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界开始意识到金融动荡即将来临，距今已有近3年的时间。自那以来，我们经历了金融领域的地震，经济活动的崩塌，以及各国政府前所未有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世界经济如今已复苏。但这场危机还远未结束。

正如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University of Chicago Booth School of Business)教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前首席经济学家拉古拉姆?瑞占(Raghuram Rajan)在发人深省的新书中所指出的，潜藏的“断层”仍未离我们而去*。未来可能还会有更多麻烦。他的话值得一听：2005年在杰克逊霍尔(Jackson Hole)年度货币政策会议上，他发表了一篇当时颇具争议、如今却广受赞誉的论文，题为《金融发展是否让世界更危险？》(Has Financial Development Made the World Riskier? )。他的回答？是的。

我们已经知道，过去几年的地震对西方经济体造成了破坏，新兴市场国家（尤其是亚洲）却完好无损。这场地震也摧毁了西方世界的威望。至少两个世纪以来，西方国家一直在经济上和智识上主宰着世界。那个时代已经过去（见图表）。迄今为止，新兴市场国家的统治者虽然不喜欢西方世界的装腔作势，却尊重其能力。不过现在已经变了。西方世界再也无法独自说了算。20国集团(G20)的崛起就反映了国力与威权的新现实。

然而，全球格局的改变远不止于此。这场危机暴露了西方经济体以及整个全球经济内部深埋的断层。我们或许无法避免更多的震荡。

瑞占在书中提到美国国内的政治压力。相关的压力也开始在西欧显现。我将此看作“交易”(the deal)的终结。那个交易是什么？它是二战后达成的一种安排：在美国，其核心是充分就业和个人高消费；在欧洲，其核心是政府提供的福利。

在美国，贫富差距急剧扩大和实际收入停滞不前，早就对这种交易构成了威胁。因此瑞占指出，“在1976年至2007年间，实际收入每增长1美元，最富裕的1%家庭就能得到其中的58美分。”这无疑令人震惊。

“对贫富差距扩大的政治回应……是扩大对家庭放贷，特别是对低收入家庭。”而这样做导致了金融崩溃。瑞占指出：“……最近这场危机中（金融部门）的过失包括动机扭曲、狂妄自大、嫉妒、信心错置以及羊群效应。但在政府的帮助下，这些风险获得了本不应有的吸引力，而且让市场无法执行纪律。”

宽松信贷（很大一部分受到住房的支持）的时代如今已经结束（见图表）。与此同时，在所有的西方国家，个人福利都由政府出资。不过这场危机的财政后果（即赤字大幅上升）将与老龄化的压力相互作用，让财政紧缩成为未来数十年的政策主旋律。股票市场长期熊市，以及“失业型复苏”的前景，都进一步加剧了这些苦难。

那么，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出现政治上的不和也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一个务实的中间派——受到诋毁。右派则呼吁摒弃现代政府制度，回归18世纪。因此，这是一场政府本身的危机。

世界经济的内在断层又加剧了西方经济体的内在断层。瑞占就此指出了两种风险：首先是许多经济体对出口的结构性依赖，尤以日本、德国为甚，现在又加上了中国；其次是金融体系中未解决的冲突。世界经济的断层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国内经济的断层相互影响，对触发危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如今又加大了危机后重建的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