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漫漫兮修远兮，我在寻找真儒商
（国际儒商联合会）冯 彬
商业社会“原罪”：有一种包装叫“儒商”
如今的经济社会中有一个有趣的经济现象：在现实生活中，特别是一些暴富新贵，大家都以能成为“儒商”为荣。能有个“儒商”的桂冠、书橱里有几本儒家的书籍、嘴里诌几句“有朋自远方来”什么的，给人有“高人一等”，有文化的感觉，特别有心理优越感。
纵观中国今天的各行各业，标榜自己“儒商”的品牌，特别是“新※※（一般是地域名称）儒商”，并不在少数，倘没有“工商联”的桂冠，最孬好不济也要弄个本地“十大儒商”之一才行。各地雨后春笋般的商学院、国学培训中心的“企业家国学培训”风潮这般火热，并不是为了好听好看，而是为了迎合中国目前消费者的巨大心理需求。国学速成班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消费者日益增长的门面文化需求催生出来的。之所以“儒商”桂冠能被老板们买账，是因为有文化是一种高尚身份的象征，还是古代士农工商中“商”处于末位的自信心不足的表现，来个“儒商”更能让消费者得到心理的满足感和优越感。甚至还有的人嫌“儒商”俗了，标榜自己为道商、哲商、“佛商”，仿佛傍上“佛祖”更比儒商上层楼了。
中国企业家为什么喜欢谈儒商，为什么喜欢被人称作儒商？
儒商的经营之道可以给企业带来更多的利益这固然是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原因却是心理的，是一种自尊心理的需要。士农工商是中国数千年的基本社会结构，重农抑商不但是历代王朝的一贯政策，且在我国人心中打下深刻的烙印，唯利是图、无商不奸是中国人对商人和商业活动最普遍顽固的观念。虽然在这几十年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国人的观念已经发生空前的巨变，然而深藏的潜意识却并未消泯，在民间许多人将企业家看成新时代的剥削资本家。企业家，尤其是民营企业家在财富上获得满足之后，便想要获得社会名声，名与利是中国企业家向来看重的，故而儒商就能得到他们的青睐。
儒商者，表明并非专营利益的商人，他们还注重社会责任，甚至可说为社会进步的努力应当大于为企业本身和个人发达的努力。有了儒商这一身份，经商便成了崇高的事业，企业家头上也便笼罩了一层道德和道义的光环。所谓以商载道，基业常青。儒商固然是商业经营促进社会进步的新标志，儒商的实现也使得企业承担了更多的社会责任，对社会的和谐乃至文明的进步皆有重要的作用。但可惜的是，当今中国，真儒商者又有几人？大多数企业家亦不过图一虚名而已，心中的私利并未因标榜儒商而减少一分。（节选自《佛商借佛敛财或利益众生》一文）
最近唐骏学历门事件给借用儒商包装自己的老板们警示：能力是生存的根本，过度包装是生存的灾难。
唐骏说，能骗过所有的人就是能力。这句话更准确地说，能骗过所有的人是超能力，是超人做的事情，而不是常人能做的事情。
事实证明，唐骏显然是常人，而不是超人。
千万不要把包装的“术”当成了品牌的“道”！
当经济足够发达的时候，当中西差距缩小的时候，当民族足够强大和自信的时候，当市场充分竞争的时候，当产业格局定型的时候，当公民素质越来越理性提高的时候，当市场逐渐规范和透明的时候，当文化经济一体化的时候，就有可能是品牌“去伪存真”的时候。
不要去学三聚氢胺或者瘦肉精，好东西用错了地方就是毒素，就是致癌物质。
中国市场经济，有一种包装叫“儒商”，它可能是 企业家的“原罪”，可能是老板的第一桶金，但绝对不是最后一桶金。
我国古代有多少“儒商”？
“儒商”作为一个名词概念出现的较晚，是近现代人在研究海外华商成功原因时，揭示出成功华商普遍具有“儒”与“商”结合的特征，故称之“儒商”。
