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妍
【人物简介】
信力建，民办教育家、信孚教育集团董事长。1982年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社会阅历丰富，曾为军人、农民、工人，涉及三十多个不同行业和工种。1989年创办信孚学校，第一次在全国开创国有民办、公私合办的办学模式。曾荣获“改革开放30年中国教育最具影响力30人”荣誉称号，被称为“南中国民办教育第一人”，也曾在《南方周末》、《南风窗》、《中国教育报》等多份报刊发表过上千篇文章，对教育体制改革创新与社会发展等多方面的问题提出创见。他身体力行投入慈善事业，实行五年“白云助学计划”，扶助近700个失学儿童读完初中。
信孚教育集团的总部位于赤岗西一个普通的花园小区内，门面毫不起眼甚至有点陈旧，让人很难想象这就是目前南粤规模最大、在校人数最多、办学时间最长的民办教育团体，一个拥有包括幼儿园、中小学校、老人院、儿童福利院、教育投资公司、教育研究院等教育单位，涵盖学前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和特殊教育等多个领域的教育集团。20多年来，在其创办人信力建的带领下，克服发展中的种种困难，创下了“第一家招收落榜生的民办学校”、“第一家安排就业的民办学校”、“第一家以集团形式进行连锁办学的教育实体”、“第一家与政府合作、首创‘国有民办’形式并取得成功的民营学校”等多个业界第一。
一片混乱——谈中国教育现状
对于目前中国教育的状况，信力建感到十分痛心和不满。对此，他也毫不讳言：“我们国家的教育，是不断产出失败者的教育，真正能够当‘一把手’的只有一两个，其他百分之九十的人都是在‘陪读’！”
那么，中国教育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乱象”？信力建认为深层原因在于国家教育体制颠倒了几层关系。第一是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供给的颠倒，中央财政应该主要做九年义务教育，不应该搞义务教育以外的教育，更不应该主要用于办大学。目前中国的现状是：以乡镇财政的钱保障九年义务教育，用国家财政大搞高等教育，与许多国家先保障基础教育的做法完全背道而驰；第二是政府做了该由市场来做的事情。比如一些职业培训、中专、技校，包括MBA课程，教育部门基本垄断了。事实上，国立大学最应该做的是师范教育，以及航天或者军事科技等特殊学科，其它学科和职业技能培训都可以放手让民间操办，由市场来灵活运作。第三个颠倒是政府将大量的教育资源集中在城市，集中办重点小学、重点中学，不断锦上添花。而农村教育、城市流动人口教育、残疾人教育、贫困生教育，这些急需“雪中送炭”的却被忽略了，很不合理。
对于如何避免以“未来建设者”们的失败来给“未来领导者”们作陪衬，信先生指出，国家可以也应该把培养党务和政治工作者与培养普通建设者分开，设立专门的政治学校来培养有志于从政的人才，同时放宽对公务员考试的年龄和条件限制，采取多种形式来培养各级别的行政人员；而对其它建设者的培养则按照行业所需进行。各行业之间有不设立过于明显的分界，还给人们以自由发展的空间，同时加强精神层面上的教育，防止因为失败的教育体制带来全社会的道德滑坡。
“通常来说，引领人类前进的都是接受传统教育的、有信仰的人，而不是政治家。这不是器物层面的，而是精神层面的！而我们中国从四九年以来就没有真正的大学，建国以前，清华、北大和曾经的西南联大都培养了许多享誉中外的优秀人才。但是，建国后撤销了私立学校，对公立学校实行行政管理。以官僚代替教育专业人士，事倍功半，消耗巨大。”他的一番话，引出了当前中国教育的一大难题——如何让高校去除行政化，真正落实办学自主权？
荆棘满途——谈落实办学自主权
2010年12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开展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的通知》，提出要落实高校的办学自主权。对于这一政策，信力建认为，提出改革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就目前的情况看，改革任重而道远，难度“堪比在沙漠上建高楼大厦”。
“中国的高校绝大多数属于政府办学，行政化程度高，很多行政人员也兼有教师身份。所以，要落实办学自主权首先必须‘去行政化’，一步步回归教育家办学。”他举了一个例子：香港的大学每年都会在全球招聘最优秀的教育专家来办学，其办学水平真正达到世界一流，这种成功经验值得大陆的高校借鉴，但是，在目前已经形成的高校衙门化的大背景下，要想让管理人员放弃既得的利益或者自行改革的难度很大。作为比较，他举了另一个例子，即由社会知名人士李嘉诚出资创办的汕头学校就有条件“去行政化”，但目前还是走回了行政化的套路，错过了改革的机会，比较遗憾。
