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业发展趋势是高增加值化

　　2009年，中国制造业的产值达到1.6万亿美元，占全球的份额18.6%，而同年美国比中国恰恰多了一千亿美元，1.7万亿美元，中国是1.6万亿美元，占全球份额近20%；近两年中国经济增速超过美国，尽管美国的制造业增长非常强劲，制造业增长速度达到6%，中国平均增速为16%，从量上来讲，中国已经是第一的制造大国。但是美国GDP今年第一季度，制造业增长速度和GDP增长速度非常快，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奥巴马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就提出来要重振美国的制造业，他看到了，光是玩金融，各种延伸产品一搞很热闹，很赚钱，华尔街发展机会很高，但是损害的美国长期的利益，所以他提出了，重振美国的制造业，现在美国制造业，无论反倾销，还是人民币升值，都是要重振美国制造业，就是看到了经济体量再大，发展阶段再高，服务业再发达，可能还离不开制造业，从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不同国家复苏的表现来看，有制造业基础的受到了金融海啸的伤害最小，复苏最快的，德国、美国都是这样的，把制造业丢的比较厉害的，英国，其实也是一个很有竞争力、创新力的国家，在过去二十多年，制造业丢的太厉害了，就是显得非常乏力。

　　通过比较世界上许多国家的表现，观察人士罗百辉表示，制造业的竞争其实就是国与国之间实力的竞争，国力的竞争，制造业的竞争是国力的竞争，没有制造业，金融业再发达，服务业再发达，国力还是外强中干的，所以我们要大力发展制造业，从量上来看，我们已经跟美国差不多平起平坐了。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具体行业，我们许多的行业的产量，早已经在全球居第一位，就是国与国比较的话，我们是全球居第一位，而且大部分产业还在增长中，纺织服装行业我们早已经是全球第一了，每年还是百分之十几二十几的增长。电视也是这样，我们早已经是全世界电视机生产制造国第一。2001年，联合国工业分成22个大类，在22个大类行业中，我们有将近1/3的行业，钢铁我们6亿多吨，建材水泥18亿吨。大行业来说，在全部500多个工业产品中，我们将近有45%，有220多个工业产品产量都是世界第一位。

　　纵观中国制造业概貌，原来有很多行业是产量排名比较低的，比如2000年前，我们的汽车产量不过才两百万辆，美国那时候是一千七百万辆，我们现在一千七、八百万辆，美国降低到一千五百万辆了，中国按照国际的预测，中国汽车产量会达到5000万辆，不但满足中国市场的需求，也会成为全球一个非常重要的汽车出口国家，需求一爆发，我们的产能可能跟不上，届时或将到处扩产，中国的增长是非常强劲的，这是一个量的概念。

　　中国的制造业产值、销量高，但是附加值非常低，懂工业的人都知道统计，销售收入，总产值还有增加值，我们增加值率很低，占总产值多大？我们现在大概只有26.5%，经过统计的，是高还是低？要比较，全球平均水平应该是35%以上，美国、德国都是达到40%以上的，我们跟发达国家相比，相差十几个百分点，跟世界平均水平比，我们相差将近十个百分点，八点几个百分点，这是什么意思？大家知道增加值的统计，把投入抛掉才是增加值，我们增加值低，产值高，我们产出产量是靠大投入、大消耗形成的，比如说卖一个麦克风，十块钱，投入就是70多块钱，创造的附加值是很低的，这样的话，肯定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我们讲的科学发展观，就是要减少要素，就是我们的增长和发展，要更少的物质人力投入，更多的依赖于科技创新、管理创新，无助于提高国际竞争力，我们靠大量的投入，没有创新，国际竞争力提高不了的，没有附加值，我们辛辛苦苦干了100块钱，赚了25块钱，人家赚的却是40块钱，这样是不行的。从这样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制造业想变得又大又强的话，必须要寻求突破，从我的数据分析来看，总体而言，未来五年到十年，中国制造业发展趋势是高增加值化，这是中国制造业实现突破之路的必由之路，一定要走高增加值化之路，什么时候增值率达到40%了，就是跟美国差不多了，可以平起平坐了。

　　整合两岸资源助力中国制造业

　　制造业作为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成为中国“十二五”规划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主要基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加快提升传统制造业，培育一批市场需要、拥有核心技术、重视创新、机制灵活的优势企业和产业，提高产业集中度。对制造企业而言，需要积极对企业体制机制、运行模式和发展战略作出大范围地调整和创新，尤其加强信息化同企业管理的有效融合，帮助企业建立完整的价值链，用信息化促进企业产业升级和管理水平的提高，引领企业塑造持续的竞争优势。

　　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台湾，其制造业自上世纪六十年代起进入了高速发展的阶段，从前期以低成本大批量制造的代工模式，到后期以重视技术研发的新生产模式，一路探索与转型使其成为全球重要的制造中心。罗百辉分析认为，在台湾制造业飞速发展的20余年历史中，通过信息化手段来规范整个制造生产流程，从而实现对产品质量及成本的有效控制，是其最终获得用户认可并赢取高附加值的关键。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与台湾制造业发展有着几多相似的大陆制造业，面临十二五重要机遇，如何及时转换管理视角，加快企业的信息化战略，实现成功转型，台湾制造业的发展经验非常值得借鉴。

