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红丛书(1)
日出东方
王先金 编著
第九章 中共“一大”代表和主要人物的结局(3)
（十七）毛泽东离世震撼世界
毛 泽 东
毛泽东是在1976年9月9日零时十分与世长辞，享年八十三岁。
毛泽东，字润之，湖南湘潭人。1921年参加中共“一大”。
在中共“一大”上，毛泽东含而不露。在会上他很少发言，但他十分注意听取别人发言。
在中共“一大”上，毛泽东与马林没有什么个人接触。但是，没多久，毛泽东便给马林留下了印象。马林在1935年与美国教授伊罗生谈话时，回忆当初道：
“另外还有一个很能干的湖南学生，他的名字我想不起来了。”
这个“能干的湖南学生”，便是毛泽东。
1923年，在三大上当选中央委员、中央局秘书。
1927年，毛泽东领导了湖南的秋收起义，创建工农红军，开辟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从此走上武装革命斗争的道路。
这样，在20年代，毛泽东无论在党内还是党外都获得了广泛的关注，成了一个在全国范围内有广泛影响的重量级人物。
之后，毛泽东领导红军击退了国民党的三次“围剿”，成为红军的主要领导人。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否定了王明的左倾领导，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实际领导地位。他当选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而中共中央总书记是张闻天。此后不久，在长征途中，组成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指挥小组，毛泽东成为红军最高指挥官。
经过延安整风，毛泽东在中央的领导地位更加巩固。
1943年3月20日，在延安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被推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共中央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人组成，设主席一职，由毛泽东担任书记处主席。从此，他才真正成为中共中央的主席，人称“毛主席”。以前人们也称他为“毛主席”，那是指他在江西时曾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
自1945年中共“七大”上，毛泽东思想首次被写入党章，中共设立中央委员会主席一职。毛泽东被推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一直任职到他去世。
40年代末，毛泽东领导指挥了三大战役，渡江战役，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打倒了蒋介石，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政府，于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上宣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的历史从此改写。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
从建国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的这段日子里，他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三大改造，使中国跨入了社会主义社会，随后又发动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运动，奠定了中国独立自主的建设成就。
从1966年起，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带来了十年浩劫。
毛泽东的一生，功高盖世，但所犯错误也不小，特别是在整风反右、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犯了重大错误。但总的来说，他不仅功大于过，而且可以说是20世纪世界上最伟大的历史人物之一。
（十八）陈望道重新入党
中共“一大”后，上海成立了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陈望道担任第一任书记，又称委员长。 陈 望 道
