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特罗姆教授的多中心社会自治理论，揭示了一群利益上相互依存的人们，如何把自己组织起来，通过相互制衡的制度规则，既克服搭便车的市场失灵，又防止强制干预的行政失灵，通过自主治理，以实现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兼容。奥斯特罗姆教授在市场的无形之手和政府的有形之手之外，找到了社会自治之手的治理工具，从而解决了政府与市场之外的自主治理公共资源的难题。奥斯特罗姆教授的研究成果为公民社会自治组织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依据。

   以信息技术和知识产业为核心的创新经济的发展，为奥斯特罗姆教授的多中心自主治理理论，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明——那就是人类知识尤其是超常型知识运用的多样性，必然生成自主治理。社会民众自主治理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不仅源于人们追逐个人物质利益的特性，也源于人们知识应用的特性。

我们可以把人类具有的的知识分成两大类，明示知识和默示知识。然后再将明示知识和默示知识分别分为两类： 

   明示知识是可以用语言和文字系统表达的知识。分为常规型明示知识和超常型明示知识：常规型明示知识是在前人提出的知识的基础上进一步概述的知识，如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种教科书；超常型明示知识就是在大多数人还普遍处在未知状态下首次提出的知识，比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纳什的博弈论。

  默示知识是不能够用语言和文字系统表达，通过个人的经验、技能、手艺、兴趣、爱好、天赋、灵感、激情，发散性表达的知识。默示知识涉及那些只有个别人才掌握的知识， Polanyi的一个著名谚语这样说道：“我们知道的远比我们能够表达的多”。 这些知识很难向组织中的其它人传授，从而很难共享。默示知识可以分为常规型默示知识和超常型默示知识。常规型默示知识是一般人身上具有的特殊的技能、手艺和经验。比如说会修车。超常型默示知识是指具有经济和社会开创性价值的特殊天赋、灵感、兴趣、爱好和激情。比如说发明家。

   创新经济的发展当然需要常规型知识，但是更需要超常型知识，需要超常型知识对常规型知识的引领，年轻人的超常型的默示知识与专家学者的超常型明示知识的合作是创新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比如比尔盖茨创建的微软对世界计算机产业的引领、Google对世界互联网产业的引领。

   年轻人的超常型默示知识和专家学者的超常型明示知识的合作，是通过多中心的自主治理组织实现的，其组织形式多彩纷呈：

一种形式是超常型知识所有者之间的自主治理组织。超常型知识具有高级人力资本的专用性和依存性特征，需要一定的组织载体才能发挥作用。但是，一般的常规性行政组织或公司组织不能完全满足超常型默示知识所有者的创新需要，原因在于超常型默示知识不可能首先被大众迅速认可，也不能等待常规性组织的按部就班的批准程序。如果超常型默示知识能够被常规性组织及时吸收，那么美国的创新经济的发源地就是128公路地区而不是硅谷。128公路地区的大公司规模，生存历史以及和政府的紧密关系都是硅谷创新型企业所不能比拟的，但是恰恰是这些正式组织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128公路地区的创新速度。

   超常型知识的专用性合作先是小众的，即专用性合作的前提，源于超常型知识所有者认识到对方具有的未来潜能，而产生的互相欣赏和互相吸引。互相欣赏者无法靠正式的组织组合起来，必须靠自己建立合适的自主治理模式，才能将各类人力资本、非人力资本等诸要素整合到一起，实现超常型知识的价值创造。拥有超常型知识的人力资本所有者之间的自主治理通过各种私缘形式实现：亲人之间的血缘、朋友之间的情缘、同乡之间的地缘、同学同事之间的业缘、爱好之间的趣缘、灵感之间的心缘、目标之间的志缘、性格之间的气缘、精神信念的神缘、个人利益的物缘等。硅谷小企业的创业都是从这些看似不正式的私人交往关系开始，比如：雅虎的两个创始人是同学和朋友关系，谷歌的两个创始人也是同学和朋友关系。各种非正式组织关系的交织导致硅谷的非正式组织结构是多种而不是单一的缘分的综合。依靠这种非正式的组织结构关系构成的社会网络，工程师不仅可以在同一行业的公司之间跳槽，他们还从一个行业或行业部门跳到另一个行业或部门，从技术公司跳到风险资本公司或大学研究机构，依凭跨组织的链条，松散地织造了硅谷的创新创业网络。

   另一种形式是拥有超常型默示知识的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之间的自主治理，其典型形式是创新企业家与风险投资家之间的合作。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所有者之间合作需要风险投资家的直觉和眼光。这种直觉和眼光的运用实际上创造了一种全新的非正式投资担保模式，从而创造了一种根据超常型默示知识的特征设计的自主治理，它为创新企业家与风险投资家之间的合作提供组织条件。 

