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媒体称，一种普遍的“弱势心理”在社会上蔓延，一些中产、官员也集体将自己列入“弱势群体”的行列。 “示弱”似乎正在变成一个“时尚”。
    按照目前中国公职人员的工资标准，部分公职人员的确买房困难。但对于大多数的工薪阶层来说，“房价”的高企是全社会面临的现实问题，在所有的保障救济对象里，可以是中低收入群体，可以是特困群体，但是从来没有因为公职人员这个“特殊群体”买房难，就提议建设“政府公屋”的道理。
    尽管没有证据说明公职人员存在着更多的隐形收入，但是公职人员群体有比工薪阶层更好的隐性福利，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他们不用担心失业，不用担心收入下降，甚至还有一些部门自建住房，然后以远低于市场价格出售给内部人员，公职人员买房尚要喊难，普通百姓情何以堪？
    如果说公职人员“买房难”是一种强者 “示弱”，无房影响腐败更像一种“示威”。江龙的表述或许要给“腐败”提供一种新的理解公式，在这个公式下，无房、无车、无情人，无更体面的办公大楼、无理解城管的街头小贩似乎都是影响反腐的因素。
    在江龙做出这种假设前，中国的“房子”已经附加了婚恋、啃老、消费等众多社会问题，腐败也是其中之一，建筑工程领域的腐败近年来一直是腐败的重灾区之一，而“腐败”案件的最大特点是，除了公职人员，别人基本没机会。在公众看来，给公职人员每人一套房子，让他们不再想去腐败，还不如先解决腐败问题，再解决房子，这样的顺序似乎更合理。因为无房影响腐败，有房谁又能保证清廉？
    新加坡可以实行“政府公屋”是因为政府廉洁高效，但在中国，经适房的种种怪相尚不足以让公众相信，住进“政府公屋”的人都是履职尽责、奉公守法的公职人员。公众也无法接受这样的“示弱”，没有企业的分红和期权激励，所以公职人员的生活“很不体面”，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真正的弱势群体可以有这样强大的 “权贵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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