因为别的，只因家里在户口本上给我报的生日是阳历。这事儿，如今听起来颇有点滑稽，那时却险些让我晚上了一年学。
辛亥革命后，我国开始与世界接轨，实行公历（俗称阳历）。但在民国年间，直至新中国成立以后，不少国人仍习惯记阴历（农历），生日也多以阴历为准，不怎么以阳历为意。我是1949年7月7日出生的，那一天的阴历是六月十二。也许因我出生的那个地方当时解放有八九个月了，纪年废除了“民国”，转而使用公历，家里在我落生后去报户口，管户口的人给登记的是阳历日期。几年后，全家由关外迁居关里，转过来的户口登记的也自然是阳历。不想，到我7岁时准备上小学时，却因户口本上记的这个“阳历”，遇到了相当大的麻烦。当时，小学招生截止到1949年6月以前出生的七龄童，昌黎一街小学作为唐山专区（当时昌黎县城为唐山地委、专署所在地）远近闻名的重点小学，在招生时执行规定很严格，把日期定在了6月30日之前，7月1日出生的也不要。同院那个女孩在户口上报的是阴历日子，报户口时顺利过关，一下就被录取了；而我，只因户口上报的是阳历，母亲怎么跟招生的老师解释也不行。母亲不愿我为此晚上一年学，多次跑到街公所，要求给我改户口，但人家说什么也不给改（尽管很多人的户口生日写的都是阴历日子）。眼见我在那一年上学无望，母亲坐卧不宁，幸得有个好邻居给解了围。与我家住对窗户的杜其芬老师当时刚由一小转到四小任教不久，见我上不得一小，便带我去她尚能通融的四小报名。为了避免出现麻烦，在报名时，用了我在户口本上别名栏里登记的乳名。现在回想，那时受到“肃反”运动波击的杜老师（近些年才得知，她有一个弟弟去了台湾），够小心翼翼，也够颇费心思的了（我至今难忘那年她带我上学的事）。就这样，我才得以跟着杜老师，背着母亲新缝制的书包，到离家有一里多地的四小上了小学一年级。入学不久，在杜老师的帮助下，我把名字改了回来。四小的学生，不像一小有一些机关干部子女，寻常人家的子女较多（农业户占一多半），这使得我结识了不少家居旧城区外的小伙伴，较早熟悉了县城东关与南关交接地带的地理、社会环境和一些农业户的生活。1959年1月，我在三年级的上学期即将结束时，加入了少先队。在班里举行的入队仪式上，我平生第一次朗诵了自己写的一首小诗《胸前领巾红又红》，这成了我在四小读书时留下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放了寒假再开学，因杜老师又转回一小执教的缘故，我终得回到距家较近，且为重点小学的一小，使自己的小学似乎上得比在四小时好了不少，走出校门即顺利地考入省重点中学——昌黎一中。
白驹过隙，往事如烟。转瞬之间，我上小学的事已过去44年了。如今，我真不敢想像，当年我若是晚上一年学，以后会是怎么一个样子。好在，历史是从来都不能假设的，何况是我的这么一小点点的入学史呢，权且留下一个存念罢。
今天，再读这篇文章，当年上昌黎城关四街小学的事，依然历历在目。今年1月10日下午，从四小门前经过，恰好带着照相机，遂随手从门口往里拍摄了一张四小新的校园照片。而55年前，我到四小上学时，那校园还很质朴，没有任何楼房。未免就在中间的一排平房上课，在西南的空场地玩耍。记得，上一年级时，老师组织我们玩过“丢手绢”。其实，我们玩的最多的是“顶架”等“激烈”的“运动”。
今天，贴出在四小门口拍摄的自己小学第一个母校的照片。可惜，当时只拍摄了一张，就被警惕的“门岗”发现，一番“盘问”，无兴趣再照了。
摄影：董宝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