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个国家反危机采取了货币宽松政策，两年过去以后，宽松货币政策的后遗症出现了：通胀。

    通胀的解释是更多的货币对应着相对更少的实物生产，也就是说，经济世界中实体经济的增长跟不上货币发行的增长；在一个相对的时期中，实体经济增长与货币增长不相适应应该是一个常态，达到均衡是暂时的，但是这样的两条曲线必须是缠绕状态下，才不至于发生危机。现在的问题是通胀的曲线与实体的曲线呈现喇叭口式开放的发展，两条线通胀向天上发展，实体经济虽然也在向上发展但是斜率跟不上通胀向上发展的斜率，两条曲线之间的差距就是危机的发展程度，喇叭口开放表示的是危机必然增强。

    现在的问题是各国反危机过程中释放的货币，大多数超发的货币并没有用来刺激实体经济而是用到金融市场，或者说是债权市场，用来保障和维护的是资本者的利益而不是创造就业，倒过来甚至是在打击就业，中国的、美国的或者欧洲的状况大致都是如此。

    当货币增发带来的货币不能刺激实体经济和打击债权人或者资本食利者的利益的时候，宽松的货币政策变成了进一步制造经济危机的帮凶而不是挽救危机。这里的一个价值观问题是：债权人以借债并获得利息来维持自身的利益增殖，当经济出现问题的时候，债权人的责任机制要求他们的资本就必须相应地获得损失，而债权人或者资本者一般是这个社会的政治的主要统治者或者直接就是政府的控制者，所以，在一个全面经济危机面前，政府和政策就注定只为债券人服务而不会为广大的民众、实体产业从业者和就业者服务，而这正好就会从宏观经济的基础面上打击实体产业和就业，使危机的基础进一步蔓延，美国和欧洲的危机蔓延应该就是这种机制在发生作用，而中国的情况比较复杂。

    中国的危机时期也大量发行了货币，一方面是对冲欧美货币超发带来的汇率压力，以维持中国出口的竞争力；另一方面，中国以增发货币刺激实体经济和增加社会投资，这本身没有错，错的是执行环节中，这样的超发货币的投入不是用企业和市场机制主导进行而是由地方政府主导投资，而政府主导的经济行为往往是低效或者是不公平的代名词，因此，成就了地方政府的债务平台危机，所以，中国的经济问题不是货币超发问题或者是由超发引起的通货膨胀问题，而是政府主导投资，使超发的货币在投资过程中效率低下甚至无效，由此而引发通货膨胀。中国的经济资源政府主控和地方政府在社会经济投资中占有过度的权利和责任不平衡，导致货币超发部分的投资不能产生相应的对实体经济和就业的支持和扩张，反过来，就必然需要全社会的国民以税赋增长和通胀方式为地方政府的低能和国家投资体制的低效偿付成本和代价，就需要在金融市场上通过熊市让国民为企业失败买单。

    一个挽救危机的政策并没有对错，但是，挽救什么却决定挽救危机政策的成效。我以为应该挽救的是实体经济和就业，一切的政策应该是为就业服务，只有挽救了社会的大多数的民众的收入稳定，才能从根本上救助经济，人是需要挽救的唯一要素和最根本的要素，只有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就业稳定和收入稳定，才不会有人心的危机，没有人心的危机还会有经济危机吗？

    一个社会的资本者必然是少数人，面对一场全面危机，政策应该是保护多数人的就业而不惜选择牺牲资本者的利益，危机只有资本者的盲目和投资才会带来危机，资本者创造了危机当然也应该承担危机损失，从这个角度看挽救危机的政策应该建立在牺牲资本食利者的利益之上，这才是正道。可惜美国等大多数国家的政策是与这个道路背道而驰的，所以，我们一直认为全球危机还没有完结，现在处于一个危机加速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