在筹备召开“一大”时，为审批组织活动经费一事，陈独秀和李汉俊发生了争执。当时，李汉俊写信给陈独秀，要他嘱咐新青年书社垫点经费出来，陈独秀复信没有答应，因此李汉俊和陈独秀闹起意见来。不料这一争执竟牵连到陈望道身上。陈独秀到处散发书信，诬称李汉俊和陈望道要夺他的权。在日本留学的施存统，接到陈独秀的信后，信以为真，为此感到疾首痛心。于是便给李汉俊写了一封措辞十分激烈的谴责信，把李汉俊、陈望道两人大骂了一通。陈望道见到施存统的这封来信，顿时火冒三丈，认为陈独秀此举实在太卑鄙了。于是他坚决要求陈独秀对此事实予以澄清，并向他公开道歉。但陈独秀不肯这样做。陈望道一气之下，就表示今后不愿再接受陈独秀家长式的统治，提出脱离组织的请求，并因此而未去出席党的“一大”会议。当时也没有脱离党的组织。
但是，陈望道仍不满于陈独秀的家长式作风，再度要求退出中共。中共曾派茅盾劝说当时要求退党的邵力子、沈玄庐、陈望道三人。
陈望道对茅盾说：“你和我多年交情，你知道我的为人。我既反对陈独秀的家长作风而要退党，现在陈独秀的家长作风依然如故，我如何又取消退党呢？我信仰共产主义终身不变，愿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我的力量。我在党外为党效劳也许比在党内更为方便。”
从此，陈望道脱离了中国共产党。
陈望道投身于教育事业、文化事业和学术研究。他担任中共创办的上海大学中文系主任。1927年后，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他参加左翼文化运动，与鲁迅有密切交往。
1956年元旦,毛泽东在上海会见了他这位老朋友,谈起往事,更使陈望道强烈希望重返中共。陈望道向中共上海市委透露了自己的要求。
请示报告送到了毛泽东那里。毛泽东说：“陈望道什么时候想回到党内，就什么时候回来。不必写自传，不必讨论。可以不公开身份。”
就这样，陈望道于1957年6月，由中共中央直接吸收他为中共党员。直到1973年8月，陈望道作为中共“十大”代表出席会议，人们才惊讶地得知他是中共党员。
“文革”之初，陈望道也受到猛烈攻击。由于他身体好，自幼练过武功，所幸中共中央通知上海要保护陈望道，他才免遭“文革”的劫难。
他年轻时，性格异常急躁，雅号“红头火柴”。历经磨难，他变成了“黑头火柴”，变得安全起来。人们尊称他为“陈望老”，雅号“城隍佬”。
1977年10月29日凌晨四时，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终年八十七岁。
（十九）“栖梧老人”包惠僧
包惠僧又名晦生，湖北黄岗人。
1957年7月1日出版的《新观察》杂志，刊载了署名“栖梧老人”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的见闻》一文，马上引起了海外的注意。这篇文章是以当事者亲历的笔调，记述了中共的诞生。好些人分析，作者一定是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
“栖梧老人”就是当年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他是1949年11月从澳门回到北京的。
在中共“一大”之后的最初几年，包惠僧的表现是不错的。1921年9、10月间，他按照陈独秀的意见回到武汉工作，担任中共武汉支部书记，兼任中国劳动书记部长江支部主任。武汉党团都有相当发展，各种工会都组织起来了。他因为常攻击张国焘小组织，同张磨擦很厉害。 包 惠 僧
张国焘回到中央坚决要开除包惠僧的党籍。争论了许久，陈独秀说，包惠僧就是有错误也没有到开除党籍的程度，因此包惠僧才得以保住党籍，只是被调离武汉和京汉铁路，不另作处罚。
包惠僧被调到北京交通部工作，后来担任北京区委的秘书。在北京工作期间，包惠僧等人同张国焘的小组织发生了不少的冲突，陈独秀对此也给包惠僧不少警告。
自1922年起，包惠僧历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长江支部主任、中共北京区委员会兼秘书，中共武汉区委员会委员长。
1924年，他奉中共之命加入国民党，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与校长蒋介石共事。此后，他历任黄埔军校高级政治训练班主任、黄埔军校教导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筹备主任。1927年1月，出任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
1927年，南昌起义部队南下时，因病留在南昌。大革命失败后，包惠僧脱离了中国共产党。
按包惠僧自己的叙述，1927年7月20日前后，奉中共中央军委周恩来之命，包惠僧到南昌待命，并准备接江西省军委工作。他先到南昌，周恩来后到，周恩来告诉他：“不必在江西作长久之打算，要随军南征。”派他任《前敌日报》主编。《前敌日报》没来得及成立，南昌宣布起义。事有凑巧，包惠僧病了，周恩来叫他在南昌暂时潜伏，如赶不上队伍，即到武昌去找组织，并给他写了介绍信。
包惠僧在南昌一个表亲家里住了一个多月，才化装逃出南昌，回到故乡黄冈。当时白色恐怖遍地皆是，在乡下也住不下去，他到武昌，没有找到组织。在武汉也呆不下去，带着妻子逃到江苏高邮（妻家）暂行避难。在那里住了两个多月，风声不好，才逃往上海。
