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风云(三)
“四人帮”受审 邓小平复出
王先金 编著
第一篇 “四人帮”法庭受审
“红女皇”悬梁自尽
1-40 审判“四人帮”
左起：张春桥 王洪文 姚文元 江青在法庭上
在对“四人帮”进行公开审判之前，对他们进行了预审。预审是由各地调来的一批同志组成的审判工作小组进行的。
1980年4月21日，首批从浙江、江苏、黑龙江、辽宁、河北、河南和北京市政法机关抽调来的60余名干部，集中在公安部东大厅小礼堂开会。
公安部部长赵苍璧传达了中央胡耀邦、彭真同志的指示，凌云副部长传达了中央书记处的文件。林彪、江青“两案”原由中纪委二办牵头审查，党中央考虑到“两案”审查中暴露出来的严重罪行，决定依法公开审判，并决定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陈伯达等移交公安部预审，依法提起公诉；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等，仍在中央军委领导下，由总政治部公检法部门组织力量实施预审，然后并案起诉。
“两案”审判，是一项极其严肃、极为复杂的工作。为此，中央决定成立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由彭真、彭冲、伍修权等7人组成。下设工作小组，由刘复之、凌云等同志组成，后又增加了洪沛霖，为审判工作小组召集人。
根据彭真的意见，公安部决定分6个预审组审讯“四人帮”集团主犯：
一组组长洪霖(时任江苏省副省长兼公安厅厅长)负责审江青；
二组组长王芳(时任浙江省委副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负责审张春桥；
三组组长卫之民(时任黑龙江省副省长兼公安厅厅长)负责审王洪文；
四组组长白钧(时任河南省公安厅厅长)负责审姚文元；
五组组长左昆(时任辽宁省公安厅厅长)负责审毛远新；
六组组长王文同(时任湖北省公安厅副厅长)负责审陈伯达。
原先，彭真的意见要王芳审讯江青，王芳说他与江青太熟悉了，她耍起赖来不方便对付。这样，改由江苏组洪沛霖审江青，王芳带领浙江组审张春桥。每个预审组都配有副组长。
4月29日，全体预审人员到秦城监狱察看监狱设施，了解“两案主犯和涉案人员关押情况。
秦城，坐落燕山南麓，群峰绵延相接，处处险峻。近处树木葱茏，远处灰黄荒秃。这里到北京市郊35公里。监狱南面500多米处，有一条河流把密云水库的水送到京津，并肩又有一条铁道，连接北京与塞外。
秦城监狱是由公安部直接管理的，1958年建成。在二道门内，有独立的四个监区、400多间监房和一应配套设施，警戒十分严密。这里，本来是关押危害党和国家、破坏社会秩序的重要案犯的，可是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却关押过党和国家高级干部500多人，其中有34人被整死，60多人被刑讯逼供折磨成精神病或终身残疾。
在审理“两案“时，除两个监区关押着两案涉案人员约六七十人外，其个监区和监舍都空着。
那时，从公安部到秦城，交通不方便，预审人员都搬进秦城居住。
从4月23日到5月底，预审人员主要是阅读材料，熟悉案情。为有利于弄清案情，对在押的毛远新、王力、关锋、戚本禹、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等7名嫌犯开展了侦查预审。将上海的徐景贤、王秀珍两名嫌犯押来北京作证。对与案件有直接牵连的郭玉峰、肖森、廖祖康、缪文金4人进行了审查。
又从北京、上海等13个省、市、自治区公安政法机关，分两批抽调充实预审干部，总数达170人。
6月2日，开始对张春桥的提审。上午9时，王芳、黄荣波、王汝良和担任记录的陈若林、周诗裳等在预审室坐定，即由警卫把张春桥带入。王芳让他对面坐下，首先向他宣布中央决定，讲明他的案件由公安部依法受理；：时向他原文宣读《刑事诉讼法》中的有关条款。王芳宣读后问他：“听清楚了没有？”
张春桥有气无力地说：“我不是反革命。”
停了一下，张春桥又说：“你讲的我都不接受，我没有违反你这个法。”
此后，张春桥便不再说话，不回答提问。张春桥从隔离审查那天起，就不说话，但他曾表示“不到说话的时候。”
1977年3月1日，张春桥写给中央的信中曾申明：“未经我签字的材料，我不能承认对处理我被审查的案件有效性。”
1978年5月，中纪委二办审问张春桥时，他说：“我不说，以后再说。”
1979年9月，中纪委的张启龙、刘顺元、李士英等几位老人集体找张春桥谈话，张表示“没有必要说”后，即不吭声。张春桥在特别法庭上“零口供”，其实就是使用他的“沉默权”。
