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前 言

 

萧红作为中国现代文坛上一朵永不凋谢的奇葩，给中国文学留下了难以估量的财富，她在短暂的一生中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文学作品，被誉为“三十年代的文学洛神”。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萧红是一个如此卓异的存在，认知她、了解她，是大多中国现代文学研习者或深或浅的心理情结。萧红辗转漂泊的一生以及独特的性格造就了她文学创作的独特风格及思想内涵，寂寞情绪和无家情结困扰了萧红的一生，同时也造就了萧红，成就了她的许多艺术佳作。她是一个在时代的漩涡中走向成功之路，又长期饱尝创作之苦而不悔的孜孜求索者。她一生颠沛流离、短促悲凉，饱受被放逐的寂寞、孤独和痛苦，从异乡到异乡正是萧红人生的真实写照。

 

 

二 从异乡到异乡

                      

    “从异乡又奔向异乡，这愿望是多么渺茫，而况伴随着我的是海上的波浪，迎接着我的是异乡的风霜。”这首诗是萧红对自己那波折岁月的深刻写照。悠悠三十余载，遥遥千里之行，萧红终在远离故土的异乡，抛却锦绣般的才华，同蓝天碧水永处。

（一）身处家乡多悲苦

 

  1 “家”在呼兰

在令人神往的松花江畔坐落着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那里具有独特的地域文化。呼兰之水流过，带来了几分的灵气与诗性。大风大雪、大江大河、大山大林养育了粗犷豪放的东北儿女，那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令她魂牵梦绕。呼兰城里有一所张姓的大宅，那里曾经有她的家。那是一个落寞了的地主家庭，在那儿曾有她童年与祖父的美好回忆，在那儿也曾是她痛苦的源头。她于1911年的五月初五来到这人世间，五月初五这个特殊的日子，似乎预示着这个小女孩非同寻常的命运，她便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朵奇葩——萧红。

作为家中的长女，萧红本应该得到家里人的疼爱，然而，在这个家中，年幼的萧红在祖母、父亲、母亲、继母那里都不能得到很好的呵护。父亲对她总是十分冷漠，母亲对她总是恶言恶色，祖母也并不像别人的祖母那样慈祥。三岁的萧红便留下了祖母拿针扎手的痛苦记忆。祖母去世时萧红觉着很新奇把酱缸盖儿盖在头上，却被父亲差点踢到灶口的火堆上，祖母的死和父亲的踢打就这样烙印在萧红六岁的记忆里，对萧红来说祖母的死十分淡漠，而父亲的体罚却无比深刻。母亲的离世让萧红的家发生了全然的改变，萧红原本不多的快乐也变得更加奢侈了。“父亲因频遭家庭变故而生成的暴戾在母亲死后真正给萧红一段创伤性的童年记忆，也加速了童年的终结。”^[1]对于这个任性而又倔强的八岁孩子而言，萧红人生的苦难和悲剧便开始了。同年，萧红身边又多了一个“不爱”的继母。关于萧红与继母的关系，后世观点不一，有的说继母阴毒，也有学者认为其关系融洽，但继母毕竟不是自己的母亲，弟弟张秀琢曾回忆说“母亲死后，我们的生活虽然没有挨饿受冻，但条件的确是恶化了。失去母爱，无人照料，使我们的身体和精神造成了很大损失。”^[2]

唯一能够给萧红带来情感慰藉的便是她的祖父,祖父和后花园给了萧红一个无忧无虑的时空，在这个时空里她自由而又任性。在弃世之前萧红曾经感慨“就这样一天一天的，祖父、后园、我，这三样是一样也不可缺少的了。”^[3]在祖父的溺爱之下，萧红性格更加的顽皮而任性。祖父那无边的溺爱，也使得小女孩认为只有祖父是爱她的，父亲严厉，母亲冷漠，只有祖父和后花园与她最好。祖母死后，萧红便开始跟随祖父学诗，祖父的初始诗教是她接触文学的第一步。初次对离家有了模糊的概念也是从学习那首祖父教予她的《回乡偶书》开始的，这首诗让萧红对离家多少产生了一丝的恐惧，没有想到的是，后来的自己几经离家，终生漂泊。

九岁时，萧红开始走出后花园，进入新式学堂念书,进入一个崭新的世界。学生时代的萧红给每个人的印象几乎都是沉静而内秀，从不多谈自己和家族。这种沉静与内秀，并非出自内心的胆怯，而是源自家庭变故的历练和知识的积累，在表面的温和恬静之下，其实蕴藏着一颗任性而恣肆，倔强而刚强的灵魂。

十五岁的萧红结束了小学生活，她渴望更广阔的学习天地，她想要逃离这个无情的家，能去哈尔滨上学成为她当时最神往的事。然而，萧红自小表现出的任性、顽皮、倔强与父亲张廷举期待中的大家闺秀大相径庭。对于哈尔滨的开放，张廷举早已有所耳闻，他怕女儿在外做出有损门楣的事，便不同意萧红继续上学。然而，萧红的个性便是如此：不惜一切后果做自己想做的事。为了能继续求学，萧红与家庭做了一系列的斗争，甚至说出若不去上学便要出家当洋姑子的话。张廷举毕竟是呼兰有名望的乡绅，如果女儿真的当了洋姑子，毫无疑问，那将是爆炸新闻，他所顾及的家庭和个人的脸面将荡然无存。最终，张廷举的心理防线彻底瓦解，同意将萧红送入哈尔滨继续上学。

 

2 求学之旅

凭借自己的争取，萧红终于达成心愿，于1927年秋进入哈尔滨“东省特别区区立第一女子中学校”就读，开始了一个崭新的人生阶段。

在东特女一中的经历使萧红的生活再次发生了改变。受国文老师王萌芬的影响，萧红阅读了大量的鲁迅先生的作品，热衷于新文学作品，还进行了初期的文学创作，常常写些散文、诗歌在校刊或黑板报上发表。她在校刊上发表《吉林之游》组诗时开始使用“悄吟”这个笔名。

中学时代在萧红心中是美好的，让她认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让她可以热衷所喜爱的文学，可以用画笔来勾勒出心中的世界。然而，美好却总是不能长久。初二上学期结束后家里便给她定下了一桩亲事，萧红由父亲做主许配给了汪恩甲（一说为王恩甲），一段姻缘就此结下，可以说这一事件从此彻底改变了萧红此后的人生轨迹。汪恩甲接受过新式教育，毕业后在三育小学任教。开始时，萧红对于汪恩甲并没有什么厌烦之感，对婚事也没有太多的异议。可在交往过程中萧红逐渐发现了汪恩甲身上的纨绔之气，便开始心生不满。在校参加政治运动所接触新鲜世界的好奇使得萧红无心与汪恩甲平静的相处，这毕竟是一段封建的包办感情，她渴望自由民主的世界。