在上海他会见了李达（已脱党多年）、施存统、马哲民等。上海的情况很混乱，包惠僧走了失败主义的道路，消极脱党。他在上海以卖文为生，办《现代中国》杂志，混了三年半。
1931年，借助他与蒋介石在黄埔军校有过共事的关系，当上蒋介石的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议。“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任命包惠僧为军委秘书，兼中央军校政治教官。
1936年起，包惠僧由武官转为文官，任内政部参事。他在陈独秀临死前，去江津看望过。1944年起，任内政部户政司司长。1947年改任内政部人口局局长。
1948年，蒋介石政府风雨飘摇，从南京撤往广州，包惠僧申请遣散，带着家眷到了澳门。
去台湾？去北平？还是留在澳门？他终于下了决心，回到当年的中共朋友中去。因此，他给北平打了电报，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包惠僧来到北平后，董必武见了他，埋怨道：“你那时做了国民党的官，就不要共产党的朋友了？！”
不过，周恩来在重庆，曾去国民党政府的内务部，会见部长张厉生。那天，周恩来走出张厉生的办公室，见到包惠僧，向他表示过欢迎他归来之意。所以，后来他到了澳门，终于下定了决心给周恩来发去电报。
1949年11月，他从澳门回到北京。
在北京，董必武和周恩来都先后请他吃了饭。周恩来与他作了长谈后说道：“你过去不是一个普通党员。你对党要有个交代。”
这样，周恩来安排包惠僧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在“革大”，他在学习中十分积极，他改造了自己的思想。
1952年8月20日，内务部部长谢觉哉任命包惠僧为内务部参事。
1957年周恩来总理任命包惠僧为国务院参事。
此后，他开始以“栖梧老人”写回忆文章。
包惠僧本叫包悔生。跟董必武初识之后，董必武给他写信，写成了“包惠僧”。后来，他就干脆改用“包惠僧”这一名字了。
1957年反右斗争时，他在国务院党外人士座谈会上，说过一些话。此后，他沉默了一段时间。
他的晚年的主要贡献，是为后人写下了近百万字的回忆录。
文革中，扫“四旧”的风声正紧，在极度的痛苦之中，包惠僧生怕惹事生非，叫子女把陈独秀写给他的一百多封信，付之一炬！
他在病中熬过那苦难的十年，心脏病不时发作。
1976年7月2日10时40分，八十五岁的包惠僧去世了。
党史界对于出席中共一大代表是12人还是13人有所争论，其争论的焦点就是包惠僧的代表身份问题。持“13人说”的认为包惠僧是广东代表；持“12人说”的认为包惠僧是陈独秀的私人代表。有记者于1976年5月访问了包惠僧，包惠僧重复了他五十年代至今所一贯坚持的说法：“出席一大的代表是13人，我是广东代表。陈独秀、陈公博、谭平山、谭植棠、刘尔崧，还有一个姓李的，我们七个人开会，选我和陈公博为广东代表。参加一大时，陈公博是从广州到香港乘邮船去的，我是坐客轮走的。”包惠僧还气愤地说：“张国焘在回忆录里说，何叔衡没有出席一大，完全是胡说八道，当时根本不存在代表资格审查的程序。”
陈独秀为什么当选中共一大中央局书记？过去说陈独秀并不是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当中央书记是历史的误会。包惠僧持相反意见，他不无感慨地说：“嘉兴南湖会议选举陈独秀当书记是共产国际的意见。陈独秀有学问，光明正大，喜形无色，不说假话。当时我们大都是他的学生，没有哪个比得上他。所以一大当选党的书记也很自然。”
（二十）张国焘冻死加拿大
张国焘又名特立、凯音，江西萍乡人。
在中共“一大”上，二十四岁的北大哲学系学生张国焘非常活跃，当上了大会主席，当上了第一届组织主任。
会后，他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
1922年7月，在中共“二大”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兼中央组织部部长。
张国焘由于反对马林的国共合作战略，在中共“三大”，虽然他出席了，但是落选了。他被拥护马林战略的毛泽东所代替。毛泽东成为中共中央委员兼中央局秘书，接着又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张国焘在党内组织小集团，也受到中共中央的尖锐批评。
他意识到再坚持反对意见，对自己没有什么好处。于是，他也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1924年1月，在国民党“一大”上，他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四个月后，5月21日凌晨，正在北京的张国焘，落进了北洋军阀的京师警察厅手中。北洋政府京师警察厅呈报拘捕张国焘文中说：“在腊库十六号杏坛学社内，查获张国焘同一女子杨子烈奸宿，当场搜出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宣言书，并信函多件。”
