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4月份以来，由于降水量少，河湖水位持续偏低，水利工程蓄水不断减少，南方部分地区发生了严重的旱情。长江、汉江、鄱阳湖水位处于历史最低点，湖北千余水库跌至死水位，中国的鱼米之乡洞庭湖旱情严重。湖南、湖北、广西、广东、江西等粮食主产区降水量仅为正常值的20～40%不等，对粮食生产产生严重影响。

截至5月29日，全国耕地受旱面积1.044亿亩。长江中下游地区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5省旱情较为严重。2011年发生的旱情具有强度强、持续时间长、范围广、影响程度重等特点。

为缓解长江中下游地区严重旱情，国家防总、水利部加强三峡水库的科学调度，加大下泄流量，保障沿江地区生活生产用水。5月25日—6月10日，三峡水库日均下泄流量加大至每秒1.1万—1.2万立方米，进一步抬升长江中下游干流水位。

据权威数据：从2010年12月下旬以来至今，三峡水库累计向中下游补水181亿立方米，其中5月份以来补水28亿立方米。目前三峡抗旱补水达到每天2亿立方米左右，长江中下游干流河道水位最大回升1.39—2.72米。

2011年以来，中央财政先后下达抗旱补助资金达19.6亿元。截至5月29日，旱区5省共投入抗旱劳力649万人，启动机电井30多万眼、机动抗旱设备138万台套。

在CPI的构成当中，食品类权重目前占到CPI的30%左右，而蔬菜占食品权重大约20%，在食品“一片涨声”的背景下，业内人士分析说，食品价格上涨压力大，将增加通胀压力，CPI涨幅或将维持高位，5月份CPI就可能在5.4%左右，或更将创下34个月来新高。此次综合5月上旬我国价格的变化情况及最新的涨价事件的影响，就预计五月CPI将会保持在5.2~5.4%的水平；PPI将会保持在6.7~6.9%水平。

这些数据加重了关于6月份将再度加息的市场预期。

虽然很多人都认为，把中国南方的旱情与三峡工程结合起来，与把汶川地震跟三峡工程结合起来，总是有些牵强的成分，是在为三峡功臣罗织罪名。

但还是有很多理性的人，能看清彼此之间的端倪的。

2011年5月18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了《三峡后续工作规划》和《长江中下游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会议在指出三峡在防洪、发电、航运、水资源利用等综合效益开始全面发挥的同时，指出在移民安稳致富、生态环境保护、地质灾害防治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亟需解决的问题，三峡工程对长江中下游航运、灌溉、供水等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叶檀在《南方人物周刊》中说，对于包括三峡大坝在内的大型工程，是回到了彻底反省的时期，是回到理性时代，是摆脱人定胜天的狂傲的时候了。

叶檀在文章中，从经济成本，文化成本、自然成本等方面进行了盘点。一些数据显示：

2009年6月底，三峡工程累计完成投资1849亿元，其中枢纽工程798亿元，输变电工程358亿元，库区移民工程693亿元。

三峡工程所花代价巨大，对文化与自然的改变前所未有，共淹没了13座城市、140个镇子和1600所村庄，沿江地带的文化遭遇剧烈的改变，而一些自然生物就此绝迹。

曾被称作可以抵挡千年一遇的洪水，到目前为止，还未经历真正百年一遇洪灾的严酷考验，原本的鱼米之乡已经四处断流，史所罕见。另一方面，库区泥沙淤积，航运困难，大江如小河，泥滩行舟，在某些地方已经成为现实。以往所谓的社会收益业已转化成社会成本。

目前虽然普通民众尚难以论证三峡工程与旱情之间的关系，但反对者的论证言犹在耳。

让我们回顾一下，反对者的反对理由吧。

1、移民：当三峡蓄水完成后，淹没了兴山县等129座城镇，其中包括大型城市万州、中等城市涪陵和十多座小城市，预计移民数量将大大超过工程初期计划的数量，涉及移民超过120万人，涉及湖北、重庆的20个县、区（市），安置地遍及全国10余个省（直辖市），历时长达20余年，为世界之最。由于生态环境问题（包括三峡水库蓄水后引起的大量滑坡和岩崩），三峡大坝附近地区还将有400万居民在未来（2007年起）10-15年移居别处。