订婚的那个寒假，萧红的祖父大病，伤感无比的萧红像个任性的孩子，不断想象着要面对祖父的死。她想，若是祖父逝世，就死掉了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人。最后一次同祖父相见是祖父八十岁生日时，令她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别竟成永诀。1929年6月7日，萧红在学校接到了祖父病故的消息。这个自幼被祖父宠坏的孩子，无论如何都难以接受这样的事实。在萧红的心中，祖父是她所有的爱，祖父的离世便带走了她的爱，剩下的只是无边的冷漠。随着祖父的离开，“家”的概念更加模糊了，对她而言，家只剩下了残暴的父亲和冷漠的继母。

在“佩花大会”上萧红与表兄陆振舜（一说名为陆哲舜）相识，不久，陆振舜对萧红心生情愫。当时的萧红正与家庭做着激烈的反抗斗争，她太想去北平求学了，能去北平读高中成了她当时最大的愿望。在陆振舜的劝说之下，萧红的求学之心更加的坚定了。她向父母提出了想去北平读高中的想法并要求与汪恩甲解除婚约。这一想法遭到了家人的反对，父母大为震惊，严厉斥责。在张廷举看来，家族的颜面或许比女儿的愿望更为重要。

萧红便是萧红，在对于理想的追逐上她绝不会低头。越是镇压便越是要反抗，更何况她早已对父亲失去了这个年龄应有的依赖感，从小父亲便“不爱”她，母亲也过早离去，就连爱她的祖父也已经不在了。现在，父亲更加的凶暴无理，父亲与继母剥夺了她自主选择婚姻和未来的权利，这个家对于她来说已没有了温暖，每个人都不理解她，这使得正处在青春时期的萧红更加的倔强叛逆。近来与父亲继母的争执更加激化了萧红与家庭的矛盾。此时自己所处的境遇让萧红想起了鲁迅先生笔下的“娜拉”，心中萌生了出走的念头，她要像“娜拉”一样，她要做现实中的“娜拉”。于是她坚定信念一定要继续她的学业，此时与陆振舜一同去北平似乎是最好的选择。

萧红便偷偷地离开了哈尔滨来到了梦寐中的北平，那一年萧红十九岁，与陆振舜一同住在二龙坑西岗的一座小院里。萧红曾给好友沈玉贤写信，信中充满了喜悦之情：我现在女师大附中读书，我俩住在二龙坑的一个四合院里，生活比较舒适，这院里有一棵大枣树，现在正是枣儿成熟的季节，枣儿又甜又脆，可惜不能与你同尝。秋天到了！潇洒的秋风好自玩味！

在北平萧红结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李洁吾、苗坤、石宝瑚和李荆山等都是萧红家中的常客。陆振舜在哈尔滨时便已结婚，他是抛弃妻室与萧红同来北平求学的。表面上他是为萧红着想，实现其求学的愿望，实则有些动机不纯。萧红并不爱他，只是太想来北平求学便住在同处。数日之后，他便对萧红动手动脚，这引起了萧红的反感，她便写信给李洁吾愤怒控告陆振舜对她的“无礼”，李洁吾大骂了陆振舜。此后，李洁吾与萧红结下了更加深厚的情谊。李洁吾晚年回忆：“祖父对她好，她永远不能忘记；母亲待她很冷漠，她不愿提及；父亲待她很坏，使她几乎不相信世界会有好父亲！这三种鲜明的爱憎情感，当时给了我很深很深的印象。”^[4]

在北平的生活没有多久两人在经济上便出现了困窘。陆振舜的家人不再提供经济上的支持而是催促其速速回家，陆振舜难以忍受艰苦的生活，最终向家里妥协，只好返回哈尔滨。1931年1月底，因无经济来源，萧红迫于生计回到呼兰家中。

 

  3 浪迹冰城

回到家中后，萧红受到了巨大的舆论压力。父亲怕萧红再次出走，便将她送去阿城县福昌号屯叔伯处暂居。在福昌号屯近七个月的软禁生活让萧红了解到了许多劳苦大众的悲惨生活，这为她日后的写作积累了重要的素材。《王阿嫂之死》《夜风》《看风筝》《生死场》等小说作品都取材于福昌号屯，有些人物的原型就是她的伯父叔父。回到家中的萧红受到的只有责难、呵斥与诅咒，根本寻求不到想要的温暖。萧红清楚地认识到自己与家族那不可调和的矛盾。如果长久的被困到此地，自己的精神便会死去，萧红那倔强叛逆的性格是绝对不会向家族妥协的，她一定要离开，一定要冲出这个牢笼。

1931年10月3日夜里，萧红在姑姑和七婶的帮助下终于逃出了福昌号屯，乘车去往哈尔滨。萧红的此次逃走彻底切断了与家族的联系，走上了一条不归路，踏上漂泊之旅，最终客死异乡。她在散文《永远的憧憬与追求》里写道：“20岁那年，我就逃出了父亲的家庭，直到现在还是过着流浪的生活。”^[5]萧红此次逃走也让张廷举彻底失望，同样倔强的他选择了家族颜面而彻底放弃了自己的亲生女儿，将其开除族谱。

一无所有的萧红来到了哈尔滨这个曾经给她美好学生时代的城市，10月的哈尔滨已经开始愈益寒冷，而萧红却只能流浪在深秋的街头。流浪之初，萧红拒绝了任何与家族和解的可能。在街头遇到堂弟张绣睿，面对堂弟的劝说，萧红还是执拗的拒绝“那样的家我是不能回去的，我不愿意接受和我站在两个极端的父亲的豢养……”^[6]倔强的萧红还拒绝了堂弟的经济的援助。

经过这次出走与回归，萧红对男人之于女人的意义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她明白要实现心中那个北平求学梦，脱离对自己已然逝去意义的家庭，迫切需要一个能够给予足够支持的男人。在与陆振舜的接触中她感觉这个男人的“软弱”，此时萧红的想到了她的“未婚夫”汪恩甲。或许是怀着报复、坑害萧红的阴险用心，或许是怀着对萧红的真情，汪恩甲将萧红领到哈尔滨道外东兴顺旅馆（另一说为东兴旅馆）与其同居。在旅馆，萧红答应嫁给汪恩甲，但两人必须一起到北平继续读书。带着美好的憧憬，萧红在旅馆度过了一段平静的年关岁月。

