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岁月，它们构成生活。每一场暴风雨中都有直立的芦苇，它们饱受摧残仍坚持下来：这些人固然存活下来，但心灵重建却很难完成；灾难不值得铭记，却也不容易忘记。记忆含有太多个人化色彩，准确记忆一件事情是不可能的，我们大概只能记住我们喜欢的人和画面。有不少严重的时刻，人们只能留住他们参与的历史细节，这和巨大的生存版图无甚关联。对于一个故事，人们的良知会“吃掉”它不喜欢的成分，也会过度演绎它喜欢的成分，后者慢慢被潜意识加工、抬升，直至升华为与之无关的仪式。感情的这种宗教性成长，会渐渐舍弃真相和现实，像一个紧箍咒，使人终其一生不得自由。三年后的雨夜，我写这篇文章，不止于缅怀逝者，而是唤醒生者。追怀至此，难免孤独。

   我不是地震的亲历者，也许一些人对我这些话的最终反映会如爱伦堡谴责一些英美记者那样：他们认为对希特勒罪行的描述也许过于夸大，因为希特勒的铁骑不曾蹂躏他们的国土；而法国人不一样，他们作为受难者本身，更容易交流。除此项忧虑之外，我还想申明以下几点：我不憎恨灾难，作为自然界的一种反常机械运动，它毕竟有警示人心的作用；我不维护英雄，读者如果想知道三年前的英雄事迹如何伟大美好，那么此文定然让你失望；我不苟同所谓“灾后纪实文学”，它们的宣传作用已经远远盖过事实本身；我不同情眼泪，如果它不能使人变得更为真诚、独立、坚韧、博爱；我不憎恨吃掉公民心血、发灾难财的机构和团体，因为从良知上讲他们已然沦为兽类；我不企图粉饰，因为真相既朴素又深刻，粉饰意味着亵渎；我不试图揭示，因为真理在最卑微的事物中呐喊，读者只需仔细聆听；我不是百灵鸟，不会唱赞歌，只凭良心说话。

不管怎么说，我该庆幸整个高中时期我的手中一直都有各种报纸：南方周末、人民日报、中青报等（我读寄宿学校，宿舍没有电视，上网时间少之又少。报纸基本上是最为方便及时的讯息来源）。随着高考迫近，只看《南方周末》，其他报纸都不再看。后来有一天我发现《南方周末》满目灰色：灾难是全民的痛苦，5月12日，蜀地的暴风雨给两千里外的灼人骄阳蒙上了一层辛酸的色彩。降半旗、起立、默哀、爱心募捐。全国人民都在“尽人事”，都在为自己的良知埋单。然后是一系列“灾情纪实”：痛哭流涕的电视，国家领导人讲话、救灾总动员、宏大的搜救场景，可歌可泣的英雄，红色募捐箱、明星义演、抗灾志愿者。这些不可或缺的元素，几乎伴随着中国的每一场灾难：“九八”洪水，03非典；08地震。

但是，总觉得缺了一些东西。就像制作得极不成功的电影，它浮光掠影，没拍出触及思维风暴的瞬间。戏剧化呈现的悲剧，反而增加了几多喜剧和乐观色彩。许多事物都惊人地相似：英雄没有恐惧，整个搜救过程都洋溢着大无畏的革命乐观主义；被救的人们感激涕零、往往激动得只剩下眼泪；逃跑者如“范跑跑”，立即被归入败类、人渣一类；歌唱救灾业绩的文章一篇又一篇，接二连三在网上呈现。缺了什么呢？在真正的灾难面前，我们的文字多么乏力。媒体和文艺界的歌声最终覆盖了个体的不同声音。人们通过各种渠道给受害者以希望，但却体会不到灾难面前他们曾多么绝望。人们描述他们的美好和坚强，但却不了解他们当初多么惶恐、内心多么破碎；人们敬仰他们的求生意志和拼命挣扎，却不知道他们中有多少人因为所谓”意志薄弱“而死去，光荣属于死者；我们歌颂救援者和重建者，却忽略了这些人是花了多少人民币雇来的“光荣战士”。总之，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死者讳。“我们”忽略了现实的多面性和人类的脆弱，忽略了人性的自私和贪婪。