三峡发电能够收回部分投资，其他的社会成本应该如何计算？有240万人为了工程离开家园，其中的一些移民至今未能得到妥善安置。他们做出了贡献，却无法得到相应的回报。

2、贫困：作为三峡库区于1997年和并入重庆的15个区县因移民造成严重失业，贫困问题严重，而由于这些城市并入相对发达的重庆，更造成重庆市城乡极为悬殊的经济差距（2009年达到了500%）。属于三峡库区的万州当地城镇失业率8.1%，21.9%的城镇移民靠低保生活。三峡库区的涪陵及其以下8个区县，当地城镇失业率8.95%，人均GDP是重庆主城9区的20%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50%。很多移民和搬迁安置款项至今没有到位，造成了重庆主城区与三峡库区居民严重的对立情绪和冲突。

3、泥沙淤积：工程的反对者如黄万里等认为，长江上游河流所携带的除了泥沙，还有颗粒较大的鹅卵石，在三峡大坝筑起后将极难排出，会造成堵塞，并向上游延伸，进而影响重庆。三峡工程的社会收益预测包括抗洪、调节水位保障航行。但我们不应视作无物，甚至视作中国发展的绊脚石。

4、地质灾害：由于三峡工程建设过程中大规模的开山破土，使本来就脆弱的三峡生态环境，更雪上加霜。造成库区周围的建筑裂缝，山体滑坡加剧。

由于三峡工程而新建的新县城比如湖北的黄土坡和奉节的宝塔坪都由于严重滑坡，使新县城不得不转移阵地，但是由此也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另外三峡工程诱使库区周边的地震多发，据统计，自2003年蓄水以来，奉节发生地震14次，最大震级2.9级，其中五次为有明显震感的地震。水库诱发的地震一般发生在近坝区，它和普通地震的最大区别是，震源更浅，破坏性更大。而为了治理这些灾害，截止2010年3月中国已经花费了120亿元人民币。

5、旅游：由于旅游机构在1990年代广泛宣传了“告别三峡游”，使得人们普遍认为蓄水后的三峡景致不再，因此自2003年以来，三峡的旅游业便一落千丈。

三峡周边在古代是巴文化和楚文化的交汇地。水库淹没区已探明的文物点有1200多个，从1992年起文物部门便开始进行抢救性发掘，预计可在2009年蓄水完成前抢救、保护完毕。此外，政府还对其中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其他重要古建筑文物设立专案、拨给专款予以保护。

《孟子·告子下》中说“长君之恶其罪小，逢君之恶其罪大”。所谓“逢君之恶”是指执迎合昏庸的执政者，引他去干坏事。更是指为执政者提供做坏事、错事的确凿的依据，不管是理论依据，还是被论证出来的依据。

其实，用自己的专业知识，顺着决策者的思路，通过貌似严谨的论证，得出决策人拍脑瓜就能想到的结论，这充其量是决策人的帮衬，起不到相应的作用，终归是被人唾弃的。

当我们数次把已经被科学否决了的议案，再拿到决策层去讨论，对政府的决策人，我们更是没有尽到相应的职责。这就是所谓的逢君之恶。

当然，我们也曾经有黄万里等力谏废除三峡工程议案的学者，虽然言辞激烈到了“三峡工程祸国殃民，永不可修”的程度，但那些声音被淹没在了支持者的声音之中。

1992年4月7日该议案终于进入表决程序，共有2633名人大代表参与表决，结果是赞成1767票，反对177票，弃权664票，未按表决器的有25人。表决虽然获得通过，但赞成票只占总票数的三分之二左右（67%），是迄今为止中国全国人大所通过的得票率最低的议案。

还是看看乐观者是如何“逢君之恶”的吧。

1、税收损失：从2003年7月10日首台机组投产发电，到2008年10月，三峡工程累行上缴国税202.77亿元。但是，国家对三峡工程实行了非常优惠的税收政策，“三峡电站对外销售电力产品的增值税负担超过8%部分，实行即征即退政策；三峡电站缴纳的企业所得税，在全部投产前100%缴入中央金库，作为三峡工程建设基金，直接返还给三峡工程建设单位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用于三峡工程建设”。