当萧红自以为已经说服汪恩甲，不久便可以到北平上学从而实现求学之梦时，新的矛盾却又扫荡了她那即将梦想成真的喜悦。汪恩甲的家人将他扣在家中，并解除了与萧红的婚姻。痛苦万分的萧红再次只身前往北京，希望依靠李洁吾的资助完成学业，但由于经济所困等原因不得不再次离开北平，只身回到哈尔滨。在张秀琴、张秀珉姊妹俩的帮助下就读于东特女二中高一年级，但不久由于发现自己已怀孕，萧红只得随追踪而来的汪恩甲回到东兴顺旅馆。正当萧红腹部一日大似一日之时，汪恩甲出现经济危机，在欠了旅馆400余钱后，找借口出走，抛弃了萧红一人离开。对于汪恩甲离开的原因有很多种说法，是被动的被家人、家事阻拦还是主动的抛弃萧红，都逃脱不了这一个事实，只剩下萧红一人独自承受苦难。

萧红的腹部一日比一日大，生活一日比一日差，旅馆断绝了饮食供应，并扬言要将萧红卖作妓女。六月的哈尔滨一直阴雨连绵，萧红在苦雨愁城中度日如年，她心中的焦虑犹如屋外的雨势，丝毫不见缓解反而愈趋浓重。萧红意识到危险在一天天迫近，要离开这里所能依靠的只有自己。万般艰难的萧红寄希望于《国际协报》，她写信给《国际协报》副刊编辑老裴（裴馨园）求救，老裴与舒群委托寄住在老裴家的同样在报社工作的萧军带着食物、报刊等物看望萧红。萧军与萧红见面后经过交谈产生好感，情愫迸发。“暴戾而冷漠的父亲、软弱的陆振舜、庸俗的汪恩甲，这些令萧红失望的男人，不觉中让她对家庭和婚姻本源性地充满挫败感，意识到被迫去爱所不爱的一切，似乎早已是她的宿命。”^[7]萧军的到来，激发了萧红早已死去的激情，并开始创作《春曲》以表达对爱恋到来的喜悦及对突如其来幸福的淡淡的惶恐。二人开始了在乱世之中甜蜜而又困苦、艰辛而又幸福的爱情旅程。

无论是什么原因，二萧在一起开始了他们艰苦卓绝的生活。由于松花江发大水，旅馆被淹，萧红得以乘乱逃出，摆脱了高额债务的危机。刚刚投宿在裴馨园家中不久，萧红就住院产下一女，因无力支付医院的医疗费用，只得把女儿留在医院。萧红对于新生的女儿，不仅是对于汪的憎恶，对于那段不堪回首的困居旅馆生涯的无助与绝望，也是缺乏母爱的一种不善于做母亲的表现。

大体看来，二萧的结合是由于当时生活的窘迫，互相在一起也好有所依靠，萧红对于萧军是真正专一的感情，而萧军对于萧红的感情或许是基于一时的冲动所产生的喜爱之情，其中更多的是喜欢而非是爱，这感情在后来的艰难岁月中逐渐升华为爱。萧军所抱持的爱的哲学是“爱便爱，不爱便丢开”，其后在二萧相处的六年里，萧红不时地被这种“爱的哲学”伤害。在当时的社会大环境下，这对恋人是随着时局的动荡而漂泊的，漂到哪里，哪里就是暂时的家，而一旦有了大的变化，由于二人在思想、性格上的分歧萧军忍受不了萧红的“小孩子气”，萧红也无法忍受萧军的大男子主义，这些都是二人之间感情的硬伤，这都最终导致了二萧在西北的劳燕分飞。

正所谓乱世无安家，被裴家人赶出的二萧，只能找到一所白俄罗斯人开设的“欧罗巴旅馆”，在那里租到一间房住。由于松花江发大水致使哈尔滨市内许多旅馆被淹，房租价格大涨，使得二萧的经济压力更大了。找不到工作让二人基本没有了经济来源。萧红常常是饥饿难忍，有时吃上一点黑面包和白盐，喝上一杯白开水就是最大的安慰和幸福。终于，生活出现了转机，萧军找到了一份家教工作，学生家里为二萧提供住处作为学费。终于有了不用花钱的住处了，二萧便搬到了商市街25号。二人又置办了简要的生活必需品，这对流浪儿在哈尔滨开始有了自己的家。就这样，萧红在家操劳家务，萧军在外奔波寻找工作赚钱，二人的生活俨然就是夫妻了呢！有了爱情的滋润，萧红的脸上又有了笑容，二人开始了崭新的生活，可这安定的生活又能维持多久呢，辗转、漂泊还是在等在着萧红。

一日，二萧在街上闲逛，遇到了秘密从事革命活动的文人金剑啸。后来金剑啸创办了“天马广告社”，遂聘萧红做他的广告副手，这段经历也为萧红后来创作《广告副手》提供了不少灵感。后由金剑啸成立“维纳斯画会”，并在画家冯咏秋家中开办沙龙。文人出没得名“牵牛坊”。1933年新年前后，二萧成为“牵牛坊”的常客。“牵牛坊”给二萧带来了无限的温暖和无边的快乐。萧红开始慢慢的从痛苦中走出，打开了视野，激发了创作的热情。随后，萧红又完成了短篇小说《王阿嫂之死》，后来发表在《国际协报》新年增刊上，署名“悄吟”。《王阿嫂之死》取材于1931年她在福昌号屯的见闻，表现了地主对佃农的残酷剥削以及尖锐的阶级对立。萧军认为这是萧红“从事文学事业正式的开始”。小说发表后，萧红的表达欲望再次被点燃，她将自己从怀孕被弃东兴顺旅馆到产后住院这段噩梦般的记忆，于1933年4月18日写成长达万余字的纪实散文《弃儿》。此后，萧红的创作热情一发不可收拾。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成为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东北三省几十万同胞沦为任人宰割的奴隶。有压迫就有反抗，东北儿女用各种方式反抗着日寇的侵略。为加强针对敌伪的宣传渗透，1933年8月6日，萧红、萧军加入革命进步报刊《夜哨》（长春《大同报》的文艺周刊）的编写队伍中，用自己手中的笔，化作利剑，化作钢枪，去为了未来的幸福生活、为了东北的解放而战斗。经过漫长的磨难，二萧终于看到了希望。写作使他们找到了生活的方向。他们对写作的热情，来源于他们那高远、阔达的心志，虽处困境，仍坚持写作。遂将自己的心血铸成《跋涉》，二萧的《跋涉》预示着二人在人生道路上艰难跋涉的印记，同时表现出了昂扬的精神面貌和人生态度。跋涉收集的作品是二萧诗歌散文的合集，包括萧红的《王阿嫂之死》《小黑狗》《广告副手》《夜风》《看风筝》等五篇小说，和小诗《春曲》，以及萧军的六篇小说和纪实散文，包括著名的《烛心》《幼雏》等。《夜风》也同《王阿嫂之死》一样，取材于萧红1931年在福昌号屯的生活，描写了地主和佃农之间冷漠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隐约中还预示了革命斗争的风暴即将来临。《广告副手》和《小黑狗》是萧红对当下生活的描写，关注的层面超出了一己的生活，力图上升到对社会问题的思考。《腿上的绷带》《哑老人》是萧红对革命题材的把握和当下生活的观照。