　　在2010年成功开展两岸制造业交流活动之后，鼎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在2011年继续推出主题为“赢在超越”的“企业管理进阶营”台湾考察系列活动。通过带领大陆的企业管理者零距离接触并深入走访台湾的制造业企业，交流和分享其先进的管理理念与信息化应用经验，为客户奉上一席融考察、培训、研讨、商机洽谈于一体的宝岛管理信息化盛宴。作为亚太区最具影响力的ERP和企业管理软件与服务的供应商，鼎捷软件全程参与了两岸制造业信息化的演变，拥有最完善的制造业经验，并且技术优势最为领先。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大背景下，鼎捷软件有帮助中国企业加快转型步伐，实现智慧管理、创新管理社会责任。

　　鼎捷软件顺利完成了从软件产品供应商向信息化管理综合服务商的转型、从关注产品价值转为关注客户应用价值、从关注技术转为关注终端应用的前沿研发、支持人才养成，旨在通过提供专业化、标准化和高水准化的企业管理软件、解决方案及咨询服务，从研发、应用、人才、服务等多重维度，帮助中国广大企业快速、持续地提高管理水平、经营绩效和综合竞争力。

　　台湾与大陆同根同源，在企业管理上极为相似，台湾制造业成功经验无疑更容易被内地制造企业学习和吸收。鼎捷软件所积极举办的台湾企业管理交流活动，一方面旨在让内地制造企业零距离了解台湾制造业信息化的发展足迹，切身感受台湾制造企业通过信息化手段来规范整个制造生产流程，实现对产品质量及成本的有效控制是其最终获得用户认可并赢取高附加值的关键，另一方面，引导众企业在“十二五”开局之年，积极应对市场转型，推动内地制造企业角逐世界级竞争，共同打造大中华制造在世界舞台上的影响力。

　　中国制造业做强还得靠外需

　　经过多年对劳动力、土地和资本要素价格的压低，中国制造业在2010年达到第一个高峰。中国这个全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大国，会不会达到第二个高峰，实现既大又强呢？罗百辉分析认为，要实现这个目标，还得靠外需，且关键是要在未来30年从金融角度继续保持低汇率策略。

　　以西德和日本的战后复苏为例。西德和日本都是战败国，但由于有良好的教育体制和知识产权体制、市场激励机制，加上很好地利用了二战后一段时间的低利率政策，支持中小企业变大再变强。变大就是推动低价出口，变强就是建立一系列庞大的高科技核心产业。既有国内市场，也有国际市场，德国和日本因此牢固树立了自身长期内生的核心竞争力。如今，无论两国宏观经济形势如何变化，这个核心制造业都是德国和日本经济的支柱。

　　反观当时的中东和拉美，它们就没有实现制造业由大到强的转变。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尽管转变得比中东和拉美要好，但依然没有西德和日本强，甚至没有以色列强，于是它们今天的经济就只能处在世界经济版图中的中游。

　　低汇率在制造业由大变强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不可忽视。尽管目前国际国内都有声音要求人民币升值，尽管人民币汇率可能不得不有所提高，但笔者始终认为，人民币兑美元维持在6，最多在5的时代，可能会比较好地满足既适应世界经济均衡发展的要求，也适应自身由大变强的发展趋势。

　　否则，对于中国中小企业完成高科技化就没有一个好的国际汇率环境。因为中国中小企业要单依靠国内市场完成由大变强的转型，难度很大：一是国内的知识产权保护比国外落后；二是少数刚成长起来的富人、富企宁愿消费国外品牌，也不愿意消费国内品牌的习惯与顽固心理；三是在目前中国社会建设还不配套的情况下，资本外流可能是必然的。综合起来，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还是国际市场比较容易帮助实现中国中小企业的高科技化。

　　中国目前制造业的大，主要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靠国际市场成就的。与之相反，从1840年-1979年，中国主要依靠国内市场，完成一定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所花的代价更大、所用的时间更长。这说明利用外部市场把内生力量发挥出来，对于中国差异化的现代化进程的作用和效果要大于完全依靠内需市场。在这个背景下，再谈人民币汇率升值贬值就具有更大的视野――中国必须围绕制造业转型，推动第二步现代化，那就是核心竞争力的现代化。

　　当前汇率调整，着重的是人民币汇率形成的市场机制改革，在市场化的前提下，依照市场行情来调整；同时市场是多维度的，不是单有美元，既要考虑主要货币，也要考虑权重货币，需要中和平衡。

　　简单地说，所谓的实际汇率（考虑通胀因素）比名义汇率重要，有效汇率（以进出口比重为权重加权计算的对一个货币篮子的汇率）比对单一货币的汇率（主要是美元）重要。本质上，不管基于哪种汇率的考量方式并不矛盾，如果是在市场机制上形成的汇率制度，那么我们显然只能选择最优化模式，也就是利益最大化模式。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没什么复杂的。

　　人民币汇率政策之所以复杂，是因为人民币货币政策下的经济政策复杂。经济政策之所以复杂，是因为庞大的经济体本身就具有一定复杂性，而且经济政策的反作用过于复杂。所以我们需要判断自身汇率政策跟经济政策的目标，如果确立为制造业需要由大变强，那么汇率政策显然要有压力，逼迫制造业由大转强，但也必须给予制造业一定空间，继续维持低汇率策略。这就是中国经济当前的任务，也是世界对中国经济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