三峡工程享受了巨额的税收优惠，是否真正的造福于民？

当初以国家权利，去笃定地通过三峡工程的决策，核心是想实现一个梦想，一个人定胜天的梦想，而所谓的投资收益，不过是在为那梦想买单的时候，提供的财务数据的支撑。

2、国防安全：有人担心一旦中国卷入战争或者遭受恐怖主义袭击时，三峡大坝将成为受袭的目标。不过乐观者认为，轰炸这种关系数亿人民生命的民用目标是严重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在现代战争中当不会出现。三峡大坝极其庞大，一般恐怖组织所使用的手段都难以对大坝造成整体性损毁，即使是炸较薄弱的船闸，由于有五级船闸，而且建于与大坝并不相连的坛子岭，因此也不会引起溃坝。

——当强盗发动战争进行掠夺的时候，难道还要顾及道义方面的事情，还要顾虑国际法的束缚吗？北约出兵利比亚，美国人在巴基斯坦境内击毙本拉登，这些难道是国际法允许的氛围吗？

3、投资回报：三峡工程的成本究竟有多少，其投资收益是否能够覆盖成本？支持者总是会拿财务数据说话，证明某项投资是值得投，晚投不如早投，早晚都要投的。

官方答案是可以，并且很快。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总会计师杨亚表示“以目前电价计算，当累计发电量达到10000亿度时，三峡工程的巨额投资就可以收回。”根据推测，收回成本应该在2015年到2017年之间。

不要跟我说回收成本，取得投资收益。那是跟投资人说的，而投资人的收益是从市场中来的，是要从每个相关的民众家庭与个体中来的。

财务数据是诱人的，但实际上，我们所谓的投资收益，还不是由民众来买单吗？

三峡旅游所带来的经济效益，难道不是相关的游客从自己的腰包里掏钱做出的贡献吗？三峡工程所涉及的移民与回迁，难道不是要靠民众辛苦积蓄的钱所支撑的吗？三峡工程所发出的电，难道不需要靠民众来购买吗？

任何一项重大的工程都可以跟民生挂钩，当一项民生工程，最终却是把人民当成自己投资收益的来源与支撑。难道不是对民意的背叛吗？

以往在讨论三峡工程之时，侧重于计算三峡工程产生了多少GDP，未来可以发多少度电，如何提高了自主知识产权。但是，当我们的思维方式是以经济效益为评估标准，就已经站在了投资人的立场，或者是以职业经理人的心态，帮助投资人实现其投资收益的目标了。

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用我们的资源建设的宏伟工程，在得到举世瞩目的形象与政绩的同时，内心所盘算的居然是要从我们这里赚多少钱。难道这种思维方式与决策依据，还不能让我们这个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的政党、政府以及国家领导人不值得深思的吗？

三峡工程发端于孙中山1919年发表的《建国方略》，他说“当以水闸堰其水，使舟得溯流以行，而又可资其水利”，1953年，毛泽东在《水调歌头·游泳》中说，“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

由是观之，三峡工程其实实现的仅仅是历史上某些特定人物的浪漫梦想。却让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就不单纯是“逢君之恶”，而是在偿还我们欠古人的债了。

我们总是不愿意承认，我们的祖先比我们高明；我们也不愿意承认，我们比我们的祖先更拙劣。但很多事情，不是否认就可以掩盖事实的。这个仅仅从三峡工程这个例子，就足以看出来。

对大型工程的收入与成本计算必须科学再科学，精确再精确。但很多时候，我们往往只看成绩，只看收益，只追求政绩，却忘了成本，忘了民生，忘了环境。

只考虑经济收益而不计算整体成本，将助长骄狂之风，虽然那在财务数据上，或许可以打动投资人，但在计入自然成本、文化成本、生态成本以及社会成本时，对于移山填海之类的重大工程必须慎之又慎。

政府的新规划成三峡工程的理性反思最好契机，从主政者到民众，有了在艰难选择中兼顾科学、民生与自然的可能。

对三峡工程的反思只是国人反思的开始，让我们以反思向科学、向民生幸福、向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传统致意。

对比2000年前的都江堰，都江堰是用疏导的方式，巧妙地运用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为后世留下了一个奇迹。