张国焘被捕后，受到了严刑拷打。经过严刑拷打，张国焘招供了。
张国焘向敌人招供：以私组工党为名，实行共产主义。陈独秀为南方首领，有谭平山等辅助进行；北方则李大钊为首领，他与张昆弟等辅助进行。北方党员甚多，大半皆系教员学生，一时记忆不清。北方党员有黄日葵、范体仁、李骏、高静宇、刘仁静、方洪杰等，女党员有陈佩兰、缪佩英等。
由于张国焘供出了李大钊，京师警察厅派出侦缉队密捕李大钊。李大钊得知风声，迅即离开北京寓所，避往乐亭老家。当晚，李寓便遭查抄。侦缉队又追往乐亭。中共中央及时安排李大钊前往苏联出席共产国际“五大”，才使他免遭毒手。
不过，当时中共中央并不知道供出李大钊者是张国焘。除李大钊外，京师警察厅根据《张国焘供出在京党员名单》、《张国焘供出各路在党工人名单》，逮捕中共党员范体仁等多人。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曹锟政府垮台，中共组织将张国焘营救出来了。张国焘对自己狱中招供一事守口如瓶，中共组织亦未察觉。直至解放后，这些当年的审讯档案落入中共之手，才使张国焘那五个月铁窗生涯的真相大白。
张国焘出狱不久，出席中共“四大”，当选中央执行委员兼工农部主任。
1927年，在中共“五大”，他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常委兼组织部长。
1928年6月，赴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后，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留驻苏联。直到1931年1月下旬，由莫斯科回到上海。四月，他进入鄂豫皖根据地，担任鄂豫皖中共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
1935年6月，在长征途中，毛泽东、周恩来所率红军第一方面军与张国焘所率领的红军第四方面军会师于四川懋功。毛、周主张北上抗日，张国焘以为“长征失败”，主张到川西作战，产生尖锐的分歧。
1935年10月，张国焘自立“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自封为主席，并宣称：
“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应撤消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杨尚昆、叶剑英应免职查办。”
张国焘南下不得，西进失败，不得不于1936年10月率部北上,与毛泽东所率中央红军主力会合。
1937年3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张国焘的错误，通过了《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指出张国焘“犯了许多重大的政治的原则的错误”。张国焘也写了《我的错误》，表示：
“我的错误是整个路线错误，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退却路线和军阀主义最坏的表现，是反党反中央的错误，这错误路线不仅在各方面表现它的恶果，使中国革命受到损失，而且造成极大罪恶，客观上帮助了反革命。”
鉴于张国焘承认了错误，中共中央仍任命他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
1938年4月5日，张国焘利用祭黄陵的机会，一头钻进国民党西北行营主任蒋鼎文的轿车，从此一去不复反。
4月17日，张国焘在武汉声明脱离中国共产党。
4月18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
张国焘在脱离中共之后，在国民党特务组织“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主持“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
1948年冬，张国焘带家逃往台北。此时的他，已经“贬值”，“军统”已经冷落了他。
台北无法落脚，他在1949年冬迁往香港。在那里办杂志，维持生计。
1961年，美国堪萨斯大学看中了他。因为连续出席中共“一大”至“六大”的，他是唯一的人，他的经历成为美国教授们研究中共的史料，于是约他写回忆录。
张国焘写下了百万言的《我的回忆》。这部回忆录的稿费，使他和妻子杨子烈几年生活有了着落。
用光了这笔钱，张国焘的日子越来越拮据。无奈，1968年，他和妻子迁往加拿大多伦多。不久，进入那里免费的养老院。
1976年，张国焘中风，转入免费的老人病院。
1979年12月3日凌晨，他在翻身时，被毯掉在地上，无力检起，冻死在病床上，时年八十二岁。
