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发生了两起与信息公开有关的“雷事”。

　　年近七旬的郑州市民王爱国老人，这几年一直在为自家拆迁房的规划变更而奔波。他没有更高的要求，只是希望在国家法律规定的范围内，郑州市规划局能公开规划信息和项目变化原因。但是他没想到查阅信息如此之难，不让复印、不给盖章，一波三折之后同意盖章却要收2万元钱。

　　广东佛山容桂街道违规征地近百亩，并强迫村民签订“同意卖地”的协议。事件引起了网友的普遍关注，但具体负责此事的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利局土地征收储备股股长周建忠却一直回避记者的采访，最终选择用戴口罩的方式接受了记者的采访，还称“有权不上镜”。

　　很显然，在这两件事情中，公权力部门回避舆论监督和信息公开，是违反《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但问题是，为什么他们明知违法还要采取各种“耍赖”手段阻挠信息公开呢？我以为，这是由我国科层化过程中“结构科层化”与“功能科层化”的相互背离导致的。更具体点说，这是因为我国尽管已经建立信息公开的形式规则和规范化程序，但这些规则和程序背后的精神却已经被掏空，也就导致了信息公开“功能”的丧失。

　　以这两件“雷事”为例，我们不妨复原一下权力掏空“信息公开”的过程。

　　现代社会的治理越来越复杂，而我国是“重国家管理，轻社会自治”，这就导致政策制定者和监督执行者的治理目标过于庞大，势必要将职能分解到各部门，并且给各部门一定的自主空间。众所周知，大搞城市建设是地方官员当前抓政绩的重要筹码，在这种层层考核的压力体制下，郑州市规划局和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利局必须为上级“分忧”。

　　各部门在变通执行政策中获得一定的自主权，其代价就是自行承担风险和处理实际问题。问题应当就地消化，矛盾应该就地解决，这是各级政府要求下级的一个基本原则。随意交给上级意味着你的无能乃至给上级增加压力。是以，郑州市规划局和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利局要想着怎么在自己管辖范围内将土地纠纷解决，以获得“上级”的好评。

　　而下级部门可利用的资源往往又没有那么充沛，比如，他们既没有足够的钱赔给维权者，也没有让省级、中央级媒体“闭嘴”的能量，更没有叫公安局抓人威慑维权者的权力。于是乎，他们只好采取各种简单粗暴的无赖手法，迫使维权者放弃维权。郑州市规划局将盖章费提到2万元、周建忠称“有权不上镜”，其实就是这种权力耍赖的表现。

　　即便下级没把事情处理好，只要事情还不严重，上级一般也不会追究下级的责任，否则会影响下级今后为上级“做事”的积极性。是以，佛山市对周建忠没有任何批评和处理，而郑州市在舆论压力下也只是责令规划局加了个章了事，也没有处理任何人。

　　就这样，信息公开的相关规则被权力倒腾几次后，已失去了它原本监督公权的“理性化”价值。这就好比一张桌子，它是由一堆木料和钉子组成的，如果你拆了它，尽管木料和钉子一个都没少，但已经不具备“桌子”的功能。同理，当信息公开成了有选择的公开，乃至成了民众必须付出高昂代价才能知道的公开，“公开”的本义就已经变成“交易”或“宣传”。而当下的很多政策估计也是这样被权力掏空的，只要当前的权力运行逻辑不变，任何监督政策都可能被权力的“太极掌”化为“痴梦”。

　　来源：晶报      作者：邝海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