1933年10月，《跋涉》由哈尔滨五日画报印刷社正式出版，立刻引起了东北文坛的注意。二萧被誉为“黑暗现实中两颗闪闪发亮的明星”奠定了他们在东北文坛的地位。 “由《跋涉》可以看出，初涉文坛的萧红便具有两套笔墨：一方面，以对革命和社会问题的关注汇入时代的宏大叙事；另一方面，将文学作为观照自我、倾诉内心，触摸苦难、安妥灵魂的方式。后者让萧红赢得了无数读者，至今发散着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8]

此时的东三省正被日本所侵占，实行法西斯统治，美丽的哈尔滨城陷于恐怖之中。在这种背景下，《跋涉》成了非法出版物，这本书给二萧带来喜悦的同时，又将安稳的生活打破了，这让二萧意识到，哈尔滨已不宜久留。1934年初，舒群离开哈尔滨，前往青岛后给二萧来信邀请他们前去，这让萧红的心中产生淡淡哀伤，刚刚建立起的家又要割舍。1934年6月12日，萧红萧军悄然地离开了这个给过他们欢喜却又带来无限惶恐的城市，不舍的离开了这个充满故事的哈尔滨，从此便漂泊在外，过着从异乡到异乡的生活。

（二）一路乘舛满伤怀

1 避难青岛

离开哈尔滨后，萧红萧军从大连赶往青岛，刚刚上船便让二萧经历了“惊心动魄”，遭到了日本海上特务侦查队的搜查，面对冷静沉稳的二萧，“警察”一无所获。“警察”的离开让二萧得到了暂时的安宁。夜里，面对黑沉沉的海面，萧红意识到了故乡已是渐行渐远，感叹仍是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看着身边深爱的男人作伴，她开始对新生活充满了美好的期待。

1934年6月15日，船抵达了这座美丽而又陌生的城市——青岛。舒群、倪青华夫妇将萧军萧红安排在了倪青华家住下。倪青华是一个革命者，在地下党机关刊物《磊报》做主编。端午节后，二萧搬进了倪家事先租好的房子。不久，舒群夫妇搬来，毗邻而居，两家人经常在一起畅所欲言。这期间，二萧又结识了作家张梅林，并在后来的交往中感情愈加深刻。由于张梅林对于萧红作品创作上的理解，萧红视张梅林为知音。晚年张梅林曾回忆：当时的萧红长得瘦瘦高高，有些苍白的脸上，一双大眼睛神韵十足，性格活泼，待人真诚、坦白。

舒适安稳的生活以及与友人欢乐的海滨时光，激发了二萧强烈的创作欲望。萧红开始继续创作在哈尔滨期间曾发表的《麦场》，试图完成原有的构思；萧军继续创作在哈尔滨就已动笔的《八月的乡村》。1934年9月9日，《麦场》全书宣布脱稿，这是萧红第一部如此大规模的作品。10月22日，萧军的《八月的乡村》亦已截稿。当时，鲁迅是上海革命文学运动的主帅，能得到鲁迅先生的亲自指导是二萧梦寐以求的愿望。1934年10月初，二萧以萧军的名义给鲁迅先生写了一封信。信的落款中第一次使用了“萧军”这个名字。信件寄出后二萧只是作为一个遥远的期望慢慢地等待。鲁迅先生在10月9日收到二萧的初次来信，当天便给萧军回了信。这封回信给二萧带来了历史性的转折，是鲁迅先生与二萧友谊的开始。萧军在《鲁迅给萧军萧红信简注释录》一书中深情忆及当时的心情：“我们在那样的年代，那样的处境，那样的思想和心情的状况中而得到了先生的复信，如果形象一点说，就如久久生活于凄风苦雨，阴云漠漠的季节中，忽然从腾腾滚滚的阴云缝隙中间，闪射出一缕金色的阳光，这是希望，这是生命的源泉！……鲁迅先生这封信犹如从什么远远的方向照射过来的一线灯塔的灯光，它使我们辨清了应该前进的航向，也增添了我们继续奋勇向前划行的新的力量。”^[9]随后，二萧又将《麦场》的抄稿和一本从哈尔滨带出的《跋涉》以及一张二萧合影寄给了鲁迅先生。

书稿刚刚寄出，青岛时局骤然突变，国民党的政治压力开始加强，舒群夫妇被捕，中共青岛地下党组织遭到毁灭性破坏，《青岛晨报》停刊，二萧岌岌可危。形势极其严峻，萧军感到青岛不能再逗留了，必须马上离开，于是给鲁迅写信告知自己将与萧红前往上海。

 

2 情殇上海

1934年11月1日，萧军、萧红、张梅林乘坐一艘日本轮船前往上海。次日，二萧和张梅林抵达上海。萧红与萧军在上海拉都路的一个亭子间安下了小小的家。这里是二十三岁的萧红在这个全然陌生的大都市追逐光荣与梦想的起始之所，她的人生由此翻开新的一页。

到了上海之后，萧军萧红迫切渴望与心中的精神导师见面，在信中多次提出要与鲁迅先生见面，在多次的信件交往中，鲁迅对二萧的情况有了大体的了解。初来上海，对一切都显得生疏与不适，鲁迅先生的书信成为二萧战胜困厄的精神支柱。信中所盼的那一天终于到来了，1934年11月30日，二萧与鲁迅先生在内山书店初次见面，后又随鲁迅在一咖啡馆与鲁迅夫人许广平、海婴见了面。关于对当时萧红的印象，许广平先生曾在《忆萧红》一文中写道：“何必多问，不相称的过早的白发衬着年轻的面庞，不用说就想到其中一定还有许多曲折的生的旅程。”^[10]此次见面，使二萧在上海的冬季寻到了温暖，对其今后的发展产生了非同寻常的意义。1934年12月19 日，鲁迅邀请二萧及友人吃饭。通过这次鲁迅先生的刻意安排，二萧结识了茅盾、叶紫、聂绀弩及其夫人周颖。在鲁迅等人的帮助下，二萧顺利进入上海文坛。鲁迅与二萧一直都没有中断信件来往，鲁迅悉心指导两个年轻人如何成为优秀的作家，而二萧亦是感到有了无限的温暖，萧红更是视鲁迅为自己的祖父一般。