（二十一）刘仁静因车祸丧生
在张国焘去世后，中共“一大”代表只剩下刘仁静一人在世了。他于1987年8月5日因车祸丧生，终年八十五岁。
刘仁静又名亦宇，1902年3月出生于湖北省应城城关一个教书先生家中。1918年7月，刘仁静中学毕业，考入了北京大学物理系。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刘仁静积极参加了这场伟大的革命运动，并加入李大钊发起成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五四运动”中，刘仁静被警方逮捕，判刑一个月。刑满释放后，回校继续学习，并转入哲学系学习。
1920年，刘仁静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10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经邓中夏、罗章龙的介绍，刘仁静加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党代会。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推选刘仁静和张国焘为代表，出席了大会。当年刘仁静19岁，是“一大”最小的代表。他被称为“小马克思”，凭借胸中的马列理论，为自己的主张引经据典，力主无产阶级专政写入中共党纲。 刘 仁 静
“北大三杰”
刘仁静3岁开始读《四书》、《五经》，成为私塾里最小最特殊的弟子。10岁时，刘仁静曾应邀充当枪手，替人考试，被代替者顺利入学。
不久，科举制度废除，私塾停办后，刘仁静插班进入了县立高小。1914年，高小毕业，就读武昌博文书院。在这所英国人办的教会学校里，他打下了良好的英文基础。
16岁的刘仁静考入北大物理系，因受新思潮影响，后转入哲学系，后又入英文系，他博览马列群书，得到陈独秀、李大钊的器重。
事实上，此时的刘仁静已是才子，与张国焘、邓中夏并称“北大三杰”。
参加“五四”欲剖腹换觉醒
1919年5月4日，北大学生天安门领会，学生领袖罗家伦正在 发表“五四宣言”演讲。刘仁静怀揣尖刀悄悄挤进了会场，只见他拔刀猛地刺向腹部，被身边同学夺下。当时他试图效仿谭嗣同以热血唤起民众觉醒。刘仁静随游行队伍来到赵家楼胡同曹汝霖住宅。曹宅大门紧闭，无法入内。刘仁静站到同学肩上，翻入曹宅，打开大门。学生们冲入宅内，痛打章宗祥，火烧赵家楼。
刘仁静爬窗户时手被玻璃割破了，伤得不重。由于他当时个子小，以至于前来抓捕的军警都没有注意到他，也没有抓他。
1919年6月3日，为反对北洋政府卖国，北京各校数百名学生上街游行。刘仁静和178名学生被抓入狱。
一个月后，在拒绝北洋政府更换北大校长的斗争中，刘仁静再次被捕入狱。
“小马克思”
凭着极好的英语基础，刘仁静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十多种马列经典著作英入本。刘仁静还加入了李大钊发起筹建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有一次，在研究会组织的演讲报告上，刘仁静不顾低年级学生身份，大胆登台宣读马克思的演说和自己的学习体会，众人为他的理论功底所折服，称他为“小马克思”。
在马列著作的刺激下，他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不谋而合，认为当时必须酝酿建党，而不是仅仅研究马列主义。
少年舌战理论家
辩才和理论水平，让刘仁静在“一大”上光彩照人。
在“一大”会上，刘仁静表现得十分活跃，还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闯劲，与被称为“马克思主义播火者”的理论家李汉俊就党纲与政策问题争辩了起来。
李汉俊主张先派人到俄国和欧洲考察革命成果，等待孙中山的革命成功后，再加入议会开展竞选。
刘仁静则主张以武装暴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反对以任何形式与孙中山的国民党合作。他认为，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是个重大的原则问题。
刘仁静的观点得到了多数代表的赞成和支持。通过投票表决，“一大”通过的党的纲领中确定，直至阶级斗争结束为止，承认无产阶级专政。
办《先驱》报和参加共产国际“四大”
中共“一大”之后，刘仁静回北京大学学习，并筹备创办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刊物《先驱》。
《先驱》由刘仁静、邓中夏两人负责。后来，《先驱》迁到上海，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
1922年夏秋之交，刘仁静的未婚妻史静仪因在家与继母无法相处，就私自跑到北京找到未婚的“丈夫”。
