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金节

京华时报 2011年5月30日 星期一

中国经济再临十字路口。随着两年来宏观调控政策的效力渐显，经济放缓迹象开始出现，GDP增幅降至一位数，投资增幅跌至25%附近，PMI指数持续走低，房地产市场可能出现下行趋势，东部沿海遭遇倒闭潮。不少迹象都说明，中国经济正在开始放缓，尤其的，下半年宏观经济下跌趋势会更为明显。

虽然8%到9%左右的GDP增幅，依然是很高的增速，但是对于习惯了双位数增长的中国经济而言，一旦GDP增幅滑落至一位数，不少既得利益者都十分难以适应。近期，担忧中国经济放缓，并借此呼吁政策放松的言论不断出现。如果中国为了“保增长”而再度放松调控，那么房地产泡沫只会急速反弹、投资大潮重回40%高增速过热区间，要不了多久，中国政府只会又不得不改换政策基调。过去五年，我们就是这样地不断在“保增长”和“战通胀”之间频繁切换。

初夏5月的当下，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和宏观政策的可能思路，与三年前的初夏，雷曼兄弟还没有破产的2008年极度相似。当时国内经济一片热火朝天，当年6月央行最后一次提升准备金率，但国际因素主导的外部需求已经开始明显下滑。国内政策则刚从“两防”过渡到“一防一控”，宏观政策的整体基调还是高喊“调结构”的口号，节能减排和产业升级如火如荼。但我们知道，在短短两个月时间之后的当年9月，宏观政策就清晰地转向“保增长”，天量信贷、房价触底反弹和政府投资急速井喷，成就了之后的所谓中国率先复苏故事。

实际上，自去年5月份欧债危机至9月底，由于担忧经济增长的“二次探底”，中国实质紧缩的政策就进入了一轮“静默期”。现在，随着经济增速放缓趋势渐渐确立，宏观调控政策的力度和频次面临着再回“重新讨论”的阶段，重回“保增长”只怕也并非杞人忧天。不少分析者也认为，中国很难真的接受经济增速的放缓。

本来，财政货币政策不断出奇招、行政管制频繁的初衷即是控制经济过热、遏制通货膨胀。可是，一旦GDP刚刚开始下滑、CPI增速稍稍趋缓的时刻，对于未来中国经济出现衰退和通缩的警告就已经不断，难不成未来半年，所有的宏观经济政策真的就需要完全逆转不成？若果真如此，中国经济的周期真是短的出奇，将不断在“收紧—放松”的怪异循环中恶性增长。

过去十多年，中国依赖房地产泡沫式繁荣和政府投资狂热，维持了长时间经济增长，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就业市场的稳定、基础设施的升级，但是时至今日，这一模式已经进入“死胡同”，现在到了必须彻底摈弃投资拉动和房产泡沫式经济增长。纵使接下来两年经济增速明显放缓，其主要带原因一定是房地产引擎的熄灭，这是房价泡沫“软着陆”的内在需要。这样的经济下滑，不正是年年宏观调控所希望看到的吗？

其实，货币大扩张也已经正式宣告结束，现在开始回归常态。虽然这一进程看起来十分缓慢。根据过往的经验，基础货币过度扩张也是到了必须结束的时候。2009年和2010年中国放出了17万亿新增贷款，使得基础货币急速攀升一倍，与之相随的是中国CPI终于“站稳”5%以上。高通胀无疑是这两年政府最头痛的事情，较之房价而言，物价上涨影响到了更多人的生活品质。

所以，为了控制通胀，货币当局不可能允许货币大扩张再继续维持数年。如果基础货币M2真的扩张至100万亿元，M2和GDP之比彻底蹿出200%以上的区间，那么中国的货币危机一触即发，资产泡沫和通胀失控都将更加难以收拾。

为了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完成经济转型，把基础货币增速降下来是必须要做的事情。如今，基础货币M2增速已经降至16%以下，较之过去两年少则20%的增速而言，货币环境回归常态看到了希望，并且这一增速还有进一步下滑的可能，回到10%左右才是健康的中国经济所需要的，过度注射货币吗啡的危害，经过这两年的实践，已经无需再过分强调。

在经历了金融危机之后两年的洗礼，我相信中国经济再度因为担忧GDP下滑，而重回“保增长”的概率并不大。因为决策层基本已经意识到了如此“折腾”，对中国经济而言绝非好事。而且放弃房地产泡沫式繁荣，和摆脱对投资的过度依赖也越来越多地能够成为共识。问题的关键在于，在房地产泡沫引擎熄火、货币环境回归常态之后，中国经济是否能够找到新的增长动力。

答案是肯定的，全面刺激内部消费就能解决这一问题。但政策着力点必须在社保体系的完善上投入更多的精力，通过减税提高可支配收入，减少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形成可持续的自发消费需求。如此一来，中国经济内需主导型经济得以真正实现，喊了20年的启动内需口号得以做实，内生性增长动力定能让中国经济继续维持欣欣向荣的态势。近几年，中央政府出台的大量鼓励消费的政策，甚至开始容忍企业工资的大幅度上调，哪怕这可能会引起通胀的快速上升，这可以看成是决策层未雨筹划未来的重要一步棋。

（注：作者为专注于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研究的财经作家，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新近一本书为《好泡沫还是坏泡沫》。作者邮箱为：[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