萧军自费出版“奴隶丛书”，创办“奴隶社”，将《丰收》《八月的乡村》作为“奴隶丛书”出版发售，引起十分强烈的反响。这时的萧红正在等待《麦场》的审查结果，面对萧军的勤奋写作，萧红不也甘心落后。她忆起哈尔滨商市街的往昔生活，便创作系列散文，于1935年5月15日完成，先在上海几家杂志零星发表，后在次年8月由文化生活出版社结集出版。萧红《麦场》的创作已有一年了，却迟迟没有审查通过。于是便效仿萧军，以“奴隶社”的名义自费出版，作为“奴隶丛书”之三。由胡风提议将书名改为《生死场》，萧红还央求鲁迅先生为书作序，又由胡风为书写了“读后记”。1935年12月，《生死场》终于作为“奴隶丛书”之三自费印行，前有鲁迅先生作序，后有胡风作读后记。书中记载着满洲人民怎样生、怎样死，在重重地重压之下挣扎着生活。书中，萧红第一次使用了“萧红”这个笔名，就是这本书奠定了萧红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这个名为“萧红”的女作家开始在中国文坛崛起。

1935年，上海聚集了一批东北籍作家，加上萧红和萧军，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震动了上海文坛。一个由东北作家组成的团体在文坛上迅速崛起，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东北作家群”，萧红、萧军，便是这个团体的领军人物，《生死场》和《八月的乡村》成为这个群体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许广平曾这样认为：“《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作为东北人民向征服者抗议的里程碑的作品，其面世无疑给上海文坛不小的新奇与惊动。”^[11]比起萧军，萧红在创作上表现出更多的灵气和不羁的个性，鲁迅曾评价萧红“是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很可能成为丁玲的后继者。”继《生死场》之后，萧红发表的散文、小说，无论是在表达还是立意上，都比先前的作品更加成熟，并逐渐形成了属于自己的创作个性。

在上海，萧红充分的享受着成名的喜悦，享受着在辗转流浪多年后得来的一份安宁和无忧。此时，萧红与鲁迅的交往更为密切，鲁迅及家人给予了身处异乡的萧红无限的温暖和关爱。然而，幸福的时光却总是不能长久，新的危机和焦虑已悄然产生。萧红敏感、纤细、心思细腻，自幼受到祖父的溺爱，在成长的岁月中缺乏关爱而形成任性、倔强的秉性；而萧军则粗豪、侠情，甚至有些武断和大男子主义。在二人身上，有着明显的不和谐因素，面对困厄时，两人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如何度过艰难上，而随着困厄的渐渐消失，所有的不和谐因素便慢慢放大开来。萧军那“爱的哲学”在哈尔滨商市街时便让萧红有所体会，萧军与陈涓的故事，随着陈涓的南归而终结，萧红在《一个南方的姑娘》中就详细地记述了当年萧军与陈涓的交往在其内心所引起的不愉快。随着二萧来到上海，陈涓回上海探亲，萧军和陈涓便又有了见面的机会，这让萧红痛苦不堪。萧军暴躁脾气的再次发作，这萧红非常失望，她感觉又回到了无望的从前，没有丝毫的安全感，整个心灵被无边的失望、哀怨和郁闷笼罩。对于萧红来说，萧军就是她的整个世界。为此，萧红创作了题为《苦杯》的组诗来宣泄内心的痛苦。在诗中，可以看出萧红和萧军之间已经出现了感情危机。

由于萧红在感情上出现危机，使得精神和身体上越来越差，只是写出了《手》等很少的几篇作品，将大量的时间用在了无边的哀怨和伤感中。在茫茫的大上海，鲁迅家是几被苦闷、失望和哀怨窒息的萧红唯一愿意去的地方，而此时的鲁迅已是在病痛之中。无以排遣的苦闷与忧伤令无处寻逃的萧红整天待在鲁迅家里，整个人失掉了精神。黄源见到萧红如此苦恼日益憔悴，便建议去日本住上一段时间。此时，萧红还收到了弟弟张秀珂的来信，告知姐姐自己在东京念书，于是二萧最终决定，萧红去日本，萧军去青岛，一年后再到上海聚合。前往日本之前，萧红改变穿着打扮，想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去面对新的环境、新的生活，向往着能与所有的不愉快彻底告别。

 

3 客居东京

轮船缓缓离岸，倚着船舷的萧红早已看不清萧军的身影，码头上森林般挥动的手臂让她意识到自己是在与多灾多难的祖国告别。上海固然是异乡，但此行的目的地是自己无法想象的异国，而且是与祖国关系日趋紧张的异国。异样的离别滋味让萧红心中弥漫着无限悲怆，她知道自己此次从异乡远赴异国是对目前生活状态的一种逃避，一种无奈的面对，一种无法想象的自我救赎，是在以即将到来的大寂寞驱赶眼下的郁闷和心痛。她不愿回想岸上那个她所爱着的男人此前所给予的种种伤害，更不敢想象即将独自面对的异国生活。

到达东京，在许粤华的帮助下萧红找好房子安住下来。东京的街区十分寂静，身处异国的寂寞也很容易在整个街区空无一人般的寂静里生出。如果仅有屋外的蝉鸣，沉浸在思念中的萧红真有不知身在何处之感，但四周不时传来的木屐声又令她在新奇之余意识到自己已然身处异国。语言的不通使得她多数时日只得闷在屋中，在得知弟弟张秀珂已离开东京后，萧红内心万分痛苦。其实，张秀珂是考虑到萧红的安全故意避开姐姐的来访。姐弟俩就这样咫尺天涯地分隔着，萧红似乎注定要一个人面对寂寞。为了排解心中苦闷，萧红开始进行大量的文学创作活动。于是，在东京诞生了许多的作品：《孤独的生活》《家族以外的人》《红的果园》《王四的故事》《牛车上》《女子装饰的心理》等，其中《家族以外的人》写得细腻感人，对于萧红以往的生活有强烈清晰的印象。小说《牛车上》是萧红短篇小说代表作之一，标志着作家小说艺术“日臻成熟”。作品勾勒了北中国军阀混战，劳动人民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悲惨画面。通过五云嫂及乡亲的亲人被军阀残杀的遭遇，愤怒地控诉了反动军阀草菅人命的滔天罪行，含蓄地指明了劳动人民生活悲剧的根源。

生活在不停息的创作中继续着，然而，萧红好不容易拥有的好心情即将被更大的悲痛击碎。此时鲁迅先生逝世的消息已传到东京，只不过她不知道，不知道一如祖父般的先生已于1936年10月19日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三天后，萧红才确信了先生的逝世。消息传来，萧红无比心痛，这是一种无处诉说的一个人的心痛。这位良师益友给了萧红太多的帮助，她不断想起在上海与鲁迅先生交往的点点滴滴，便止不住夺眶而出的眼泪。为哀悼鲁迅，萧红在日本写了《永久的憧憬和追求》等作品追忆鲁迅。