1922年11月，刘仁静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与中共代表陈独秀一起到莫斯科出席了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为了能出席会议，刘仁静就把刚刚到北京不久的史静仪托付给了党内的一个同志照顾。
参加共产国际“四大”时，年仅20岁的刘仁静便承担起了中国代表团大会发言任务，被刊登在当年11月24日《真理报》第三版上。刘仁静发言后，托洛茨基单独接见了他，他也引起了列宁的关注。
会议结束后，陈独秀先回国，刘仁静在苏联逗留了几个月。1923年刘仁静回国后，只在北京与史静仪团聚了不到两个月，刘仁静又南下广州列席了中共“三大”。
长期在北京独处的史静仪，最终与刘仁静托付的那个同志走在了一起，还怀上了那个人的孩子。为了掩人耳目，史静仪让不知情的丈夫刘仁静替自己向中央打报告，要求去苏联学习。最后，史静仪如愿成行，并把孩子偷偷地生在了莫斯科。
任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和婚姻上的不顺
1923年，刘仁静担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他在《中国青年》、《响导》、《民国日报》发表了近百篇文章。后来，由于他与施存统意见不合，离开了团中央。
史静仪这时从苏联学习完毕回国，她被组织上分配到北京工作。1925年春，党的总书记陈独秀的二儿子陈乔年从苏联回国，奉命到北京工作，在刚刚组织的中共北方区委任组织部长。陈乔年与刘仁静同岁，陈乔年长得高大英俊，器宇不凡，而且性格活泼，一时间成了机关里年轻女性追逐的对象。空虚的史静仪也加入了这一行烈，而且史静仪为此十分卖力，最终二人决定结婚。
远在上海的刘仁静多次写信让史静仪来上海，史静仪置之不理。刘仁静想来北京与史静仪团聚，并在北京寻找自己革命的位置。
当史静仪把她要与陈乔年结婚的计划告诉刘仁静时，刘仁静突然感情失控，他把指头割破，写血书给史静仪，但这一切已经无法挽回。
为了缓和局面，陈独秀决定派刘仁静去苏联学习。刘仁静出国后，陈乔年与史静仪于1926年下半年公开同居并结为夫妻。
去苏联学习
1926年9月，刘仁静受中共中央派遣，赴苏联莫斯科国际党校列宁学院学习。和他一同赴苏联学习的人都是党培养的对象，共有20人左右，属于党的干部的有顾顺章、罗汉（又名罗雪岑）等人；青年学生较多，如陈赓、秦邦宪（博古）、张安仁（仲实）、鲁易、李伯钊等等。他们先坐船从上海到海参崴，再由海参崴乘火车赴莫斯科。到达后，只有刘仁静一人入国际列宁学院，其他人分别进入中山大学、军事学院等院校。刘仁静入学时才发现蔡和森也在这里学习。
就在这时，苏联党内爆发了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尖锐斗争，1927年11月4日，苏共中央开除了托洛茨基的党籍，1929年苏联政府又将其驱逐出境。刘仁静得知这一消息后感到震惊和遗憾，甚至对托洛茨基的遭遇表示同情。
大革命失败后，刘仁静不满共产国际把失败的原因归结为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
1929年4月，刘仁静在列宁学院学习结束。他没有直接回国，也没有向党中央作出任何请求，自作主张寻访托洛茨基。
寻访托洛茨基和被开除出党
他回国时，绕道欧洲，在土耳其的一个小岛上会到了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和刘仁静谈话中，首先谈到的是不断革命论，也谈到世界革命正面临低潮的形势，还谈到斯大林一手造成的苏共清党。不过，他们谈话的主要内容当然是中国革命问题。对于中国革命运动，托洛茨基有自己的一整套见解，他认为，中国革命表面上是革命人民与封建军阀的斗争，实际上是共产国际与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国革命失败不是陈独秀败于蒋介石，而是共产国际领导失败了。托洛茨基指出共产国际在中国的第一个错误，是强调国共合作。托洛茨基还认为，共产国际的第二个错误，是反对建立苏维埃，等等。
“中国是一张很重要的牌！”托洛茨基对刘仁静说，“你是我唯一认识的一位中国人，我很高兴有了来自中国的支持者。”托洛茨基热情地接待了这位中国信徒，和他促膝长谈，并起草了一份名为《中国政治状况和反对派（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任务》的提纲，要刘带回国内，认为这个文件可以作为中国托派的纲领。
刘仁静在那个小岛上度过了大约一个月。在那些日子里，每天上午是他们会谈时间，下午大多两人一起到岛上散步或划船。从此，他成了托洛茨基忠实的门徒。
1929年8月16，刘仁静回到了上海。党中央派恽代英找刘仁静谈话，刘仁静不但不接受党中央的意见，却公然以反对派立场批评党内的官僚化。不久，党中央在《红旗日报》上刊出《给刘仁静的一封公开信》，限刘仁静三天内在报上公开交代访问托洛茨基一事。刘仁静始终坚持自己的意见，没有作出任何交代。刘仁静不听劝告，顽固坚持托派思想，后来被开除党籍。
