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温暖的家”和“有知心的朋友”是孩子的两大幸福指标


自我接纳程度持续提高,学习满意率增幅最大

认识自我、悦纳自我是心理健康的重要标志。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调查发现,从1999到2010年,对个人的相貌和体型满意的由76.8%(1999年)递增为82.1%(2005年)和84.3%(2010年);对健康状况满意的由80.5%递增为83.1%和86.8%;对性格满意的由71.3%递增为76.9%和81.3%;对学习状况满意的由59.7%递增为69.5%和77.7%。表明多数少年儿童能够正确认识自我,对自我有较高的接纳度,且十年间程度持续提高。数据显示,少年儿童对学习状况满意程度提高幅度最大,增长了18个百分点。这与素质教育的大力推进不无关系,近年来,学生各方面的发展包括心理素质越来越受到教育者的重视,教育观念的革新和教学方式的转变,带给了学生学习的自信。

十年间,少年儿童对自身价值的认可和对未来的期望先降后升,总体呈上升趋势。三次调查中,“觉得自己是别人的负担”的少年儿童分别有8.8%(1999年)、10.8%(2005年)和6.3%(2010年),总体下降2.5个百分点。“对未来充满了希望”的少年儿童分别有93.1%(1999年)、89.8%(2005年)和93.8%(2010年),总体增长0.7个百分点。

城市少年儿童对未来的期望降低,农村少年儿童对未来的期望走高,城乡差距缩小。三次调查中,“对未来充满了希望”的城市少年儿童分别为96.6%(1999年)、90.4%(2005年)和94.3%(2010年),总体降低了2.1个百分点,农村少年儿童分别为91.9%(1999年)、89.6%(2005年)和93.5%(2010年),总体升高了1.6个百分点。这说明,近年来,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城乡界限逐渐被打破,改善了农村少年儿童的生存环境,使他们对未来更加充满希望。

价值取向多元化

受多元文化的影响,当代少年儿童的价值观发生着裂变,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他们既看重传统价值也认同现代价值;既注重个人幸福也不忘服务社会。

在道德观上,当代少年儿童的道德发展水平趋于稳定,以“善良”、“诚实”、“勇敢”为代表的传统道德价值依然得到了当代少年儿童的高度认同,同时他们也看重社会提倡的现代价值,如“自信”、“责任感”等。这说明,中国传统道德价值和现代道德价值可并行不悖,协调发展。

在幸福观上,当代少年儿童的幸福取向存有多样性,但多数注重个人幸福和为社会做贡献的统一。2010年调查显示:他们注重个人小幸福,“有温暖的家”(58.6%)和“有知心的朋友”(38.5%)成为最普遍认可的两项幸福指标;“为社会做贡献”(24.3%)、“健康”(21.4%)是认同度较高的两项人生幸福指标。由此可见,当代少年儿童的幸福取向在多样性中也有共同的一面,即注重个人幸福和为社会做贡献的统一。

在价值取向上,十年来部分少年儿童对个人价值的重视凸显。比较3次调查数据发现,有温暖的家、有知心朋友、健康、快乐、受到尊重所占的比重呈现出逐年增长的趋势;而为社会做贡献、事业成功、自由自在、有钱、有权有势、享受所占的比重则呈下降趋势(见图1)。在2010年的调查中,尽管有87%的少年儿童表示“对国家、人民有益”的事情,会像对自己的事那样去做好”,但是当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发生冲突时,有近半数(48.1%)表示不愿意放弃个人利益。

个人存款增长,消费渐趋自主

十年来,我国少年儿童财富数量快速增长,以千元以上个人存款为例,1999年我国只有14.8%的少年儿童拥有千元以上个人存款,而2005年达到39.0%,2010年则为49.8%。十年间增长3倍以上。

我国家庭教育中比较重视儿童的财富教育,但许多家长理财教育观念比较落后,缺乏有效手段,不让孩子拥有零花钱、不让孩子参与消费等以管带教的现象比较突出。2010年的调查显示,有近一半少年儿童(47.3%)表示自己在校期间手头没有带零花钱,37.8%零花钱在10元以下,13.2%的儿童零花钱为10元至50元之间,携带50元以上的占1.7%。由此可见,我国儿童在校园实际可支配零花钱差别较大,校园“大款”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普遍。由于家长的严格监管,我国总有部分儿童每周基本不参与消费活动,1999年、2005年、2010年的数据分别为13.4%、14%、13.6%,十年间相差无几。