在日本期间，二萧之间的书信往来频繁，萧红的情绪时好时坏，她在1936年12月31日写给萧军的信中说：“你亦人也，吾亦人也，你则健康，我则多病，常有健牛与病驴之感，故每暗中惭愧。”^[11]从信中内容可看出，二萧之间的矛盾已激化，二人已渐行渐远。一个人在异国他乡独自面对苦寂生活的历练，渐渐使萧红变得坚强，其内心的女性意识亦渐渐的苏醒。几年来的经历，给了她太多深刻的苦难体验，即便是已经到来的幸福，亦并不能给她带来安全感，危机似乎无处无时不在。她爱这平安但更害怕这平安，生活中的平安总是这么有限，她就这样陷于对幸福平安的爱与怕之中，想倾诉然而又怕引起萧军的误解，两人的心已然不是那么的近了。萧红作长篇组诗《砂粒》正是表达内心对二人感情间矛盾的苦闷状态。

此时，回到上海的萧军与回国的许粤华产生了有违道义的恋情，为了结束这种无结果的恋爱，萧军多次去信催促萧红回国，于是，萧红提前结束了东京的生活，登上了回国的油轮。轮船离岸时萧红意识到就这样结束了近半年的客居生活，其间变化之大足以改变萧红的人生轨迹。给她无限帮助、有求必应，精神上一如祖父般的鲁迅先生死了，她一时难以想象没有了鲁迅的上海对她来说该是怎样深刻的变化，而萧军再次出轨事实上导致了两人之间永远都不能弥合的感情裂痕，这是二萧感情历程的转折点。从此，两人渐行渐远，直到最后分手。

 

4 重返上海

1937年1月13日，萧红从日本回到了上海，结束了她满是寂寞和颓唐的东京生活。上海早已不是之前的上海，这个没有鲁迅的上海让萧红在精神上没有了皈依。她敏感的觉察周围的朋友基本上是以萧军为交往核心的，自己好像永远只是一个从属或附庸。这让她明显感受到来自周围男权社会的挤压，她本能的意识到女性生存空间的局促。

萧军与许粤华的恋情让萧红在不经意间一点点获知，敏感要强的萧红不愿意让内心的痛苦有所流露，更无法向别人诉说，那份郁闷和心痛只有她自己最清楚。萧红与萧军之间开始频繁的发生激烈的争吵，偶尔还发展到家庭暴力的程度。为了缓和与萧军的矛盾，萧红做出了去北平访友散心的决定。然而，当她再次漫无目的的走在北平街头，当年流落在哈尔滨街头的落魄滋味立时浮上心头。北平已是如此陌生，她就像个找不到家的孩子。当她找到相别已久的好友李洁吾时激动之情难以言说，然而李洁吾的妻子并不是很欢迎她，她很快的感受到了来自李妻的敌意。萧红再次感到一种彻骨的寂寞与孤单，眼下的这座城市一如东京，竟是“别人的城市”。

因担心萧军的身体和生活起居，萧红一个月后便回到了上海。回到上海后，二萧的关系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此时的上海却弥漫在硝烟之中。“八一三”上海抗战期间，萧红不顾个人安危，积极帮助日本进步作家鹿地亘、池田幸子夫妇避难。战争激发出了进步文人为民族抗战的热情，此时，二萧与端木蕻良结识。萧红生命中另一个重要的男人端木蕻良已然出场。战事越来越紧，上海眼看即将陷落，二萧的朋友先后计划离开上海，二萧亦决定转移到当时还是大后方的武汉。萧红就这样离开了她短促一生中逗留时间最长的地方，在这里她成就了她的光荣与梦想，亦收获了太多的郁闷与伤痛。

 

（三）碧海蓝天化锦篇

1 转移武汉

离开了充满回忆的上海，经过数日颠簸，二萧抵达武汉，不久，端木蕻良也搬来同住。安顿下来后，萧红开始了创作长篇纪实体小说《呼兰河传》的创作。萧红、萧军、蒋锡金、端木蕻良四个性格迥异的文化人开始同住再次创刊《七月》。四个人更多的时候喜欢就创作问题抬杠，但久而久之，萧红对于萧军那种不顾及别人自尊的粗豪和霸气越来越反感。萧红知道萧军认为她没有写长篇小说的气魄，骨子里自然还是认为她是女人的缘故。

萧军性情坦直，但稍有粗暴，在与萧红的相处中时常表现出大男子主义的霸气，也喜欢在朋友面前揭她的短处。毋庸置疑，这对极其敏感的萧红来说是很大的伤害，加之萧军时有移情别恋的事情发生，这对于萧红亦是致命的伤痛。此前，面对这伤痛，她大多是隐忍迁就，真切的感受着处于弱势的无助。然而，自从端木住进来后，情形似乎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每每与萧军争执起来，端木多站在她的立场上，让萧红觉得在萧军面前从此不再那么弱势，有了一种凭借和一股支持的力量。萧红对于端木的真实感觉如何很难说清，但显然的事实是他的心思远比萧军细腻，能理解萧红亦能欣赏她的文学天赋，多年来，她实在是太需要这样的支持了，在这个处处凸显男性霸权的社会里，终于遇到一个欣赏自己支持自己的男人，三个人的关系就这样渐渐微妙起来。

前方传来的战争消息除了失利还是失利，武汉又后方变为前线的趋势越发明显，整座城市渐渐变得紧张而混乱。生计艰难，交通不便，到处人心惶惶，人们的心情焦躁而愤怒。二萧和端木也开始有些心神不宁，谈的最多的就是怎样离开武汉，又该逃往何处。离开武汉的机会终于来了，萧红、萧军、艾青、端木蕻良、聂绀弩等作家应李公朴之邀，离开武汉去山西临汾民族革命大学任教。

 

2 辗转西北

1938年1月，随萧军、艾青、端木蕻良等诸位进步作家的萧红，来到了临汾，任教于位于此地的民族革命大学，担任文艺指导一职，在这里，萧红结识了同为女作家的丁玲，二人一见如故，叛逆与革命的思想一经结合，迸发出了伟大的友谊，彼此留下了美好的记忆。但是，很快日军逼近临汾，民族革命大学将撤至乡宁，此时的二萧在去向上出现了分歧，萧红决定参加丁玲领导的战地服务团并随团前往西安，端木蕻良也随同前往，而萧军由于不想与端木蕻良在一起，选择随民族革命大学前往乡宁。二萧的感情裂缝越来越大，此时的端木蕻良也与萧红越走越近。萧红陷于痛苦之中，一方面，萧红想要与萧军重新找到曾经在哈尔滨、在青岛时的甜蜜与和睦却不能成功，二人的感情反而更加淡薄；另一方面，端木蕻良与自己走得越来越近，萧红在矛盾中痛苦挣扎。