第一次提审张春桥后，大约隔了半个月又第二次提审，他还是那副样子，闭口不言。
张春桥拒不回答问题，以沉默对抗预审。预审人员的对策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着重调查取证，掌握确凿的证据。他们从调查掌握的材料入手，经过多次讨论、筛选，抓住张春桥多次鼓吹“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换代”，组织上策划上海反革命夺权；制造上海康平路武斗，打伤91人事件；诬陷党和国家领导人，秘密接见蒯大富，指使他首先在社会上煽动“打倒刘少奇”；操纵、指挥“游雪涛小组”进行特务活动，制造冤案，迫害大批干部和群众；在济南支持王效禹制造武斗事件，拘押干部群众388人；1976年，伙同江青、王洪文在全国制造新的动乱；伙同王洪文等人，以上海为基地，建立他们控制的民兵武装，策动上海武装叛乱，等等罪行，具体而又符合法律的要求。
到9月中旬结束了对张春桥的预审，其间一共提审了11次。每次预审，张春桥除表示“不看”预审记录，“不签字”外，始终耷拉脑袋坐着，紧闭着嘴。连与他的同伙王洪文、徐景贤面对面对质时，仍是那副样子。
与张春桥相反，江青在谈话或预审中，一直是胡搅蛮缠，东拉西扯，喋喋不休，有时胡说八道，把责任推到毛主席、周总理身上；王洪文、姚文元、陈伯达虽能交代问题，但往往是避重就轻，意图推脱责任，姚文元常常表现出只认错不认罪。
1980年9月29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成立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检察、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的决定》，任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兼特别法庭庭长。
1980年11月20日至1981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依法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公开审判。这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场大审判，这场大审判不但载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同时也将载入中华民族的历史。
中纪委有两个特殊的工作小组，一组是负责审查林彪集团的；二组是负责审查“四人帮”集团的。汪文风是“童怀周”的主要成员之一，他来中纪委工作后，分配在二组工作。
后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审理“两案”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简称“二办”。汪文风是“二办”副主任兼审讯组组长。
1980年深秋，报纸上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在起诉书中指控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四大罪状：一、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策划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二、迫害、镇压广大干部和群众；三、谋害毛泽东，策划反革命武装政变；四、策动上海武装叛乱。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决定受理这些案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追究十名主犯的刑事责任。这十名主犯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另外六名主犯林彪、康生、谢富治、叶群、林立果、周宇驰，因已死亡，不再追究刑事责任。
1980年11月20日下午3时，特别法庭“两案”审判庄严开庭，公开受理林彪、江青反革命案件。由各省市、自治区、各党派、各人民团体、国家机关、人民解放军派出代表800人参加旁听。因为涉及国家机密，不准外国记者旁听。
审判厅内，台上摆着几排审判人员的座位，台下旁听座位前面，围着一排低矮的灰白色铁栏杆，分成十格，每格内放着一把高背木椅。旁边竖着一块木牌，写着“被告人”三个黑字，这就是十名主犯坐的地方。
