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众多管理者中，我最佩服毛泽东。无论从其对事物的认识上看，还是从其管理的方法上看均堪称前无古人。虽然还不能说后无来者，但能把理论与实践结合得如此好，古来无有。管理绝不是一种说教，需要建立在有的放矢的基础上。现代管理学强调如何实现“投入与产出”，而民毛泽东却是一位能够利用普遍存在于经济社会自然界的非投入资本、资源的集大成者。与毛泽东管理思想、方法相比，现代管理学者有小巫见大巫之嫌疑。

　　毛泽东能够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取得新民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一个能够屹立与世界民族之林的共和国，绝不是偶然的，里面一定应运了不少政治经济管理智慧。

　　在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基础十分薄弱，而军阀势力又相对强大的土地上建国实在是忒难了。此前虽有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但中国却绝不能与俄国相提并论，因此用“十月革命”的方法肯定解决不了中国问题，因为中国既无工业基础，又无工人队伍。

　　当时人们普遍想到的是走“十月革命”的道路，而只有毛泽东想到了农民。毛泽东不仅想到且把它付诸实践——农民暴动。这一点，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考察报告》中已分析得很透彻，而“秋收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无疑是毛泽东对自己这一理论的实践过程。之后他能够将起义队伍带上井冈山并建立“红色割据”，更是对自己“农民革命”理论、思想的检阅。

　　毛泽东为什么非要走“农民革命”或“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而不像俄国一样走“工人革命”或“城市革命”的道路？先不要简单地把这看成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而事实上是，它是对中国的具体情况作了深入分析与研究之后才得出来的一条唯一正确的道路。

　　走“农民革命”即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为什么唯一正确？（1）中国没有雄厚的工业基础，没有成熟的工人阶级队伍，却有一支十分庞大的农民阶级队伍。（2）由于存在着上述原因也就造成了中国革命不能像俄国一蹴而就，而势必是一个漫长的过程。（3）由于中国革命不可能一蹴而就，这也就造成了漫长的中国革命势必需要一个强大的经济基础支撑。

　　如何才能既解决了“革命者”的来源又能解决革命所需经济来源？唯一正确的道路就是走“农民革命”即“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1）通过“打土豪”可以马上得到革命经费——井冈山时期“工字型银元”就来自于罚没大地主们的首饰、元宝。（2）“分田地”即“土地改革”可以极大地调动农民参军的革命积极性——为了保卫土地革命的胜利成果而参军。

　　这样一来，毛泽东通过上述措施与方法，也就自然而然地解决了中国革命所需要的“两个来源”——兵源和经济来源。当然，这也不是说中国革命就排斥“工人革命”和“城市暴动”。而事实上是，中国革命走的是一条既有“农民革命”又有“工人革命”；既有“农民暴动”又有“城市暴动”相结合的道路。而谁又能说毛泽东的上述管理思想、管理方法不科学？

　　当然，在利用“矛盾资源”和对“矛盾”进行“管理”方面，毛泽东亦是集大成者。但不能不说，在“文革”期间，他老人家走了一段弯路，表现在矛盾的扩大化上，值得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