十年来,我国儿童消费渐趋民主,完全听命于父母的下降10个百分点以上,从1999年的39.6%下降到2010年的28.3%,父母与子女之间协商决定消费的接近六成,增加了近8个百分点。

我国少年儿童对主流消费观念比较认同,97%的少年儿童认同节约观念,80.6%赞同储蓄观念,93.7%不认为花钱多就意味着面子大,92.6%反对金钱万能思想。

投资意识是现代理财教育的主要内容,但60.6%的少年儿童对于“学生有钱的话也应该做点投资”持赞成态度,而且支持者随年龄的增加而减少,小学低年级、高年级、初中生分别为:50.1%、34.0%、34.6%。

 

闲暇时间总体增加,上网和参加课外培训较5年前明显增多

少年儿童闲暇时间总体上增多,2010年调查显示,近三成少年儿童自由支配时间为2个小时以上,明显高于2005年(17.1%)和1999年(21.6%)。没有闲暇时间的比例为8.4%,低于2005年的16.4%。

闲暇活动选择上网的少年儿童比例越来越大,而且时间明显增加。学习日上网1小时以上的由5.9%(2005年)增加到16.1%(2010年),周末上网1小时以上的由10.4%(2005年)增加到26.4%(2010年)。

闲暇内容和方式存在城乡、性别以及是否为独生子女的差别。城市少年儿童选择上网、外出旅游、看电影、去游乐场、去公园、听歌曲、做手工和去展览馆等闲暇活动的人数比例要高于农村。如上网的比例城市较农村高21个百分点,外出旅游较农村高9个百分点,看电影较农村高6个百分点,去公园较农村高5个百分点。而农村少年儿童选择玩耍、运动、看电视、温习功课的比例均较城市高约10个百分点。

闲暇活动内容的选择上,女生更倾向于读课外书(较男生高10.4个百分点)、做家务(较男生高10.3个百分点)、做手工(较男生高7.7个百分点)、温习功课(较男生高5.8个百分点)等,男生更倾向于运动(较女生高13.1个百分点)、上网(较女生高10.1个百分点)、玩耍(较女生高8.9个百分点)、看电影(较女生高7.7个百分点)、去游戏厅(较女生高4.2个百分点)等。

独生子女更倾向于选择上网(较非独生子女高17.4个百分点)、看电影(较非独生子女高8.8个百分点)、外出旅游(较非独生子女高7.0个百分点)等闲暇活动,而非独生子女做家务(较独生子女高11.8个百分点)、运动(较独生子女高8.6个百分点)、温习功课(较独生子女高7.7个百分点)等的要高于独生子女。

闲暇活动受家庭经济条件和课业负担的制约。经济条件相对较好的城市家庭,少年儿童拥有更多闲暇活动物品,如课外书籍、个人电脑、电子词典、MP3、随身听、复读机/学习机、手机、个人电脑、MP4等,而经济条件较差的家庭,尤其是在农村,公园、游乐场等公共设施较少,少年儿童所拥有的闲暇物品也相对较少,读课外书、做家务、温习功课、自由玩耍便成为主要的闲暇活动。

各种课余培训是挤占少年儿童闲暇时间的重要因素,有39.3%的学生在非周末参加课余特长培训,周末达49.4%。而且,参加特长培训活动的人数比例较2005年(非周末为32.0%,周末为38.6%)有明显的增长。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闲暇教育是智力生活的策源地,能使青少年迈上科学思维的道路”。但当前闲暇教育缺乏,无论成人还是孩子,都缺乏科学的闲暇价值观,尽管闲暇时间增长,休闲活动也很多样,但或被挤占,或消极、被动,迫切需要引导少年儿童养成有价值地利用闲暇时间的习惯、技能和技巧,提高闲暇生活质量。


