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中国：首先恭喜您的新书出版，正如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陈志武先生对本书的赞誉“对于现代金融从业者和学习者来说，这些知识都是非常珍贵的”。您认为本书最大的创新以及想要告诉读者什么？

　　滕泰：目前中国关注投资银行的人，无论是投资银行的从业人员，是对投资银行感兴趣的人，还是学校里学经济和金融的学生，实际上到现在还没有一部关于投资银行史和完整的介绍投资银行业务的一本书。从这方面考虑，我觉得有必要让刚才提到的这三个方面的人群更多的了解投资银行究竟是什么。现实中人们对投行是有很多误解的。我觉得这本书可以弥补以下不足，至少从目前来看是达到了这个效果。

　　我们对投资银行的误解有很多。其实中国人对投资银行的知识是来源于两个方面。一个就是证券公司，西方叫投资银行，中国叫证券公司。因为中国证券公司成立的比较晚，造成国人理解的比较狭隘。中国的经济是靠商业银行的贷款来融资，最初不是靠资本市场支持的，所以发展从90年代开始，证券是经纪业务的本源。后来又做一些发行业务，做发行业务又很不规范，主要是通过请客吃饭、公关来做的。然后发展到坐庄时代，也发生很多违规的行为。

　　所以，我觉得中国投行特殊的发展路径，就造成了对投资银行的认识，第一是不全面，第二是负面。“不全面”主要是有些人认为之前开营业部的就是投资银行，有的则认为做发行的就是投资银行，还有就是炒股票的，就是这几方面的认识都不是很全面。另外有的人对这段历史和投资银行的正面的认识是不够的，对投行整个的业务体系不了解，以至于从现实中认识投行也是不完整的。还有一部分人是从教课书里面学来的，教科书里面主要讲的是技能，譬如说：发行如何定价？然后什么叫做IPO？什么叫过桥贷款？就是讲一些学术概念。对投资银行业务一年几百亿上万亿的利润、资产怎么回事儿，其实不清楚。还有许多人对西方投资银行的发展历史根本就不明白，投资银行中除了高盛没改过名，美国的所有投行的名称都变了无数次了。

　　这本书，一方面想让大家和对投资银行的社会功能，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像美国人家的投行是不一样的，一提投行美国人就直接就会想到是谁帮助美国政府购买路易斯安那州，是谁帮着林肯政府发行战争债券，没有投资银行就没有美国南北战争中北方的胜利。又是谁在美国修铁路的时候发行铁路债券，如果没有投资银行就没有美国铁路大发展。从这个角度认识投行的话，会认为投行是无所不能的。中国人普遍认为投资银行就是炒股票的，实际上他们没有想到中国实际有3000家上市公司，没有投资银行就一个也出不来，全是投资银行发行出来的，包括早期的四川长虹，青岛海尔，如果还是依托当地的银行给公司贷款，是很难发展成现在的规模。对于国际化公司的融资渠道，也全是投行支持的。现在全国各地的这些高速公路，想想有多少的高速公路的债券都是投资银行发行的。这些反映大家对投资银行的功能认识不全、对投资银行的业务、业务链认识不全、对投资银行史也认识不全，读了这本书，至少对三个方面会有斩获。

　　价值中国：中国现在需要既有投资银行的实践，也有理论造诣的人将投资银行的功能完整的呈现给大家？

　　滕泰：对，实际上是个普及工作。曾经有一个朋友说，你写投资银行我肯定不买，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你没有干过投行。我就问：那么你说的“投行”是什么意思？事实上，他所指的投资银行是证券公司的投资银行部，认为IPO业务就是投行。但是我这本书是一个全面的投资银行史，我在投资银行工作十几年了，他居然说我没做过投行，这说明还有一部分人对投资银行的基本概念都不清楚，理解的很狭隘。直到次贷危机发生的时候，有些人才认识到西方投行资本原来是那么一种形式运作的，而且有那么高的杠杆，才认识到国外的投行是和我们有区别的。国外的投行不仅有债权还有金融衍生品，并且有30倍的金融杠杆，而我们的证券公司只有一倍的杠杆。这就要我们认识到学习海外投行知识的迫切性，中国的证券从业人员需要系统地了解海外投资银行的发展。从中国投行发展的二十年的经验角度看，许多从业者仅仅是投行领域的小学生而已，还有初中、高中、大学后面遥远的路要走的，仅仅认识到投行的初级阶段就来对投资银行做全面的判断是很不准确的。