有研究说“儒商”肇始于徽商，兴盛于晋商。其实是把明清时期商帮的兴起，归咎于东方传统文化的内在推动力。徽商“学而优则仕”、“贾而好儒”，赚了钱一定得让子弟读书考取功名。而晋商则“学而优则商 ”，子弟书读好了，一定要去经商赚钱，并不特别看重功名。两大商帮都把儒家文化传统与经商很好的结合在了一起：他们在经营文化上都崇尚同乡先贤：晋商尊奉关公(山西解州人)，徽商则尊奉朱熹(原籍徽州婺源，现属江西)。因此，凡有晋商活动的地方，多建有晋商会馆和关帝庙。晋商把关公作为他们最尊奉的神明，以关公的“诚信仁义”来规范他们的行为和经商活动。徽商不仅在家乡修建祠堂，就是到了外地经商也要在所建会馆内祭祀朱熹，把朱熹的理学作为家族内行事和经商活动的准则。
研究儒商文化的人们爱把一个文化经济现象追根求源，认为我国古代优秀的商人中，孔子的弟子子贡及吴越时期的范蠡，在古代众多的富豪商贾中，最应该称为“儒商”。有一篇名为《中国历史上最优秀的商人有哪些各有什么伟大的成就》的文章，提了“富甲陶朱－－范蠡、儒商鼻祖——端木子贡、智慧商祖——白圭、营国巨商——吕不韦、富可敌国——沈万三、第一富翁——伍秉鉴、商业巨族——乔致庸、红顶商人——胡雪岩、一代钱王——王炽、五金大王——叶澄衷”等十人。其中只有子贡、范蠡、乔致庸还可以称为“儒商”。而乔致庸还是因为影视剧《乔家大院》让我们知道的。
可以鉴得，能经过时间的洗礼及文化的考验，中国历史上，称为“儒商”的还真的屈指可数。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历史上的徽商、晋商群体中，有无数的优秀商人，尽管我们提不到他们的名字，但没有他们的儒商素质和精神追求，徽商、晋商不可能辉煌二三百年之久。
循名责实说儒商
然而，儒商作为商人群体中有志之士追求的精神境界及目标，其内涵的价值却是许多人们难以企及的。“老黎” 先生一篇题为《循名责实说儒商》 的文章这样说道：儒家自古有之，商家自古有之，但有方家将儒与商整合出一个儒商，却是近几十年的事。顾名思义，所谓儒商，也就是以儒家思想为指导，或以儒家文化为标记的商人，而方家却是将其作为商家的理想楷模推荐的。笔者因此想，既为楷模，以商敛财的本事首先要大，不一定要能富可敌国，至少要为世人眼中的成功人士，否则难以做楷模。其次，敛财致富的手段更得如俗话说的：君子谋财，取之有道。这个道还须正是儒道，要如胡庆余堂主人胡雪岩宣示于大堂上的“是乃仁术”。否则又何必称儒商。
然而我们发现，找到谋财有道的商人容易，找到推崇儒学的财东也易，要找到可证其财富为实践仁术所得者却难，比如胡雪岩，办药局强调童叟无欺，间或搞点公益事业算仁术，但其发家致富的关键诸如打通官场，依仗湘军权势等，要说也是仁术，那是在挖苦仁术。
笔者拜识方家开列的从古至今的成功儒商名字，即使作为孔子学生被推崇为儒商师祖的子贡，根据司马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的记载，孔子论及子贡说：“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从这话的意思可知，子贡的经商致富，并非实践仁术，反而是不受师命别出蹊径的结果。
两千多年前的子贡，倒是没有自称儒商，当代的牟其中先生，却是乐于自称儒商、也曾被不少人真信为儒商的。这位牟先生的致富术是不是仁术，为致富现如今去了什么地方，说来也是令人感慨而又警醒的事。至于牟先生是不是真为大富，或者是否曾经大富倒在其次。
光荣如子贡，致富术非为孔子传授，不是孔子的错，夫子传道授业，原不是在开商学院。圣人的学问旨在提倡仁义道德，关注修齐治平，经济与商业本非所长；埋汰如牟先生，以儒商之名行奸商之实，更不是儒家的错。由孔子创立并经后世传承光大的儒学，虽然时有坐而论道不务实事的毛病，却也没教追随者在大道理下作奸犯科。
如果说，牟先生从反面证明了儒商难做，子贡则从正面证明儒商根本就不成立。
