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归一词在当今中国颇为流行。从“出国热”到“海归潮”，除了怀家念国的天然情结，更重要的是中国综合国力大幅增强后所带来的国际地位的变化。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对于“海归”我并无喜恶，但对《海归高官陷入争议漩涡》一文却不得不有话要说。

　　正如文首所言：“海归”从政始自清末，辉煌于民国，黯然于“文革”，复兴于当代。是什么样的年代“海归”不兴，想必已经不言自明。什么人恐惧“海归”和他们发挥的巨大作用，同样也就不言而明了。

　　无论是清末“戊戌六君子”中的康广仁，还是新文化运动领袖之一的胡适，中国近代民主主义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乃至如文中所说，中国共产党1921年7月1日召开成立大会，出席代表12人中有8人是归国留学生，占2/3，中华人民共和国10位开国元帅中有6位在国外留学或工作过，还是为研发“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邓稼先、钱学森以及为新中国找到石油的李四光，无疑都是海归人才中的杰出代表。不可否认，他们给中国社会带来巨大的变革，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向前发展。

　　因此，面对本文中某些人的噪音，秦朝丞相李斯的名篇《谏逐客书》中“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的名言总让我有种犹在耳间的感觉。不禁想问假若当年秦国不大胆启用其他六国的人才，那么又怎么能有秦朝的诞生的？假若没有“兼收并蓄而好探求”，那么又何来盛世唐朝？假若没有清朝末年的“开眼看世界”，那么又怎能有戊戌变法的壮烈？

　　古今中外历史已经用无数的经验告诉我们“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道理，无论在古时或是当今，若要国家强大广招人才应为不可少的一项政策，21世纪是人才竞争的时代，是国际交流越来越密集的时代，是人才流动越来越频繁的时代，如果没有先人那种唯才是举的胸襟又如何大谈中华之复兴呢？何况是“海归”还不是外国人。“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雠，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的警句难道不值得今天的人们深思吗？

　　其实，通读这篇文章，某些人对权力的羡慕和渴望才让人感觉那么的不讲含蓄。说什么“政府吸纳什么样的人，归根到底还是根据能力来确定的”要是真有这样的胸襟，谁还会介意是“国情派”还是“海归派”？说什么“权利与义务应当对等，如今应当是施加相应的责任、约束的时候了”难道“权利与义务应当对等”还得先看你是“国情派”、“海归派”才能知道是不是到了“应当是施加相应的责任、约束的时候了”？

　　当有着黑人血统的奥巴马都当上美国总统的时候，我们还在纠结是“海归派”还是“国情派”这本身就是一个可笑的事情，是“海归派”一定不能懂“国情”还是“国情派”一定不能具有“国际视野”？显然，答案都是否定。放下对“国情派”和“海归派”身份的纠结，真正的把心思放在“能力”两字上，就算唐骏之流无法杜绝，但假学历、假能力又怎能假一辈子？其实，真要想证明“海归派”不行，还得靠“国情派”认真在本职工作上做出实绩，为国家、为人民多做出点贡献，只要做出了成效，领导看不到，咋老百姓也是能看到的，您说不是吗？

　　最后，我还不仅想起了《叶公好龙》的故事，想当年是谁在推动中国“入世”？又是谁在媒体上呼吁“人民币国际化”？想必不都是“海归”。现在“入世”了，“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也越来越快了，有的人却开始“叶公好龙”赶紧把各种可能存在的问题推给“海归”，那么，情何以堪的究竟应该是谁呢？如果说“海归”误国，那么，又是谁在“海归”羽翼未丰的时候，没有站出来阻止他们呢？

　　当我们一边高喊着“中国的世界的”之时，却无法接受“世界的中国的”这本身就是一种讽刺。当“国情派”不停叫嚣中国国情的时候，我们没有听说过美国经济学、英国经济学，只听说过对世界经济学的一般规律不同学派的研究。教条式的照操固然不可取，但一位强调国情却只是一种偏执。

　　所以，我说无论“国情派”还是“海归派”少一点“叶公好龙”的闹剧，多一点勇于担当的责任，少一点为己谋，多一点为国谋，少一点内斗，多一点合作，齐心协力把中国建设好，这才是国家之福、人民之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