　　总体来说，虽然中国的投资银行发展时间比较短，但并不慢，速度还是非常快的。美国从1860年就开有投资银行，欧洲就更早了。中国才是20年，如果中国投行要发展150年，也将是很出色的。

　　价值中国：中国资本市场刚刚走过20周年，您觉得我们的资本市场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发展阶段？

　　滕泰：中国资本市场是相对比较成熟的。资本市场和投行是两个概念，有投行就有资本市场，有资本市场就有投行。如果单从投行这个方面划分，中国的资本市场还不是很成熟的。按照投行来划分，1995年以前是一个阶段，以地方性证券公司为主，像上海的申银、万国、海通这类型的公司，然后出现全国性的证券公司像华夏、南方证券公司，这是一个阶段。大部分中国证券公司成立的时候，既无人才优势，也无资本和资源优势，甚至都没有证券承销和发行资格，而是纯粹的证券经纪商。

　　从1995年到2002年又是一个阶段，这时候全国证券公司迅速发展，数量已经达到100多家。2000年左右，中国有120多家证券经纪商，证券营业部不足2 900家，已经形成了过度竞争的格局。2001年开始的熊市行情导致交易量大幅萎缩，2002年开始的佣金自由化导致的佣金价格下降，到2004年、2005年绝大部分中国证券经纪业务网点都陷入亏损。这时的小券商主要还是做证券经纪业务，IPO业务主要集中在大券商，这些证券商也从代理客户买卖证券业务起步，逐渐积累了一定的证券专业知识，然后才逐渐开始取得证券承销资格、资产管理资格，发展成为“全牌照”的所谓“综合性证券公司”。证券公司的并购业务还没有出现，这时期的经营方式全部是以很不规范的坐庄为主。在1998年到2000年甚至普遍出现了证券投资基金同证券公司、私募基金联手操纵股价的现象。而机构投资者的超常规发展和政府监管的加强终于使做庄现象从登峰造极最终走向没落。

　　从2002年到2006年是一个阶段。因为证券市场周期性下跌，导致证券交易额下降，券商行业里面的很多券商都纷纷倒闭，几乎是全行业倒闭，基本上是违规的资产业务造成的。当时，大部分中国证券公司都用自有资本和借客户的资本在资本市场“坐庄”牟取不法收益。而在熊市中维持“庄股”的价格，必须要不断投入更多资金来承接抛售压力，结果违规资产管理业务规模越做越大。为了偿还违规资产管理业务中的客户借款，有的证券公司扩大向新客户借款规模，借新债还旧债，成本越来越高。有的证券公司则开始挪用投资者存在证券公司账户的保证金。到2005年，中国资本市场上绝大部分“庄股”都因为资金链条断裂而崩盘，而这些“庄股”背后的证券公司则一个个地陷入亏损和倒闭之中。随后，“券商综合治理”正式启动。

　　2007年至今是一个阶段。2005年开始的“股权分置”改革，破除了阻碍证券市场发展的制度障碍，从而推动了投资银行业务的多元化发展。综合治理结束以后，又开始鼓励证券公司创新，做不同的经纪业务要得到政府的批准牌照，有自营业务牌照、资产管理牌照、证券经纪业务牌照、咨询业务牌照等，牌照的类型很多，和西方的模式还是有很多区别的。基本上整个资本市场在一种垄断和管制的环境下发展的。但随着行业的规范、各项业务的成熟，中国证券公司的发展正在走上快车道。

　　价值中国：您认为资本市场是一抓就死，一放就乱吗？

　　滕泰：政府管理的比较严格，主要是因为2002年至2004年券商的经营确实有很多不规范的，倒闭的券商很多。倒闭后，中国的特色就是需要政府的扶持，当政府来扶持的时候，希望你下一次千万不要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就把各个方面都抓的比较严，把风险控制的很好，这样也是有好处的。2000年到2005年大盘从2000点跌倒1000点，有很多的券商都倒闭了，但是2007年10月份以后，从6000点跌到1700点，跌的幅度很大却没有一家券商倒闭。所以说通过证监会的监管，确实是保护了券商，让券商没有风险。但是风险太低，就只是能提供服务，老百姓不管赔多少钱，券商只是帮助做个交易。这种情况对于投资银行来说是没有发展空间的。