下午三时整，电铃响过，耀眼的灯光把法庭上下照得通明。特别法庭庭长江华首先宣布开庭，接着下令传十名被告人到庭受审。人们的目光不约而同地转向右侧的中门。
两名法警押着进入审判厅的第一人，就是靠造反起家的王洪文。他留着平头，双眼无神，进入被告席后面向审判台站立着。
第二个被押进来是红脸文人姚文元，接下去是江腾蛟、邱会作、吴法宪、黄永胜、陈伯达、李作鹏、张春桥。最后一个被押进来的是江青。她身着黑色上衣，头发梳得亮光，戴着一副深色宽边眼镜，故意挺直腰板，昂着头。她以为摆出这付架势，就可以掩盖她内心的紧张和沮丧。
接着由特别检察厅厅长黄火青宣读起诉书，对“两案”主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提起诉讼。起诉书列举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四大罪状、四十八条罪行的主要事实，确认十名主犯分别犯有阴谋颠覆罪、分裂国家罪、策动武装叛乱罪、反革命杀人伤人罪、诬告罪、组织反革命集团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
江青一面听着对她的起诉，一面忽而弄弄自己的耳机，忽而摸摸自己的头发，时而左顾右颁，时而摇头晃脑，强作镇定。
然而，她的内心却极为慌乱。在十天前，当法庭的送达员交给她起诉书的副本，要她在“送达证”上签字时，她把日期“十一月”写成了“一十月”。送达员要她再看看签得对不对时，她已经觉得头脑昏昏，竟没有发现自己签字的错误。送达员指着写错了地方，江青看了好大一会儿，才觉察出是把日期签写错了。
江华庭长宣布对本案10名被告人，分别由第一审判庭和第二审判庭审理。
第一审判庭审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四人帮”的罪行；第二审判庭审理黄永胜、吴法宪、陈伯达、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的罪行。
对毛远新等其他涉案人员，分别交地方公安、检察、法院依法处理；军队的涉案人员由总政军法部门处理。
1980年11月20日这一天，76岁的陈伯达在聚光灯的照耀下，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下。沉寂多年的他，成为众多的照相机、电影摄影机、电视摄像机镜头聚集之点。通过媒体，人们得知他被押上最高法院的被告席，人们知道了，陈伯达还活着！
被告席上站着的十名被告，最年轻的是王洪文，45岁；最年长的便是陈伯达。那九名被告都是自己走上被告席，而陈伯达则是由两名法警左右挟扶，步入法庭。
陈伯达身穿中式棉袄，外罩了一件旧的咔叽绿军装，戴着一副老式深色边框的眼镜，看上去目光呆滞。虽然步履蹒跚，头脑还算清楚。
经过审判，1981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宣布：“判处被告人陈伯达有期徒刑18年。”
此后，陈伯达销声匿迹，再也没有在公众传媒上露面。人们以为他大约是在北京秦城监狱里服刑。
其实，在判决后不久，陈伯达获准保外就医。所以，陈伯达的晚年，是在北京东郊一套三室一厅的民宅中，与儿子、儿媳、孙子一起生活，安享天伦之乐，直至1989年9月20日去世。
1-41 张春桥自始至终一语不发
张春桥受审
11月27日，第一审判庭对张春桥的犯罪事实进行庭审调查。张春桥对审判员反复提问，拒不回答。王芳作为公诉人针对张春桥的犯罪事实进行了揭露和批驳。这次庭审先后出示、宣读了23件证据，传唤了在押的原上海市革委会常委黄涛和原清华大学学生蒯大富到庭作证。
张春桥在整个审判中，自始至终一语不发，藐视法庭。但在预审讯问谈话时，他还是谈了一些事情。
例如，1974年10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江青借“风庆轮”的问题，在政治局闹事。当邓小平不软不硬地加以抵制时，张春桥阴冷冷地说：“邓小平又跳出来了！”
会后，王、张、江、姚立即聚集到了钓鱼台17号楼，连夜密谋策划，决定背着正在北京医院治病的周恩来和政治局其他成员，由王洪文秘密赴湖南长沙向毛泽东告状，诬陷邓小平要搞复辟；诬陷周恩来在医院会见探望他的老同志，“大有庐山会议之势”。
办案人员讯问他们时，张春桥和姚文元、王洪文一样，都交代说当时是看周恩来因病不行了，要全力“阻止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
当张春桥说到这儿时，办案人员突然发问：“你们在准备搞了周总理、邓小平以后，由谁来当第一副总理并在以后接替总理呢？”张春桥毫无戒备，吞吞吐吐地说：“他们（指江青、王洪文、姚文元）的意思是要我来。”