该做抉择的时候很快就到来了，萧红艰难而又坚定的向萧军提出了分手，为当时人们所乐道的“小小红军”最终选择了分道扬镳。究其二者分手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二人在性格与志向上的不同。萧红敏感，心思细腻，而萧军则豪爽而又有些风流，萧军一再地与别的女人产生暧昧深深地伤害了萧红的心。萧红把萧军视作自己的一切，为了他，她可以拖着自己的病躯去做家务、为他抄稿子，但是，萧军关于爱的哲学则是“爱便爱，不爱便离开”，这是萧红所不能接受的，在临汾二人出现的分歧，则是二人在思想方向上的分歧，萧红是如鲁迅一样的无党无组织人士，喜欢用自己独到的观点去抒发感情去看这个世界，她不受外界的干扰忠于自己的立场，而军人出身的萧军，则在大敌当前时选择投笔从戎，去用身躯去战斗，这也最终决定了二人的分开。

或许是需要一个人来安慰自己内心失去一段感情的空虚与落寞，或许是端木蕻良的一再努力追求，又或许仅仅是想找一个人来照顾自己，萧红不顾众人的劝阻与挽留，怀着萧军的孩子，与端木蕻良回到了武汉，不久，二人在武汉举行了婚礼，正式结为夫妻。这段婚姻，为当时所备受争议。固然，每个人都有每个人所在的立场，但是，当时的萧红与萧军分手之后的痛苦，个中滋味或许只有她自己才能完全体会。萧红就像在风中漂泊的蒲公英，她期望有人能够收留她、扶持她、照顾她，能让她有自己的一个容身之所，有一个可以依靠的避风港湾。她需要人安慰，需要人照顾。此时的端木蕻良，可以说是最佳的人选，一方面，二人关系已经很近，同为东北作家的二人有许多的共同语言；另一方面与萧军豪爽、耿直的性格不同，端木蕻良更加文静、沉着，也更懂萧红的心，此时的萧红，选择了端木蕻良，却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稍有缓解的生活并没有持续太久，日军开始轰炸武汉，端木蕻良自己前往重庆避难，剩下萧红孤身一人，生活无着的萧红只得投靠“文协”的蒋锡金和孔罗荪。9月中旬，在孔罗荪等人的帮助下，临盆的萧红离开武汉前往重庆。到达重庆不久的萧红又因无依无靠，只得到江津投靠白朗、罗烽夫妇。1939年初，萧红在江津白朗家生下萧军的孩子，但是很快夭折。再次失去自己的亲生骨肉，让萧红深受打击，身体更显虚弱，精神也变得沉郁灰颓。1月间，饱尝丧子之痛的她从江津返回重庆，与日本进步作家绿川英子、池田幸子同住，后又迁至歌乐山去住，此时的萧红已很少有笑容，失落、孤独、无助感整日笼罩在萧红的身旁。当此之时，正在重庆的端木蕻良找到了萧红，二人走向和好，并于1939年6月间与之在黄桷树复旦大学文学院正式同居。应该说，二人的关系已经不如从前。由于端木蕻良本身就较之萧红年轻了许多，加之他迥异的性格，让萧红也有些难以适应，他甚至与川籍女佣发生冲突后也是躲在屋里，留下烂摊子要萧红拖着虚弱的身体去处理。

武汉沦陷后随即重庆由后方变成了前线，日军开始对重庆实施战略轰炸。萧红实在受不了这种整天担惊受怕、不堪其忧的日子，便与端木商量离开重庆另寻安身之处以便安心写作。她始终认为一个作家只有写出了好作品才是对抗战的最大支持。由于两人在香港都有作品发表，去了之后可以比较快的进入当地文化圈和写作状态中，于是两人决定转往香港。

 

3 客逝香港

1940年1月，萧红还是随端木蕻良乘飞机离开了重庆，抵达香港。任何人都没有想到，这里将是萧红人生旅途的终点站。隆冬季节，初到香港，虽没有了战争的荒寒与惶恐，是个可以安心写作的地方，可一切却又是那么的陌生。在香港这个商业气息浓郁，而文化近乎荒漠的大都市里，萧红感到说不出的寂寞，为了驱散这空虚与烦躁，萧红努力寻找写作状态，环境的安宁，心境的寂寞，身处异乡，难以掩饰的乡愁弥漫在萧红的字里行间。

先前的上海成名让来到香港的萧红和端木蕻良收到了香港文艺界的欢迎，并被安排住在九龙尖沙咀乐道8号。香港安静的生活给了萧红良好的写作环境，但是，好景不长，随着战事的推进，香港时局也愈发紧张。萧红曾几次决定回到重庆，但最终还是没有成行。由于先前在重庆分娩后没有得到良好的照顾与修养，萧红的身体愈加虚弱，常常是写作几天文章，就要病几天。咳嗽、头痛、失眠在折磨着她，但是，她并没有停止自己的写作。萧红在1940年间，拖着自己的愈加虚弱的身躯，先后完成出版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其中《马伯乐》是一部迥异于萧红原有创作风格的杰作，显示出她那敏锐的洞察力，并且在大时代里作出了属于自己的宏阔思考。她在小说里发挥出令人赞叹的幽默才能，那似乎是东北人与生俱来的禀赋。《呼兰河传》是萧红早已开始准备的作品，几年来的辗转流徙的生活难以给她一个安静的环境，现在，终于有了完整写完它的机会，萧红开始沉浸在对故乡和儿时生活的无限感怀与怔怔思念中，故乡在万千关山之外，精神却在那里徘徊，在那里流连不已。《呼兰河传》给了中国现代文学一抹凄迷的气质，一种卓异的风格和品格如此的优雅、任性、伤感，令人魅惑。那是一个无乡女子渴望回家的絮絮倾诉。萧红，这流落异乡的呼兰河的女儿，以其对故乡的想象性触摸，刺激了太多人对呼兰河对后花园的想象，不断地传说她那坎坷、传奇而又短促的一生。萧红一别乡关12年，就再没有回去过。事实上萧红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对故乡的思念。那里有养育了她的老宅，见证了她童年生活的山川草木，她儿时的伙伴，还有唯一疼爱她的祖父的坟茔……那是她剪不断的根啊。于是浓浓的乡情便成为她心中永远打不开的结。在她的很多小说和散文都是以呼兰河两岸的风光与生活为背景，写的是故乡人，讲的是故乡事，应该就是这种思乡情结的具体体现吧！