   网络使用率翻两番,手机游戏和上网受青睐

网络媒体异军突起,5年间发生很大变化。2005年,通过网络媒体了解重大事件的比例仅为2.6%,2010年,这一比例攀升到11.5%,是仅次于电视之后的媒介传播途径,增幅超过4倍,说明少年儿童受到网络媒体越来越多的影响。

父母电脑知识的增长促进了少年儿童网络使用率的提高。2010年少年儿童父母使用过电脑的比例(67.7%)比5年前(36.6%)增长31.1%,经常使用电脑的比例(34.3%)高于少年儿童(27.9%)。35.5%的少年儿童认为“父母对电脑、网络知识的了解比自己懂得多”,高出5年前15.4个百分点。在信息时代,父母对新知识、新事物了解越多越有利于少年儿童成长,越有利于少年儿童养成良好的媒介使用习惯。

手机的发展犹如潘多拉魔盒,不断带来惊喜,越来越多的娱乐功能集结在手掌般大小的手机上,使少年儿童爱不释手。在他们看来手机的多媒体功能甚于通讯功能。本次调查显示,少年儿童使用手机的主要功能包括打电话(73.5%)、听音乐(49.2%)、收发短信(40.2%)、照像摄像(34.9%)、玩游戏(19.5%)和上网(16.0%)。

 

 

数据显示,小学低年级学生用手机玩游戏的比例(27.1%)高于初中生(18.0%),初中生用手机上网的比例约是小学低年级学生的4倍。以上数据表明不同年龄的少年儿童对手机娱乐功能的偏好不同,低龄儿童偏爱手机中的单机游戏,这些游戏能够满足他们的好奇心;年龄大的儿童更喜欢手机的上网等高端功能,这与他们日益扩展的知识面和心理发展息息相关,表明他们更热衷于新潮和时尚。

 

父母对孩子的打骂、控制减少,孩子家庭参与增多

一方面,父母对孩子的专制、控制行为减少,对比2005年和2010年的数据可以看到,“经常或有时”限制孩子交朋友的父母由29.2%降至22.6%,挖苦、嘲笑孩子的由11.4%减少为7.9%,训斥或吓唬孩子的由19.7%降至14.7%,打孩子的由23.9%降至15.5%。

另一方面,父母的民主教养行为增多,“经常或有时”允许孩子自己安排业余时间的由70.7%上升至75.5%,鼓励孩子自己做决定的由62.9%上升至68.0%。

父母教养方式的转变使孩子在家庭中的参与权得到了更好地实现,“自己的事情自己拿主意”的少年儿童由50.0%递增至62.9%、64.1%,十年间上升14.1个百分点。“遇事时愿意听取孩子意见”的父母由57.6%增至57.8%、62.2%,上升了4.6个百分点。

父母教养方式的转变与子女“反哺”能力的增强有关。调查发现,孩子常常成为父母的信息和知识来源。“经常或有时”教给父母一些新知识的少年儿童由61.5%(2005年)升至68.7%(2010年)。

父母教养方式的转变也与父母尤其是母亲受教育程度的提升有关。对比1999年、2005年和2010年的数据,小学及以下学历的母亲分别为28.1%、25.4%、19.4%,下降近十个百分点;大专学历的母亲则由4.6%增长至9.2%,增长4.6个百分点;大学及以上学历的由3.7%增长至10.9%,增长7.2个百分点。母亲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她们对儿童成长的需求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就越敏感,越能够自觉从各种渠道获取家庭教育知识,从而优化教养行为。

此外,父母教养方式的转变还与家庭日趋小型化有关。3次调查中,三口之家的比例呈持续上升趋势,分别为23.5%、28.1%和29.8%,且2010年三口之家的比例(29.8%)超过四口之家(25.3%),成为首要的家庭人口结构类型。家庭规模缩小,父母能够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花在一个孩子身上,情感联系更紧密,对孩子也会有更大的耐心,更利于形成平等、民主的家庭关系。

