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之翼

     当我忆及遥远的往昔

     怀着兴味, 听从幻想的劝告

     一双因患冻疮而肿大的手

     在白色的窗帘布后出现

     一位死去很久的亲人的脸

     一片淡紫色的幽远

     被一个感觉的鼹鼠丘破坏

     像一座石板地的旧式楼房

     以此伤害了黑夜的眼睑

     一把精心制作的扶手椅

     和一个并不丰富的藏书架

     回想之翼的两次扑动

    1993年冬天，我在太平洋彼岸的加利福尼亚，写下了这首还算满意的悼亡诗，此时我的父亲蔡海南去世已经13个年头了。这首诗里出现了父亲亲手制作的两件木质家具：藏书架和扶手椅。说到木匠，是文革期间父亲的新职业。他原本是黄岩中学主持工作的副校长，因为工作太过出色，1957年成了“右派”，从此离开了领导岗位。

    1921年12月，父亲出生在温岭县横峰乡莞渭蔡村（今属城北街道）。襁褓之时，他便随爷爷奶奶和两个伯父移居三门县南田岛（今属宁波象山），在那里长大成人，并与我母亲（外公外婆从黄岩移居该岛）成婚。婚后，父亲回到故乡台州（临海）读高中，后于1944年考取昆明的西南联大。1948年，父亲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随后便回到了台州。

    父亲在校时便是进步青年，后在故乡积极迎接解放大军南下。我不知道他入党的准确时间，只在台州中学校庆纪念册上见过这样的记载，父亲是该中学地下党支部的创建人。但与父亲一生瓜葛最多的却是黄岩中学，他的治学理念提升了这所原本并不出名的学校。虽说1957年他便成为“右派”（1979年平反，次年因病去世），至今仍有许多校友怀念他。

    父亲做事认真、大胆而稳重，干一行专一行。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张友仁先生是父亲早年的同学和好友，他在一篇纪念父亲的文章中写到，父亲在打成右派后下放到牧场，因为饲养的奶牛头头肥壮，被农民戴上了大红花；他还潜心研究水稻栽培，使当地农民增产一倍以上。父亲右派摘帽以后，回到黄岩中学教了几年书，等到文革来临，他再次转变成体力劳动者。

    不过，那回父亲不是去牧场，而是进了校办的模具工厂。父亲有一双灵巧的手，不仅善长种田、养牛等农活，做起木工来也很快上路。即使对木匠来说，模具也是要求极高的一个工种，父亲中年以后才开始学做木工，很快成为厂里的技术骨干。可以说，他的动手能力为我辈所不及。在我高中毕业前夕，父亲告诉我，他已准备好一套工具，待我毕业教我木工活，以便日后能养家糊口。因此，若不是高考恢复，我也会成为一个木匠。

    让父亲美名远扬的还有他的烹饪技术，这也是他在文革期间练就的本领，他与县里最出色的厨师是好朋友。在此以前，无论做一校之长还是被迫下放的右派，他都没有这等闲情逸致。当然，那时父亲可以调理的原料极少，他唯一的烹饪工具是一盏火力弱小的煤油炉。随着年岁的增长，父亲内心的孤独感愈发明显，做木工活和烹饪，或许能够有所减缓。

     据说父亲给刚出生的我取名时，曾不无得意地向十岁的兄长未名解释这个名字的由来，也就是杜甫诗歌《丽人行》开头一句，“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后来，因为政治和家庭的缘故，我和父亲很少在一起生活。但当高考恢复，父亲又因为一位诗人的散文（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确立了我的专业和大学。他那时认为学习数学或自然科学比较安全，可以减少遭受政治运动冲击的可能性。

    后来，我果然成为一名数学工作者。不过，父亲恐怕无法想象，他那自小在乡村长大的小儿子会成为一名诗人，并游历了整个世界。或许，这一切与“天天新”这个词语有关，它不断激励我刻苦努力、竖立和实现新的生活目标。后来我自己也发现，一个人的取名会有潜移默化作用。遗憾永远存在，我无法与父亲分享我的文字和书籍，正如我没有机会听他讲课一样。

    光阴似箭，父亲去世已经30多年了，他的学生一辈大多已经退休了，我也早已为人父。虽然我在去年出版的童年回忆录《小回忆》（三联书店）里有一节专写他老人家，却从未在大众媒介谈论过。借此父亲节到来之机，承蒙他生活、工作数十年的故乡报纸《台州商报》编辑约请，写下了这篇短文，也算是对他老人家的一个缅怀和纪念。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是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该校网站上挂出了父亲写过的唯一一篇散文《从象牙之塔到十字街头》。参见：http://100.tsinghua.edu.cn/cn/infoSingleArticle.do?articleId=12858&columnId= 原来，父亲在西南联大读书期间，修过闻一多先生的诗词课，这篇文章正是他在右派平反之初写下的对老师的缅怀和纪念。从中也可以看出，父亲本人对诗词还是挺喜欢的，这让我又多一丝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