不少的“我们”都有道德洁癖。人心思善，这本来是件好事。“我们”谴责范跑跑，却忽略了范跑跑其实叫范美忠；“我们”不让参加搜救的英雄们面对洪涛骇浪产生恐惧，因为在“我们”的眼中英雄永远是无畏的。这样，“我们”的英雄其实已经违背了最基本的人性：正常人受到生命威胁时都会表现出心理不安和恐惧反应。英雄也有恐惧，只是他们可以深吸一口气然后去完成自己的各种责任。同样的，范美忠的逃跑只不过是大多数人的正常反应罢了，只不过他的“正常反应”使他忘记了作为一名人民教师的责任所在。如果范美忠不是一名人民教师，那么毕业于北大、博学多才的他经过地震这场洗礼之后也许会变得更加坚强。一个人性社会如果不能容忍正常人的软弱和失职，这大概不是一件好事。毕竟，这不是很久很久以前，“我们”不是阿波罗又或雅典娜的子民，人民的守卫者不是神；“我们”的守护者是“我们”，“我们”大多数不是“defender”，而是“defendor"，是貌似“超人”的人。有良知的人类不应该轻易抛弃一个犯错误的同伴，也不应该对自己的“defendors”提太严苛的要求。（注：此处defendor源自美国电影《defendor》）

其次，我要说的是，之所以“我们”要塑造超级英雄出来，是因为“我们”还无法正视灾难本身。“5,12 ”是可怕的，它的破坏性之大任何一个亲历者应该更加明白。然而，大多数的“我们”只是透过“模糊的泪水”去缅怀和感激。一旦正视灾难，“我们”还是无法面对当初的满地狼藉。“我们”的心里有太多痛苦的记忆，但这些记忆最终因为其他的“我们”给予的无限希望而冲淡、慢慢滑入潜意识的深渊，只在午夜梦魇中骚扰“我们”。或者，当初的一部分“我们”获得了及时救助，从而获得了不少政策的福利和各地“我们”的“物质善意”，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再有就是，另一部分“我们”乘机囤积各种物资，比如方便面等，然后高价出售，大大赚了一笔，这些“我们”正暗自窃喜当初的“大有作为”，认为凡大灾发生之时都“大有可为”。然后，还有一些“我们”沉默寡言，至今对当初的很多事情难以启齿。有什么可怕的呢，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我们”走过了几千年的“封建剥削”，“我们”经受了世界史上罕见的28年抗战，“我们”毕竟在62年前站了起来而且俨然以GDP举世第二屹立于世。细数历史，“我们”可以“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是何等自豪的斗争史和血泪史，任何一个“我们”都会满怀豪情地提起这些，对这部史书中的“数风流人物”充满温情的回忆和感激。然而，“我们”忘记了“我们”的身份，“我们”只是“我们”，某一种人民意义的代号，而不是一个个“我”。这就是了，“我们”的灾难不是“我”的灾难，不需要“我”的清醒和反思。

 我要说的是“我”的灾难，我要缅怀的是那些个体的“你，我，他”，而不是“你们，我们，他们”。一个流泪的母亲远比一纸空文更能见证受害者的辛酸。一个女孩的遗书可以是一笔珍贵的文献。一封写给天堂的信永远比一部“灾后纪实文学”更能触及心灵。我想敬告这些“我们，你们，他们”，请擦去泪水和尘埃，然后让心灵的镜子照亮“我们”的痛苦、羞愧和偏私。灾难是自然界的暴力美学，它们曾为人们注入原始的爆发力、欲望和冲动，甚至创造力。无数先民一步一步从历史的风雨中向现在走来，他们用身躯和鲜血抒写了人类身心成长的秘密和教训。而且无论从荣格的集体无意识还是达尔文的进化论上说，先民们都曾发挥个体和集体的才智将自然原力融入自身而走向强大，这也是人之为人的源点。这是“我们”无法否认的，如果“我们”这个群体是由一根根“帕斯卡尔的芦苇”组成的集合的话。因此，灾难的可怕之处在于：“我们”只是恐惧无助、等待救援、道德偏狭的群体侏儒而不是能正视灾难并从中学习、成长的独立个体。而正是这些独立个体最终将走出灾难，将“人”的抒写再次升华到信仰的高度。