张春桥这一漏嘴，露出了他们打倒别人，为的是要安排自己，搞阴谋，想篡权的野心昭然若揭。
从这次交代以后，老奸巨滑的张春桥这才发觉自己对答有失。他怕再有不慎，授人以柄，从此缄默不言。
6月2日，浙江组在“秦城”某区的一间预审室，第一次提审了张春桥。在预审室里，上首坐着王芳、黄荣波等预审人员，下面木椅上坐着的就是63岁的张春桥。张上穿中式黑色棉袄，颌领的一钮葡萄扣没有扣上，下穿西装裤，脚着棉布鞋。他既不垂首，也不昂头，面色灰暗，默无表情，一声不吭的坐着。审讯必具的录音设备，录不到此人的声音。录像倒是摄下了“军师”狡诈、阴鸷的眼睛。
预审人员告诉张春桥，“文革”已在1976年10月逮捕他们时就结束了。党中央正领导着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拨乱反正，医治“文革”创伤，开始“新长征”。现在全国政治稳定，人心思安，致力于经济建设……张春桥坐着纹丝不动，就是不开口。
王芳、苏荣波这一组提审张春桥约十次，但张春桥始终没有开口，及至把王洪文、徐景贤押来，分别当堂认罪指证，他还是紧紧封住嘴巴，不吭一声。
预审张春桥确实有十分艰辛的一面。此人犯罪隐蔽，“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而且狡诈无比。浙江预审组立足于“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办案原则，一步一个脚印地开展细致缜密的调查取证工作。张春桥既然拒不回答所有提问，那么就将他的犯罪事实，通过有关证据，以及证人证言，必要时再传来证人面质，录像、录音和文字记录在案，依然形成法律依据。
1980年7月24日上午9时，负责对张春桥进行预审的公安部有关人员，对张春桥策划上海武装叛乱一事进行审问。
问：“在1976年9月27日晚，你是不是把肖木找到钓鱼台9号楼的住处？你都同他讲了些什么？”
张春桥不语。
问：“第二天，肖木到上海是不是你指使的？”
张春桥不吱声。
问：“现在已经查明，9月27日晚九十点钟，肖木奉命到了钓鱼台你的住处，你要他到上海传达你的指令：‘多难兴邦’、‘要提高警惕，要提高信心’、‘要看到资产阶级还有力量’。你还说：‘上海还没有真正经受过严重考验。林彪、邓小平要搞上海，都没有搞成。林彪搞成的话，上海有大考验，要打仗。’示意上海帮派骨干要准备大考验，要准备打仗。9月28日，肖木到上海，立即向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王少庸、张敬标等五个常委传达了你的旨意，策动上海帮派骨干准备反革命武装叛乱。”
在张春桥仍然不开口的情况下，审讯人员让徐景贤作证，同时宣读了张春桥机要秘书严忠实的证言。
严忠实的证言说的是肖木主动打电话找的张春桥，然后接受的指示。上海的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的证言说的是张春桥派肖木往上海向他们直接传话。
根据严忠实的证言，张春桥这个平时很难开口的“军师”，9月10日和27日晚两次接见肖木的谈话时间，都超过了3个小时，他们谈了关于策动上海武装叛乱的事情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张春桥的离婚问题。
张春桥到北京以后，并没有像姚文元一样，将自己的老婆孩子都接来，而是将他们都留在了上海。张春桥的老婆李文静，原名李淑芳，1943年12月在晋察冀边区的平山县参加革命后，曾被日本侵略军俘虏，成为叛徒，破坏解放区的抗日战争，为日本军队做策反工作，1946年张春桥与李文静结婚。正是由于这样，在每次审查干部的时候，张春桥都为此十分恼火。老婆的历史问题，无形中影响了他的“进步”。
“文化大革命”开始，特别是张春桥被调到北京后，与江青来往密切，常常是为“工作”谈到深夜不归，很快就有人将这话传到了上海。张春桥的老婆是了解江青20世纪30年代在旧上海所做的那些事情的，因此对张春桥就不放心，经常找各种借口要到北京来，实际是要来监视张春桥的，并一再地给张春桥打招呼，要他对江青多注意一点。张春桥从老婆的话中早已听出了弦外之音，便对老婆说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他这是走的一条“曲线救国”之路，是想通过接触江青来接近“最高统帅”，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当时对每一个想要进入高层领导的人来说，他的历史和现实的情况都是很引人注目的。这样的人物，人们只要发现了一条辫子，就会扭住它不放的，张春桥老婆的这一条“辫子”，也正是他最心痛和最怕别人扭住的地方。