  自主治理的风险投资模式，建立了以人力资本为本的信用担保，一是从总的信用担保思路上，树立以人为本的积极的社会信用担保体制，不是一开始就将重点放在风险发生之后，用什么来弥补的思路上，而是放在寻找社会上稀缺的、能将风险转化为收益的人力资本所有者上。用人的能力事先防范风险的发生，并利用高风险创造高效益，这是有别于货币担保的积极担保方式。二是用股票期权的方式将担保抵押在未来的投入产出预期，而不是已有的非人力资本抵押品上，超常型默示知识拥有者往往没有过去的业绩，也没有实物资产可以抵押，如果按照常规型的担保方式，超常型默示知识拥有者就没法获得资金创业，高新技术中小企业的创建就非常困难，在这种情况下，用股票参与的方式解决了抵押品的缺失。风险投资家创造了能力识别的投资预期担保。三是风险投资家促进了人力资本信用制度的完善。每一人力资本所有者置于信用评估的环境中。要想得到风险投资，就需要有信用，将其社会活动过程中有关系到诚信与否的行为，通过具体的指标进行跟踪记录，这样一来使每一个人力资本所有者不敢有丝毫懈怠，一生具有保持良好信用记录的内在动力。

   更多维立体的形式是多元自主治理组织之间的合作形成高效社会资本网络，如产、学、研、企、市等组成的创新经济联盟：

超常型知识拥有者的合作是小众的、从年轻人的自主治理组织起步，但是大学、社会中介、社会服务等正式组织对年轻人的自治组织的孵化能力，完全可以在政府自上而下的行政组织之外，构成一张横向合作的、甚至自下而上的自治组织治理网络，形成独特的社会资本： 

   如高科技企业与大学之间不仅在研究开发上默契合作，而且将大学作为科研开发人才的生产和培训基地 

如斯坦福大学的教育过程充满对于年轻人自我发现超常型默示知识的诱导，学校不局限于给学生灌输书本上的知识，而是激励学生在校其间充分认识和发掘自己身上潜在的天赋、灵感、兴趣、潜能。一旦学生在校其间发现了自己的天赋、灵感、兴趣、爱好、特长和潜能等，希望马上到实践中去实现，学校积极支持学生在校期间就创业。为了使学生对自己的超常型默示知识尽可能早地自我发现，学校的各类课程安排了高密度的专题讨论类课、学科研究类课程、问题思考类课程，和企业、社会的实习类课程。还有大量的跨学科研究讨论会。教师的工作论文往往需要在与学生进行的专题对话中，互相启发共同研讨，进一步完善，学校充满了既严肃认真，又自由民主的学术空气。在充分的研究讨论中，学生逐步认识到自己能干什么，想干什么，充满创业的刺激和冲动。可以这样说，学生一进斯坦福校门，就不是一个书本知识的被动接受者，而是自己的潜在的创新型默示知识的发现和实现者。每年，斯坦福创业网都会发起全球性的创新锦标赛，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解决一个待解的难题。对于参加竞标赛的学生团队来说，如果他们具有解决现实科学研究难题的初步方案，视为能揭开“神秘事物”的面纱，那么他们将受到资助使他们的创新成为现实。这种自由探索的活动成为学生自我发现和自我实现的机会。

所以，虽然年轻人的超常型明示知识是创新的第一推动力，但是幼稚的年轻人具有的超常型默示知识是脆弱的，超常型默示知识就像是嫩绿的幼苗需要呵护，就像将出生的雏鸟需要孵化，而专家学者的超常型明示知识责无旁贷。只要在专家学者的超常型明示知识与年轻人的超常型默示知识之间建立科学合作与循环关系的地方，才能形成源源不断的创新经济网络：