　　我个人认为，首先投资银行要创造风险。因为风险和收益是相伴而生的，要创造风险才有创造收益的机会。把一个原本是没有风险的产品，拆成一个风险更高的和一个风险更低的，就会有博弈。一个固定收益的产品，像美国的房地产贷款一样，违约率是5%，把这些贷款者分别列出一批优质的资产和一批劣质的资产，把风险分拆后，可能有一部分风险小，另一部分的风险大。有些人会去买那些风险大的，收益率高的，有些人就会选择风险小的。这就是金融的本质。创造风险就意味着创造收益，然后再吸收风险，对冲风险。投行主要的原则就是：创造风险，吸收对冲，成全交易。像现在的保险公司、银行、券商都是需要承担这种风险的。只做中介业务，就不是投资银行。。

　　价值中国：没有了风险，投行会一事无成？

　　滕泰：中国的证券市场监管者为了减少证券行业的风险，把证券公司定义为中介，要求证券公司“回归中介本质”以避免行业性风险。事实上,投资银行从一诞生就不仅仅是“金融中介”。真正的投资银行不可能回避风险。恰恰相反，它们天然必须是专业的风险经营者。

　　经纪业务、IPO、资产投资管理都是投行能创新的地方，但是投行本身，为什么叫投资银行？首先他是个银行，他是金融机构，生动的形容就是他是一手把钱拿起来一手把钱拆出去，确实应该是需要杠杆的，中国现在这点没优势。证监会的领导认为需要投资银行回归中介本质，以降低投资银行的风险，不让进行融资和过桥贷款，这样的做法是不利于投资银行发展的。金融机构不光是提供服务业是需要做风险资本经营的。要有合理的杠杆，需要两边的融资渠道和投资渠道，这样再通过资本市场为媒介，把没有被利用的钱给需要的人。

　　曾就职于大通曼哈顿银行前总裁戴维·洛克菲勒说：“如果我们要等到一个国家没有了风险才行动的话，那我们就永远一事无成。”而中国过于严厉的监管，似乎要把证券公司们都“修理”成无风险的中介机构，这样下去，中国永远也培育不出真正的投资银行，更不可能产生具有国际地位和全球影响力的投资银行。中国证券市场应该认清自己目前的发展阶段。

　　价值中国：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我国的投资银行有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滕泰：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金融领域影响微乎其微，这次美国的金融危机主要的原因是杠杆过高和创新过度；和中国的体系恰恰是相反的。此次金融危机中破产了很多的公司的主要原因是发展过度了。而中国是属于刚开始的时期，以后还有很多发展的空间。

　　金融风暴之后，投资银行在吸收教训、适当压缩资本杠杆规模的前提下，应该以资本市场为依托，继续充当证券业务风险的中介，提供证券业务风险咨询意见，甚至吸收客户的风险，并作为中心交换场所将风险分散或加以对冲从而获取风险回报。只有这样，投资银行才有资格长期拥有较高的收入和利润。

　　价值中国：那么您认为中国的证券经纪业务存在哪些局限以及发展空间？

　　滕泰：证券经纪业务的局限主要体现在这几个方面：第一是经纪业务是传统的通道业务，提供可以做交易的场所。第二是资讯服务慢慢发展起来了。经纪业务起步的时候和西方还是差不多的，现在相关的资产管理、产品介绍、理财顾问服务甚至私人银行服务都发展起来了。但是客户的综合理财需求还是不能全面解决的，没有能为客户系统的提供几十种上百种的金融产品，无法给客户提供资产组合、理财顾问服务。目前我们是在初级阶段，大部分的客户就是只是去证券公司开个户，之后就再也没去过。投行对客户的服务跟踪做的不是很好。

　　价值中国：投行拿到一个项目需要具备哪些优势，哪个是决定性的因素？

　　滕泰：我觉得第一就是品牌优势。在这个领域里要有很强的专业能力，比如在IPO这个业务运作的时候，第一就是需要有经验丰富的资本运作专家，还要有法律方面、财务方面的专家、懂得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帮助企业改制的专家，还要有研究方面的专家写的推荐报告，还需要定价专家来具体操作如何定价，成功的路演并推销出去。投行需要这些方面的优势。