对于“去行政化”的问题，信先生提出建议，他希望政府可以放宽对民办高校的办学限制，同时借鉴西方教育体制和香港高校的做法，先从一些高校开始实行“去行政化”，比如南方科技大学、吉林大学等已经有相关的改革措施的高校。
办学自主权，包括招生、考录、学科设置、教学计划、教育研究等多方面的权利，在信先生看来，其中最重要的权利是用人的权利，聘请什么样的人员来管理学校决定了一个学校能否真正实现自主办学。他再次谈到香港办成两所世界排名前列的大学的例子，“因为他们用高薪引进人才来管理学校，而且不实行终身聘任或长期聘任。在西方教育发达国家，教授联合治校是一种常见的形式。”被誉为清华“终身校长”的梅贻琦有句名言“所谓大学，非有‘大楼'之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正体现了学者之于大学的重要性。为了践行“教授治校”理念，信孚教育集团于去年着手创办了一所网络大学，借用网络平台，邀请一些知名学者定期为学员授课和解答问题，由教授直接面对学生。
除了高校，信先生认为学前教育等领域也存在办学自主权的问题。他谈到广州近期发布《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提出要在2011到2013年间，新建、回收、改扩建公办幼儿园150所的目标，对此，信先生不以为然：“政府应当有多少钱办多少事。现在有关部门始终强调要办多少一级、重点幼儿园，这些重点幼儿园最后主要是为特权阶层服务的。”
据了解，目前广州的幼儿园以民办为多，其中，九家公办重点幼儿园每年享受着六千多万的财政补贴，占了财政补贴的一大部分，剩下的再依次分配给普通的公办幼儿园，民办幼儿园基本没有获得财政补助。一向倡导教育平等理念的信先生表示，除了财政补贴上的分配不均之外，民办幼儿园在发展过程中受到的种种限制和公办幼儿园的高标准导向都是制约学前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他向记者介绍说，民办幼儿园虽然属于民办，但也受到标准的规范，例如：要求有百分之七十达到一级幼儿园。他举了新加坡办幼儿园的例子：“小区里的两间小房子就可以做一个幼儿园，而在我们国家，幼儿园的厨房不仅要经过各部门的检验，面积还要达到一定的标准。新加坡的幼儿园连国内的一个幼儿园饭堂的标准都达不到。所以，民办幼儿园要达到官方的强制标准并不容易，一旦民办幼儿园数量减少，入园难问题自然接踵而至”
当前，我国的穷人还很多，学前教育是一项公共事业，应该主要用来帮助穷人，如果只是帮助富人和特权阶层，就称不上公共。公办幼儿园应该如何体现其公共性？在全世界范围内，幼儿园主要由政府用税收公办，是普惠性的，用于保障底层国民的基本权利。同样，政府要扩建幼儿园，也应该考虑到“有多少钱办多少事”。“目前的情况是政府没有能力办足够多的一级幼儿园，所以，发展民办教育也是必然途径。”信先生对办学自主权作了一点总结。
普惠国民——谈发展民办教育的重要性
追根溯源，我国的民办教育可谓历史悠久，古代的私塾、书院便是早期的民办教育形式。发展到如今，民办教育却面临着双重困境：一方面受到有关部门的种种限制，另一方面，由于办学水平良莠不齐加上传统观念的影响，民办教育难以得到社会普遍的认可。
“真正的教育是每个国民都应该享有的平等权利，而中国目前还有很多穷人享受不到好的教育。教育部提出要办让‘人民满意的教育’，什么叫人民满意的教育？就是天下好标准的学校千万间，让天下每个人都能有机会读书。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有个夙愿，希望每个想读书的孩子都有选择的权利，对教育的地点、形式和内容都可以自主地选择。也希望政府能够对民办学校给予实在的帮助。”
诚然，民办教育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支持。2003年，为了促进民办教育的发展，国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各省也随后出台了相应实施办法。信力建先生认为法令出发点是希望促进民办教育，但是教育部同时拟了一个实施条例，限制和扭曲了民办教育促进法。“国有民办、公办民助、民办公助以及校中校，无一不是教育主管部门利用体制的高压和手中的权力孳生出来的怪胎。通过各种高标准限制，打压社会力量办学，让民办学校在夹缝中难以生存和发展，比如外来工学校。有些政府部门，既想参加游戏，又不愿意遵循游戏规则。什么时候政府只做旁观者或宏观调控者，中国的教育就有希望了。”
信先生认为，民办教育是为国家做好事，在现在的形势下，单靠个人的力量不足以办出好的学校，必须依靠团体的力量和政府的支持。他曾在《私立教育，国之利器》一文中分析了英国私立教育能够蓬勃发展并培养出许多优秀人才的原因。正如信先生在文中所说，在今天以公办教育为主体的中国教育陷入渐行渐难几至举步维艰的今天，我们或许可以从英国私立教育的成功以及它成功的原因之中去寻找中国教育改革的更新之路和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