----Google公司创业者本身是斯坦福大学的毕业生，谷歌公司又与斯坦福大学合作，斯坦福大学为谷歌公司提供人才，谷歌公司则为大学提供经费；而企业与大学合作只是硅谷社会资本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大量社会服务型中介机构的存在，是硅谷社会资本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硅谷的“中介机构”，是为高技术创新企业提供特殊服务的专业化机构，高新技术企业需要的服务，总能够通过中介服务机构获得：获得优秀人才的服务由人力资源服务中介提供，如各种猎头公司用敏锐的眼光在全世界范围内为高新技术企业选拔各种各样的专门人才。硅谷的人力资本结构真正实现了海纳百川的高度国际化。硅谷包罗了世界各国各种族的高学历人才，目前，硅谷32%的人口是美国以外出生的，20岁至45岁的年轻人占一半以上，其种族构成中白人占49%、亚裔占了23%、西班牙语系人占24%。大学林立、院所云集为硅谷注入了顶级智能活力，这里聚集了1000多位美国科学院院士、40多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获得创业资金的服务由金融中介机构提供：金融资本服务机构为创新企业提供丰富的风险资金和完善的金融服务。硅谷拥有全世界最发达的风险投资机构。尽管旧金山湾地区仅占美国人口的3%，但全美600多家风险资本企业中有近半数将总部设在这里，在任何时候，总有两三千位风险资本家在硅谷周围寻找下一个“机会”。硅谷银行成为小企业的金融保姆。风险投资公司、纳斯达克市场及完善的金融服务体系为创新企业提供了充裕的营养资源。另外，纳斯达克市场还为风险资本的退出提供了市场，形成了完善的融资及资本退出体系，加速了资本的流动和进一步的风险投资；获得财务和法律的服务有财务服务机构和法律服务机构。科技企业家的人力资本的片面性需要管理服务型人力资本的专用性弥补，管理服务性机构的服务产品提供，大大节省了创新企业的人力物力，提升了管理、决策质量，提高了创新的成功率。律师的密度大约是10个工程师对应一个。会计师则为企业提供税务服务。每5个工程师就有一个会计师。
   硅谷的中介服务体系既是硅谷社会资本产生的根源，也是硅谷社会资本产生的表现。硅谷社会资本的网状结构促进了各创新要素的整合，是硅谷地区创新能力的根基。这些横向合作型而非纵向指令型自主治理的组织的大量存在，成为硅谷比美国128公路地区更快成为世界创新经济领头羊的主要因素。

由此我们可以从超常型知识应用的视角进一步论证奥斯特罗姆教授的多中心理论的正确性：人类自主治理的自治组织的多元化不仅取决于人们利益的追求，也取决于人们应用自己知识的追求，尤其是超常型默示知识和超常型明示知识的应用，这样的研究才刚刚开始。

在科学知识观的基础上改革我们的传统教育观，建立社会自治教育组织系统，根据超常型默示知识培育和应用的规律，在常规型知识的教育基础上，将培育学生的超常型默示知识作为教学的目标和重点。围绕青少年创新的知识和能力的培养目标进行教育体制改革。在学习书本知识的基础上，通过观察思考能力、分析批判能力、想象开拓能力、实验操作能力、排困解难能力、协同合作能力的持续培养获得。探索对天赋、特长、兴趣、爱好、灵感培育的教学和考核方法，大大压缩对常规型知识的教学和考核，从常规型知识的教学与考核为主转向超常型知识的教学考核为主。围绕新的教学内容，教学目的、教学方法、教学评估展开全面改革。将青少年的潜在的超常型默示知识培育成现实的超常型默示知识，建立中国教育的动态知识流程。是中国教育适应创新型国家能力建设需要迈出的第一步。

专家学者的知识劳动流程的流向是扁平式的。适应这种知识流程的管理应该是自治的、自由的、民主的、开放的、竞争的。为此，我们需要进一步改革政府管理体制，改变单纯自上而下的管理存在的集权型、封闭型、等级型、垄断型的体制弊端，让超常型知识在体制内尽可能快地被采纳，政府则将对年轻人超常型默示知识的激励与对知识分子的超常型明示知识的激励协调起来。

   根据新的知识认知模式，构建新的知识管理的自主治理组织结构。创建超常型默示知识的知识管理系统需要组织创新超常型默示知识的主体是年轻人，知识主体结合的依据是超常型默示知识拥有者之间的互相欣赏和吸引。他们之间的结合一定是在互相欣赏和吸引基础上的横向合作。横向合作的自组织可以与纵向管理的正式组织并存，激活组织的活力。如自组织的小企业、自组织的小银行、自组织的风险投资、自组织的科研团队、自组织的教学团队、自组织的中介服务、自组织的评估机构、自组织的社区管理、自组织的学校管理、自组织的实验室管理、自组织的诚信管理、自组织的协会、商会、公共交流平台等。社会组织结构呈现横向合作架构而不是纵向等级架构。即便在等级结构中，也需要开辟自治空间，比如科研共同体，教授治校等；需要创新鼓励社会自治组织成长的法律法规，允许年轻人在自组织的基础上应用自己的知识进行创新，不受传统层级组织结构的束缚，实行弹性组织结构制；由于超常型默示知识具有专用性依存性特点，创新的组织结构必须为超常型默示知识拥有者的人力资本结合提供载体。创新型组织的起点是超常型默示知识拥有者之间的互相欣赏和吸引，这样产生的组织起点只能是自由的横向交流与合作的非正式组织：正式的行政等级组织天生不是创新的发动机，如果行政等级组织自以为是创新的发动机，包办干预创新，则会因行政组织的强势遏制真正的创新，因为超常型默示知识拥有者自发形成的非正式组织是脆弱而稚嫩的，恰恰需要正式行政组织的扶助。

   如何建立以知识权利为核心内容的社会自治组织结构体系，在社会自治与国家管理相协调的制度环境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把中国建成世界一流的创新型强国，是我们仍然需要思考和研究的课题，本文只是抛砖引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