但调查也发现,亲子之间沟通的状况始终不佳。“经常”和父母说心里话的孩子(34.7%)虽较2005年(27.7%)有所上升,但低于1999年(39.9%)。晚餐通常是亲子交流的主要场合,2010年调查发现,二成多(22.7%)孩子每周与母亲一起吃晚饭不超过2次,三成多(33.5%)孩子每周与父亲一起吃晚饭不超过2次。增进亲子沟通与交流,促进亲子之间的理解和信任,是今日父母尤其需要加强的。

鼓励提问、组织小组讨论等课堂互动增多,但近四成教师仍以学生成绩论高低

教学关系从单向传递转向了双向交流,师生合作互动、平等对话成为课堂教学的主流。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学生拥有了话语权,当遇到有争议的问题时,更多的教师会给学生辩解的机会。二是教师经常组织学生进行小组讨论,使学生更多地参与课堂。三是教师更多地鼓励学生在课堂上积极提问(见表-1)。以上表明,现代课堂教学已经由传统的以教师提问为主导转变为鼓励以学生发问为主,从“教师问学生答”的单向传递走向了“互问互答”的双向沟通。

 

 

 

从来不

很少

有时

经常

2005

2010

2005

2010

2005

2010

2005

2010

不允许学生辩解

50.1

55.0

28.0

27.6

14.6

11.6

7.2

5.9

组织小组讨论

4.8

4.8

15.7

13.4

32.7

30.1

46.9

51.7

鼓励提问问题

6.0

4.9

11.4

9.0

23.3

21.0

59.3

65.2

 

表1  2005年、2010年师生教学关系情况比较

情感关系从心理交往缺失转向情感通融,师生关系更加融洽。数据显示,九成以上(92.1%)的少年儿童表示非常珍惜和老师的关系;六成多的少年儿童愿意把自己的感受告诉老师;教师鼓励、关心学生的积极行为有所增多,而挖苦、嘲笑、推搡、打骂学生等消极行为有所减少。由此可见,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在教师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普及。

地位关系从以前的主从地位或控制被控制的关系转向了相互尊重、平等相处,教师对学生一视同仁的程度有所提高,但以学习成绩论高低的现象仍有存在。大多数教师不会因学习成绩、相貌、经济条件、爱提意见等因素而歧视学生,能够做到一视同仁。但是与其他3项因素相比,只有60.2%的教师不会因为学习差而歧视学生,远远低于其他三项(81%、80.7%、73.3%)。由此可见,以学习成绩论高低的现象仍然存在,成绩仍是教师评价学生的一个重要指标。

 民主选举队干部比例大幅提升,少先队重大品牌活动参与率过半

近年来,少先队组织继续巩固小干部民主制度,把扩大队内民主作为提高少先队员参与积极性、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的基本途径。少先队小干部的产生方式更加民主,由队员选举的比例继续上升,由教师或辅导员任命的比例继续下降。2010年,民主选举少先队小干部的比例达到了65.5%,比1999年提高13.1个百分点,比2005年提高6.5个百分点;由老师或辅导员任命的比例在持续降低,较2005年降低4.8个百分点,较1999年降低16.7个百分点。从城乡对比看,少先队小干部由民主选举产生的比例城乡相当,城乡差别进一步缩小,较之2005年有较大改善。

随着小干部民主制度的不断巩固,少年儿童参与少先队小干部或班干部竞选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更高,他们中的大多数对担任班队干部表现出强烈的参与愿望,愿意参加班队干部竞选的由79.9%(2005年)提高到87.9%(2010年)。

少先队活力增强的另一个显著表现是:作为基层组织的中队和小队更加活跃。与2005年的调查相比,在一个星期或两个星期内就会开展一次活动的中队(2005年为49.8%,2010年为55.4%)和小队(2005年为54.1%,2010年为60.3%)的比例有所提高。这表明,少先队中队、小队组织开展活动的频率有所提高,周期有所缩短。

少先队的品牌活动成为吸引广大少年儿童的最有效载体。在多年实践的基础上,少先队逐渐形成了一系列深受少年儿童喜爱的“品牌活动”。调查显示,与五年前相比,2010年少年儿童参与少先队品牌活动的比例有所提高,以“手拉手”活动和“雏鹰争章”活动为例,参与“手拉手”活动的由2005年的44.0%提高到2010年的51.2%,参与“雏鹰争章”的由22.0%提高到2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