　　从技术上说，品牌和人才是很重要的。在中国要有很好的保荐人，保荐人需要懂得一系列的专业技术，而且要熟悉整个产业链，当前还要有保荐资格的保荐代表。在美国企业很关心自己的上市股价，如果有的大券商可以承诺发30元一股，而另一个券商可以承诺发35元一股，那可能后者就拿到这个项目的可能性就比较大。如果发不出去或是没人买，券商的利润就没了，这就要看投行的定价实力。如果按照包销协议来看的话，因为中国目前是按照余额包销协议，我只要能确定卖出去，卖不掉的我承担，和海外是不一样的。海外发行股票是自己用自己的钱，然后再卖给别人，如果卖不出去都全在自己手里面，所以在包销制度的前提下，首先要有足够的钱，有了钱才可能一次都买下。中国需要的资本要少一点，海外的话要求很高的资本。所以说资本实力也很重要。

　　中国投行拿项目主要是由制度决定的。比如说90年代是配额制，投行就从各个部里面省政府里面去发展，需要公关的能力。现在是证监会制订了很多的规则，要全面的落实这些规则。

　　价值中国：您在书中提到相比较公募融资业务而言，证券公司开展私募资金业务的核心价值在于其拥有的机构客户群体和项目资源，但很难挖掘私募基金的潜力，这是为什么？

　　滕泰：我认为主要还是整合资源方面有点问题。私募股权基金在中国目前受到了很多的限制，有很多专业的要求。在中国防火墙隔离的要求比较高，所以在每一个环节的资源共享还需要进一步的提高。

　　从企业诞生到发展都需要和投资银行有业务联系。一个公司从成立到不停地融资再融资，到最后上市，上市以后拿了钱再确定往哪里投放，找资产管理找项目，帮助公司做财务安排，指导企业如何投资，公司是需要投行一个完整的产业链的支持。中国的投行目前看来业务链还不是很全的，目前是不允许做风险投资的，做PE也受到很多的限制，在公司成长的过程中也不允许给过桥贷款，也就不能给企业足够的融资支持，企业上市以后后续的财务顾问等其他一些后续服务也并没有发展起来。目前是很需要把相关的业务去进行一个整合的。目前没有渠道去共享资源，使得投行的发展受到一定限制。

　　价值中国：您怎么看待“保荐+直投”模式被指存在利益输送的现象？

　　滕泰：利益输送在很多国家资本市场都会存在的。第一主要还是和监管机制有关系，第二和投资者的识别能力有关系，第三和保荐机构的自律也有关系。前一阵子当当网上市，大摩和当当的主管有些争执，这里是不是利益输送的问题？美国的这个情况和中国正好相反，中国普遍是把价格定的太高，上市发行以后，就很容易把老百姓套住了。但是当当网股价被定的很低，然后一上市后就暴涨，影响到了核心利益的客户，当然这个还是根据不同的角度来看。各国的情况不同，不能有个确切的判断。对于国内，监管还是比较严格的。证券内IPO的上市保荐机构有很强的责任，新股发行后在一定的时间出了事情还是有责任的，就目前来说还是非常规范的。体制也是不断进步的，现在保荐人的体制还是很完善的，在这种市场化的发行体制下，相对来说很稳定的。

　　价值中国：那么定价环节对新股的发行有什么影响？

　　滕泰：我觉得还是和投资者的成熟有关系，目前的制度是累计投标询价制，主要是通过投资者自己投标来询价。一般的情况下投行和企业是很希望定价可以高一点的，但是定价权利是掌握在投资者自己手中的，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报价。价格不是投行自己定的，投行可以写个报告，但主要是投资者累计投标投出来的。市场好的情况下报出的价格可能会比较高一点。

　　价值中国：新股发行改革还是需要更加的市场化，那么您对新三板有什么看法？

　　滕泰：这个具体技术上暂时不能评论，但是从整个大的方向还是趋向市场化的运作，满足不同层次的投资人的不同的要求。目前中国的企业规模数量很大，企业的各自规模和具体情形都很不一样，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也不一样，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发展也是很有特色的。从整体来讲一定要加强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