来到香港近一年的萧红，身体日渐衰弱，但她仍然坚持操持家务和写作。美国进步女作家史沫特莱从大陆返回经过香港，特意前往看望萧红，劝她去医院检查医治，并建议她去新加坡。萧红给史沫特莱留下可极为深刻的印象，某种意义上她由此形成对中国女性的全新感观。史沫特莱回国后，萧红没有听其劝说去医院，新加坡最终也没有成行，她仍在家中拖着病躯，去创作，去操持家务。期间她发表了她的代表作之一《小城三月》。《小城三月》写一个少女在春天的心事，温润的笔调载满了对幸福不为人知的期待，作品中，我们可以真切地聆听到一个东方女性悲惋的哀歌，在这春的悲哀与爱的祈盼中可谓柔肠寸断。使我们更为深切地感受到那个笼罩一切而又窒息着一切的无边夜幕。感受到作者对于人间爱的憧憬和向往，对于人生的追求与思索。这显然是身处异乡的萧红对梦中故乡的精神触摸和深情回忆，纤细的笔触流露出淡淡的喜悦。除了故乡风物之外，萧红第一次在作品中正面描写了父亲、继母、叔叔、伯父、姨母还有堂兄妹之间温馨和煦的家庭生活。这部作品毫无疑问的充分流露出萧红那身处异乡的寂寞和对故乡对家的无限眷恋。

从1940年1月到1941年6月，萧红以惊人的速度完成了一生中最为成熟的巅峰之作。在她不到十年的创作历程里，这段时间可以说是她人生中最为华美的篇章，她仿佛早已预知时日不多，要拼尽力气，发出最后又是最灿烂的光芒。

萧红身上的疾病越发严重，不得不住进玛丽医院。每天面对浩瀚的大海，极目长空，萧红心情颇为愉快，只是长时间勤于写作，一旦停下来实在有些难以适应。见端木来，萧红总是嚷着太寂寞，要多带些书过来，可医生不允许她过于用脑，端木就只好给萧红带些画报。萧红笑着说：“你们都把我当儿童了。”为了治病，她不得不在这无边的寂寞中打发一天天，痛惜韶光流逝，想到还有很多作品要写，萧红到底耐不住医院的寂寞回到了家中。家到底不是医院，萧红由于不能得到精心的照料，不久，病情便迅速恶化。11月中旬，萧红再次住进玛丽医院，但住院不久，因受不了医院不准看书写字的规定和医护人员的冷漠态度，萧红很快出院回到家中。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作为盟军英国殖民地的香港九龙城地区，遭到了日军的炮火袭击。端木蕻良离开萧红，留下骆宾基照顾萧红，自己准备突围前往新加坡。端木蕻良的离开也给萧红带来了超乎于病魔的痛苦。萧军、端木蕻良，这两个萧红所依赖的男人都悄悄的离开了她。这深深地刺痛了本已破碎的心。萧红就像一棵青藤，拼命想依靠在一棵粗壮的树上，而树和藤一旦分开，树可以重新确立自己的幸福，藤却只好无奈地不可避免地枯萎了。此时萧红的身边，只剩骆宾基的相伴。面对身旁沉默的骆宾基，萧红充满了倾诉的欲望，是战争将她和骆宾基放在这样一个纯粹的空间。自己的丈夫却不知干什么去了，而她最可怕的揣测，就是一向胆小的端木很有可能突围返回大陆撇下连力气都没有的她在这无边的战争里，她更害怕这面前唯一的男人也离她而去。两个相互为伴的人在这特殊的环境里倾听来自对方心灵的声音，萧红在精神上得到了些许的寄托。 

由于医疗设备条件的简陋等原因，萧红的病情加剧。萧红被送到跑马地养和医院，此时，端木蕻良闻讯后也赶来陪同萧红。由于医生误诊为喉瘤，对喉部进行的手术，加剧了萧红病情的恶化。1月18日，萧红转院至玛丽医院，确诊为恶性气管扩张，并进行了第二次手术。21日，玛丽医院被日军占领，病人全部被驱赶，萧红被送进红十字会设立在圣士提反女校的红十字临时医院。但是，由于病情的延误与来回的颠簸，萧红终因不堪折磨，于1942年1月22日上午11时许，与世长辞。她永久地离开了这个国家，离开爱她的人们，留下她未竟的事业，走完了她异乡漂泊之旅。自此，她充满痛苦与挣扎的漂泊的人生之旅，画上了充满不甘与遗憾的句号。她在临终时说过的一句话尤其让人动容：“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 她是把自己当作一盏“河灯”交付给蓝天碧水了，她相信世上所有的河都是相通的，希望自己的灵魂有朝一日能够漂归她魂牵梦绕的呼兰河！

  

   

三 结 论

 

 萧红从呼兰到哈尔滨，再到北平、青岛、上海、东京、武汉、临汾、西安、重庆、香港，叛逆与挣扎始终伴随着她的一生。她是从自己的悲剧人生为出发点，去观照普遍人生的悲剧性存在，感悟生命本身具有的终极性特征，而她不屈服于命运的人生奋斗和理想追求,为现代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和现代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奋斗历史涂上了浓重的一笔。作为作家，她有独具的敏感、超众的才华和独特的创作风格；作为女性，她具有叛逆的性格和顽强的斗争精神。她是中国文坛一颗璀璨的流星，横空出世却又匆匆离去，她深深地爱着呼兰那片土地，但最终也没能回到故乡，呼兰河还在不羁的汹涌，但伊人已凄灿的花落香江。从异乡到异乡，萧红以自己悲剧性的人生感受和生命体验，观照她所熟悉的乡土社会的生命形态和生存境遇，在辗转漂泊之间，抒写了女性的悲剧、人的悲剧、和普泛的人类生命的悲剧。

 

参考文献

 

[1] 叶君. 从异乡到异乡 萧红传[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19

[2] 黄河浪. 萧红传略[M]. 香港：新世纪出版社，1993：19

[3] 骆宾基. 萧红小传[M].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6

[4] 李洁吾. 萧红在北京的时候[N]. 哈尔滨文艺，1981,6.

[5] 萧红全集[M]. 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1991.

[6] 骆宾基. 萧红小传[M].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23

[7] 叶君. 从异乡到异乡 萧红传[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78

[8] 叶君. 从异乡到异乡 萧红传[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114

[9] 萧军. 鲁迅给萧军萧红信简注释录[M].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

[10] 许广平. 忆萧红[N]. 大公报•文艺，1945；11：28

[11] 萧红全集[M]. 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1991.

[12] 萧凤. 萧红传[M].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

[13] 华铭. 论萧红的文学道路[J]. 辽宁师范学院学报， 1981,（4）：21

[14] 赵凤翔. 萧红论[J]. 开封师院学报，1979,（1）：6

[15] 沈昆明编. 萧红年谱[J]. 南开学报 ，1981,（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