张春桥早就想将这条“辫子”扔掉。他曾多次私下向老婆提出离婚的事情，老婆都不同意。没有办法，他只好将老婆扔在上海，一方面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另一方面，老婆在上海还可以成为他的耳目，随时了解各种情况，帮助他操纵和控制上海。
张春桥从一个无名之辈，“文革”中一跃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如果就此发展下去，那是前途无量的。可是，自从毛泽东去世之后，他预感到自己即将受到历史的严厉惩罚。
那天晚上张春桥与肖木谈了毛泽东对自己的“培养”，谈了如何保护毛泽东的遗体，如何修建毛泽东的纪念堂，如何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事情。但谈得最多的还是当时的形势。张春桥认为“资产阶级还有力量”，他们不愿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这是中国当前在的一股“危险”力量，必须像列宁所说的那样，“对资产阶级使用铁的手腕”。张春桥还高度赞扬了上海的民兵武装，说这是一支有高度觉悟的工人组织，并要肖木转告上海的骨干分子，要作好准备，要经受考验。对于批判邓小平，张春桥更是念念不忘，语气中表现出对邓小平的仇恨和担心。并一再地强调，现在关键是由谁来担任接班人，如果这个班接不好，中国就会出现资产阶级复辟，邓小平就会重新上台……
张春桥要肖木回到上海后，多收集一些邓小平反动路线的罪行，以便他将来在三中全会上好有“发言权”。
在肖木临走时，张春桥又一次让肖木回到上海后，去找一下马天水，为他办好离婚的事。
张春桥强调说：“你告诉老马他们，我没有别的什么要求，财产、孩子全归她，只要能离婚就行。必须要离，而且越快越好。”
张春桥还说：“我提出离婚，可是文静和孩子们不理解，我这样做，完全是为他们好啊！”
整天闹着要离婚的王洪文和张春桥，在被捕前还为这事特地与各自的老婆通过电话。
与想另寻新欢的王洪文相比，张春桥的离婚恐怕算的是政治账要多一些。
几天之后，“四人帮”被粉碎，张春桥的离婚梦从此破灭。
张春桥的罪行擢发难数。迫害党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致死，是共和国最大的冤案，始作俑者就是张春桥。
浙江组副组长黄荣波说：“张春桥尚在‘文革’伊始，就单独召见清华大学红卫兵头头蒯大富（他是来自江苏农村的清华化工系学生），授意‘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并推向社会，形成全国大乱局面。我们获知这一线索，并看了蒯大富的交代，认为十分重要，但缺乏旁证，一度打算放弃使用。后来我们查到了蒯大富在清查‘五．一六’时受审查交代的原始记录；又提审了蒯大富本人；再去勘查张、蒯密谈的现场，核对时间；同时又取得了有关旁证，终于使张春桥授意蒯大富‘倒刘’、‘倒邓’的人证、物证、时间、地点、背景，以及事态发展等等证据一应俱全了，我们才对张春桥诬陷、迫害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罪行列入起诉意见书。”
把这些事实摆在张春桥面前，但这个老奸巨滑的“军师”还是不吭一声，泛着死鱼般的眼白，把头偏了过去。
证人到他面前对质时，王洪文来了，张春桥似乎突然一惊，头一偏，扫去阴鸷、凶毒一眼，但很快恢复原状，还是不吭一声。
1966年12月28日，由张春桥直接指挥，王洪文把他的“上海工总司”队伍拉出来，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康平路事件”，为“四人帮”上海夺权铺平道路。
接着王洪文策划亲自上阵指挥镇压“上海柴联司”的大规模武斗，伤残工人650人，把上海变成了一个恐怖世界。张春桥由此悟出要组建不许人民解放军过问的“第二武装”的歪道。他在总结“上海柴联司事件”时，提出“枪杆子捍卫笔杆子”口号和建立造反派民兵十万武装计划。这支“第二武装”在张春桥、王洪文授意下，曾在1976年“天安门事件”之后，在上海以“反击一 、二、三”为代号进行演习，王秀珍视察时扬言：“部队靠不住，要准备打仗，内战外战一起打！”七、八月间，毛主席病重，王洪文到上海，向“第二武装”交底：“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要准备上山打游击。”9月，张春桥在北京秘密会见徐景贤，听取有关南京部队丁盛到上海与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的密谋，马天水突然向“第二武装”发放枪支740多件的汇报。张春桥指示：“要谨慎小心，要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