三峡工程是举全国之力，实现的一个人工工程奇迹。虽然汶川地震跟三峡工程之间的关联一直不足为凭，但这旱灾却以及受灾百姓却是明明白白地摆在那里的。

受灾并不单纯是百姓的损失，粮食减产，民心不稳，势必要加重管理成本，甚至会导致敌对势力的抬头，被国际上的那些虎视眈眈已久的势力所利用，那就是动摇社会根基问题。

贾春宝

2011年6月3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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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关于三峡工程的背景：

在长江三峡建造大坝的设想最早可追溯至中华民国的开创者孙中山先生，他在《建国方略》（1919年发表）一书中《实业计划》认为长江“自宜昌以上，入峡行”的这一段“当以水闸堰其水，使舟得溯流以行，而又可资其水利”（第二计划第四部庚）。

毛泽东1953年初视察三峡时曾说：“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但最后下决心确定修建及何时开始修建，要待各个重要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才能作出决定。”又作“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水调歌头·游泳》）的词句表示出建设三峡工程的设想，并指定由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督办。

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开始了三峡工程的勘探、设计、论证工作，并邀请了苏联的水利专家参与。当时水利领域内支持工程上马的林一山等人，和反对方黄万里、李锐等人，争论得非常激烈。林一山等人认为要防治洪水得建大坝，但李锐等人则认为三峡工程太复杂，除了技术上的困难、这么大的工程会排挤掉其他计划外，因为淤泥等问题，建大坝也不一定就能一劳永逸。此外尚有移民、水位剧升等问题，因此应该考虑其他替代的可行方法。[1]在这种情况下，考虑国力、技术和国内国际形势等其他因素，毛泽东最终决定暂缓实施三峡工程，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政府重新将重点放到建设“四个现代化”的方向上来，并决心兴建一批骨干工程以拉动国民经济的发展，三峡工程于是被再次提上议事日程。1983年水利电力部提交了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并着手进行前期准备。1984年国务院批准了这份可行性研究报告，但是在1985年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以周培源、李锐等为首的许多政协委员表示了强烈反对。于是，从1986年到1988年，国务院又召集张光斗、陆佑楣等412位专业人士，分十四个专题对三峡工程进行全面重新论证，结论认为技术方面可行、经济方面合理，“建比不建好，早建比晚建更为有利”。不过这之后争论非但没有平息，各方反对的声浪更大。1989年，表明反对建设意见的书《长江，长江，三峡工程争论》出版，但是同年的六四天安门事件中，民主运动被镇压，本书的作者戴晴也被逮捕，该书被禁。这之后，反对派的意见被彻底压制。李鹏等国务院领导将工程议案提交给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议，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继1955年三门峡水电站之后第二件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的工程建设议案。1992年4月3日该议案获得通过，标志着三峡工程正式进入建设期。

三峡水电站的机组布置在大坝的后侧，共安装32台70万千瓦水轮发电机组，其中左岸14台，右岸12台，地下6台，另外还有2台5万千瓦的电源机组，总装机容量2250万千瓦，机组设备主要由德国福伊特（VOITH）公司、美国通用电气（GE）公司、德国西门子（SIEMENS）公司组成的VGS联营体和法国阿尔斯通（ALSTOM）公司、瑞士ABB公司组成的ALSTOM联营体提供。它们在签订供货协议时，都已承诺将相关技术无偿转让给中国国内的电机制造企业。

三峡工程预测的静态总投资大约为900亿元人民币（1993年5月末价格），其中工程投资500亿元，移民安置400亿元。预测动态总投资将可能达到2039亿元，估计实际总投资约1800亿元左右[7]。建设资金主要来自三峡工程建设基金及电费附加费。

2002年，以葛洲坝电厂为主体的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掌管葛洲坝和三峡的所有发电资产。该公司2003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其募集的资金和此后获得的发电利润也成为建设资金的重要来源。此外，三峡总公司还发行了数期国内债券募集资金。

在全国人大通过兴建议案后，1993年国务院设立了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为工程的最高决策机构，由国务院总理兼任委员会主任。此后，工程项目法人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成立，实行国家计划单列，由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直接管理。1994年12月14日，各方在三峡坝址举行了开工典礼，宣告三峡工程正式开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