当代研究企业兴衰的吴晓波先生，干脆说：“儒商这个概念是不存在的”。吴先生说，企业家是干什么的？他就是创造财富的，他不应该承担创造思想的责任。如果我们把创造思想的责任也给他的话，那他一定是屁股指挥脑袋，所以这种社会角色一定是要剥离开来的。对此，我有一个也许是偏执的观点：如果你是企业家，你就不可能是知识分子；我甚至认为在中国历史上，儒商这个概念从来就没有存在过，儒就是儒，商就是商。两千多年来，你看不到一个既是大儒家，又是大商人的人。我认为企业家很难产生观念，或者说很难产生有公共价值的观念。他是物质的创造者，是一个现象的创造者，而这些物质、这些财富对他的判断，对他的公共价值的东西，是一定需要借助知识分子阶层的。他们应该是存在于大学里，存在于媒体。
尽管他们这样的说法较为偏激，但也并非没有道理。儒商肯定是有的，只是，那些映入我们眼睑的、向我们扑面而来的名商大贾、富一代们，那些风云人物们，无论从哪个角度、尤其是个人的综合素质、敛财之道诸方面，难当“儒商”荣誉，企业的兴旺，并不一定是企业负责人当所谓的“儒商”才伟大起来的。
大浪淘沙，有多少儒商会被风吹雨打去？
纵观今天世界强大国家的跨国公司、集团来看，无不是商与工业、金融机构、产业与科技、教育相结合，多种经营，内外发展相结合。我国由于经济落后，产品不足、发展经济重点放在生产。就是那位叫“郎咸平”的先生说的，我们还处在产业链的原始及被动的、最没有利润的那端。现在更重要的应总结儒与商结合的经验，吸收国际成就，形成我国商与工、金融、科技、教育、服务业的结合，发展我国的跨国公司与企业集团，让商人真正成为企业家，基业长青。
一个区域、一个企业，发展的决定因素，依然是决策者的能力、眼界、胸怀、战略、责任感、使命感。此处说的“能力”，是随着企业发展、环境变化，自身学习进步、与时俱进、与责任担当相匹配的能力。（摘自《商业哲学与儒商文明》）
毋庸置疑，松下幸之助、土光敏夫、稻盛和夫、比尔•盖茨、李嘉诚等名扬全球的商业巨子，之所以能够取得极高的经营成就，根本上是因为他们有自己的价值观与方法论体系，也就是一个好的“儒商思维”儒商价值观。
悟透生命的价值、生活的意义，用哲学的智慧建立起自己的经营哲学、经营战略、经营策略，有清醒的角色认知、正确的价值取向、坚定的人格精神，应是“儒商”这个概念所要涉及的主要内容。要进入“儒商”境界，要做成功的经营管理者，首先要具备“儒商文明”的理念，“成功人生，一定是懂得生命价值和生活意义的人生”
徐康宁先生说：我们这个社会由于文化厚重，不自觉地背上了太多太沉重的包袱。世界本来可以简单一些的，却被我们弄得太复杂。也许会为上述形象做些合理的注解。
不要等到英雄就义，才想起宣传
我们中国仿佛有个传统，要等到英雄病重得病入膏肓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再去挖掘、拔高、宣传。
五千年的历史，数不出十来个儒商，尽管今天是商人兴起，市场经济空前繁荣的世界，但站在未来的高度看今天 ，这么多年来，在地沟油、化学火锅、三聚氰胺奶粉、毒大米，皮革奶，瘦肉精，苏丹红等等大行其道的经济世界里，你说我们的时代会有成千上万的儒商在引领经济的发展，谁会相信？但是，现代的环境尽管有那么多的冠名为“儒商”的群体，在百度上搜“儒商”一词，能找到相关结果约3,840,000个 ，依然寻不到我们要找的目标群体。
在我们大众身边，我依然的看到：有这样有责任的一种人，他们默默无闻，他们孜孜以求，他们往往被淹没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从不被人们尤其是媒体关注，是一群未被冠名儒商的芸芸众生，但他们依然兢兢业业、诚信经营。他们组成了中国橄榄球式经济的中间体、中坚的力量。他们为今天的中国经济发展支撑着数以十万计的中小企业群体。这，才是中国经济的脊梁。当代一些具有真正道德的企业家普遍缺乏儒商意识：不知道儒商的意义、精神，不屑于戴儒商的桂冠，他们不需要用“儒商”包装自己。
历史说，乱世出英雄，我们生逢政治盛世、经济乱世，大浪会淘沙，有些儒商，总会被风吹雨打去的。但，有些英雄豪杰尽管当世籍籍无名，但口口相传，我们依然会追溯他们的儒商精神，用以纪念、用以弘扬，用以警世。
在信息如此发达的今天，我们更希望：
不要等到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