刘仁静回国之前国内已先后成立了几个托派组织，如“我们的话”、“无产者”、“战斗”等。在这些托派组织中，参加者多数曾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留学生。刘仁静回国后，便与陈独秀以及中国托派组织站在一起，他以见过托洛茨基自傲，处处以“托洛茨基代表”、“正统托洛茨基”、“钦差大臣”自居，以致在托派之中也弄得相当孤立。他先是加入托派“十月社”。不久，被“十月社”赶出去。他孤家寡人，竟一个人办起一个刊物《明天》来！
1929年10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决议》，党内机会主义指陈独秀等人，托洛茨基反对派则是指刘仁静等人。接着，11月又通过了开除陈独秀等人出党的决定，刘仁静因在回国后公开亮出自己的观点，中共一直未接纳他的关系，后被视为分裂党而于1929年底将他除名。
1929年底，刘仁静写信给托洛茨基，报告了中国托派组织的活动情况。托洛茨基回信说：“应该把几个组织统一起来，不然对运动不利。”刘仁静按托洛茨基的意见，积极穿梭在几个托派组织之间。大约在1931年，几个托派组织终于统一了，统一后的托派组织由陈独秀负责。
1930年，刘仁静与一个学医的女学生陆慎之结婚。
1935年11月的一天，他在北京坐火车时被人认出，国民党警察逮捕了他，关进了苏州反省院。在那里关了三年。他写了《资本改良刍议》等文章，发表在反省院的刊物上。被认为背叛托派主张，又为托派开除。
1937年他大舅出钱把他保了出来。他赞成国共合作抗日。这时，托派组织把他开除了。他找陈独秀，陈独秀不见他。这样，中共不理他，连托派也不理他。他倒向国民党，倒向三青团，在国民党三青团宣传处当了科员。两个月后，刘仁静离开了三青团，不久来到西安，到胡宗南的特务训练机关战干第四团任了上校教官。大约一年多就被辞退了。
他在国民党刊物上发表文章。尤其是1948年，他还发表反共文章《评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解放后的刘仁静
上海解放后，刘仁静审时度势，自知今后日子不好过，便给上海市军管会写信，要求处理。
不久，他来到北京，中共中央组织部要他写一份材料，承认错误。刘少奇找他谈话，要他好好认识错误，并表示在他认识错误之后会安排一个适当的工作，让他能够生活下去。
这样，1950年12月21日《人民日报》登出了《刘仁静的声明》。当天《人民日报》还同时登有《李季声明》。李季是在1921年初夏在广州加入中共的，后来亦成为托派。
刘仁静改名刘亦宇，被安排在北京师范大学教政治经济学。给苏联专家当翻译。参加土改。
后来，他被调往人民出版社，从事编译工作。他翻译了《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等著作，署名刘若水译。
在肃托运动中，刘仁静受到过批判，一度得了精神病。
在“文革”中，刘仁静由于历史问题，再劫难逃，批斗、抄家勒令打扫胡同等“待遇”自不在话下。后因他在胡同口揭下一张炮轰刘少奇的大字报，想带回家细看，而被红卫兵殴打，并于1967年6月被公安部以“反革命”罪逮捕，罪名是“有颠覆政府的活动”。因此，刘仁静从1967年关押至1978年。这消息传进了毛泽东的耳朵。毛泽东说，有些老托派，像刘仁静，不要关了吧。于是，刘仁静从秦城监狱中释放。
后来，竟把刘仁静调到少年犯管教所里面看管果树！
1978年，刘仁静获得人身自由，回到家中。这时他已76岁，不过他的身板还硬朗。回原单位仍任人民出版社特约翻译。与妻儿一起生活，安度晚年。
1979年之后，刘仁静成了唯一健在的中共“一大”代表，许多史学研究者不断来访问他。
1986年10月，刘仁静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这时，他已八十四岁，身体还相当不错。
1987年8月5日早晨五点钟，他照常持剑横穿马路，“闻鸡起舞”。那天他穿着白府绸衬衫，头发稀疏，已经灰白。当刘仁静横穿马路时，一辆公共汽车飞快驶来，一下子撞倒了刘仁静，顿时颅骨碎裂，当场死去。终年八十五岁。
刘仁静逝世后，由人民出版社和国务院参事室共同在八宝山为他举行了追悼会，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8月12日《人民日报》和全国各大报纸对此都作了报道。
(在此附带说几句：1927年中共“五大”召开前，陈乔年、史静仪夫妇俩到了武汉，陈乔年任中共组织部副部长。1928年2月16日，陈乔年在上海被俘，史静仪日日忙于营救陈乔年，出生不久的儿子没有好好照看，最后病死了。1928年6月6日，26岁的陈乔年在上海龙华的枫林桥畔遇难。在陈乔年牺牲后，史静仪出国去了苏联，在苏联史静仪又与一名姓许的国民党军官结婚，并生下了孩子，在抗日战争中姓许的战死在前线，当时史静仪一人独居重庆，陈乔年的弟弟陈松年还专程去看望过他的这位当年的二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