是为劫后重生。

然后，我要说说灾后的物质重建。“5，12” 期间，全国18省市不少支队伍来到四川。笔者曾和几支队伍的援建负责人有过一些交往，也曾去过北川新县城观摩施工现场。羌族是一个神秘的民族，文化墙上显示着各种各样的图腾，初看的确精彩非凡。后来出于对文化溯源的兴趣，查阅大量资料，才知被修复的文化象征是“复旧不旧”。不是出于对文化的保护、而仅仅出于对商业的兴趣，那修复有何意义呢？既然一种文化本身业已残破，为何去画蛇添足满足人们的求全心理而不是保持其缺憾美？

这仅仅是文化遗产修复的一个方面。诚然，现在无论是北川还是汶川，都成了商业和文化的热点区域，人们大可为此自豪，那里的人们似乎已经忘却了三年前的暴雨劲风，对无比“幸福”的现状似乎颇为满意。周边受损地区和城市因此也获得了空前的财政补贴，大兴土木，响应科学发展观的各种GDP创收。人们的步伐因为这场灾后契机的机械尘埃而加快、安宁的生活气息被各种紧张竞争撕裂，人文内容日益稀薄。三年前，如雷贯耳的警世钟如今已然为世人淡忘，不少主动或被动参与其中的人、除了已经死去的之外都从中谋取了物质福祉。

果然是如此，也仅仅如此么？

逝者何其悲壮，而生者不见得豪迈。他们的精神气概因为着迷于物质喧嚣而矮了一大截。而在我看来，这不仅仅是四川人民的问题，这是所有国人的问题。“5,12”是一次空前的灾难，想想玉树，想想唐山，想想03年SARS恶魔，想想九八长江洪涝。我们在一次灾难之后，除了物质金钱的抚慰之外，收获了什么？科学可以为灾难作出自己的反思：人可以一次次改进灾害预警机制，一次次加固房屋、道路和桥梁，但是人却远远输在机器后面，各种精神机能呈现减弱的趋势，道德谱系一次次崩盘。

 反观日本京都地震，那些人们。他们没有我们那么长久的历史，但却有能力等待救援人员的疏散通知然后有秩序地离开。地震期间，人们在照样上街购物、搭乘地铁。先不说其中蕴含的文化义理，只是这些行为就足以反映出一种集体责任和道德意识的巨大力量。日本人是精神上足够强大的民族，因为他们认为“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在看着我们”，他们生活在一个耻辱感强烈的社会，在心理上给自己立下了耻辱柱，因而做任何事都不越雷池一步；我们在“5，12”中找到了一个范跑跑做民族的耻辱柱，说他的自由观念打破了民族道德的底线，但是许多人却肆无忌惮地跨越这个所谓“道德底线”，我们有何话说呢？只要一个人还不能诚实地面对心灵并且约束自己，那么他就很难成长；一个民族如果只懂得讳疾忌医，那么劣根的病症永远无法治好。我们生活在一个内疚感强烈的文化，一系列的后果都发生在“那事之后”，只能在潜意识里面祈求祖先护佑从而为自己“脱罪”，因我们深知祖先们都护短；而日本是在民族心理的层面设立一根耻辱柱，防患于未然，并将意念中的罪恶诉诸神明，一生寻求忏悔的机会。他们恩义分明，把人伦纲常划分为等值的义务或义理，从而“生得其所”，这和我们的“死得其所”恰恰形成鲜明对照：他们生活着，随时都有可能被“盖棺定论”，所以小心翼翼；我们的一切恩怨情仇都要等到死后才说、甚至死后也说不清楚，因而不必担心“犯戒”，因为总有机会弥补。

很有趣的文化现象，是不是？其实一点都不有趣。不少的“我们”把灾难当成仪式来祭奠，听不到警钟长鸣。正如我开头提到的，“我们”回避了灾难本身，像对于一本书，“我们”只是选取了自己喜欢的章节，并把它们升华为某种仪式。而这种宗教性崇拜，本身荒谬至极：试想几千年前先民与灾害做斗争，之后他们无意识地进行图腾崇拜——膜拜那些赐予他们力量、欲望战胜灾难的神物——我们进行的这种宗教仪式，和他们的图腾崇拜有多大区别呢？先民们进行图腾崇拜尚可原谅，因为他们还不了解大自然和人类本身；如果我们再进行图腾崇拜，那不等于否定几千年来人类心智的成长进步么？我们活在当下，应该直面问题，而不是回避真相。“5,12”过去三年了，是时候为“我们”的道德洁癖和集体无责作出检讨了。想要真正走向豪迈，不能只看到成就，还须认清问题，后者笔者认为是更重要的时代良心。

                                                      2011-5-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