果然，10月6日“四人帮”在北京就擒后，上海喊出了“还我江青”、“还我春桥”、“还我洪文”等口号，张春桥、王洪文预先策划的上海反革命武装叛乱箭在弦上……“文将”徐景贤也来面质。张春桥面色铁青，回首一瞥，却仍不吭一声。
从6月2日到9月22日，浙江组的侦查预审工作结束，完成了对张春桥的起诉意见书。12月16日全部预审组撤离秦城监狱。
此后，对张春桥的庭审调查，又进行了两次。张春桥在人证、物证面前，仍然拒绝回答法庭的提问。1980年12月13日审判长曾汉周宣布对张春桥被指控的犯罪事实，已经调查终结，等候审判。
1-42 姚文元总是在为自己辩护
姚文元曾想与江青切割
1976年4月，在天安门广场爆发了以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反对“四人帮”为主流的“四五”运动。
4月12日，《人民日报》编辑部收到了一封匿名信，信封里装的是4月8日出版的《人民日报》，这份报纸上登着《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一文。寄报的人在这份报纸的空白处写着：“令人震惊!党报堕落了!成了一小撮法西斯野心家、阴谋家的传声筒!……明明是你们编造的诗词拿来说是天安门广场的，谁人不知江家小朝廷？你们演的这场‘国会纵火案’实在不高明，一篇混淆视听的假报道就能骗得了人民群众吗？打倒野心家、阴谋家张、江、姚!!!” 姚文元在法庭上
拆信的人见此，连忙把信送给当时《人民日报》的总负责人。随后，此信又被送到姚文元手中。姚文元看完这封信，立即交代：这件事，只限于我们三个人知道，谁也不能说出去。此后，姚文元没有将此信交给华国锋，也没有把信交给江青、张春桥、王洪文看。
7月，姚文元又收到了一封奇怪的信。此信是新华社某省分社的一名记者写的。
此信的主要内容是：某省省委的一位同志对新华社分社记者讲述他在1976年在北京养病期间，某某某的儿子去医院看望他时，说了一番别有意味的话：毛主席现在病得很重，活不了几天了。现在华国锋虽然当上了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但是没有能力。现在政治局是新派和老派之争，只要毛主席一死，老派总是要大干的，他们已经秘密串联，做了准备，到时候立即宣布张春桥为叛徒，实行全国军管。老派、新派无论谁上台，都要流血，但比较起来还是老派上台好一些。写信人还要求姚文元把此信转给毛主席。
姚文元把这封信看了三遍，思忖再三，还是把这封信压了下来。
从后来姚文元的交代看，他是想：毛主席逝世后，他们(指“四人帮”)有垮台的可能，如果把信交给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就是把自己完全捆在了江、张、王的战车上；如果不交给他们看这封信，静观事态变化，一旦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垮台了，他就把这封信，连同4月12日的信，一并交给华国锋，这是表示拥护华国锋领导的一种方式。
姚文元在1976年9月13日的日记中写到了他的矛盾心情。本来，他是想与江青等人从此保持一定距离的。但是，姚文元经过反复权衡，最后还是下决心与江青等人一起行动，他认为华国锋软弱，成不了大气候，老干部们都老了，早晚要下台，只有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搞在一起，自己今后才能继续享受荣华富贵；他还认为，江青是毛泽东的夫人，没有人敢把她怎么样，今后她还会在中央占有很大势力；还有一点，姚文元是由张春桥一手提拔上来的，在过去的时间里，姚文元对张春桥是言听计从。
10月6日，姚文元总有一种不祥的感觉，于是，他找到张春桥，把他收到的两封奇怪的信告诉了张春桥。但张春桥没有什么反应。就在这天下午，姚文元被宣布“隔离审查”了。
姚文元总在为自己辩护
在审判过程中，姚文元总是在为自己辩护。在林彪、江青这两个反革命集团受审的十名主犯中，没有哪一个有姚文元如此的“辩护本领”，也没有哪一个敢在法庭上，公开将自己的罪责说成是“工作责任”。姚文元竭力把他们的一切问题，都推到毛泽东身上去。每问及一些和他相关的问题，他总是说毛主席怎么指示他的，他就是怎么做的，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怎么去写的……
在法庭上公诉人指出：“姚文元同张春桥、王洪文诬陷、迫害陈丕显、曹荻秋等，是为了巩固他们反革命的活动基地，决不是什么工作责任，而是他们蓄意犯罪。”
公诉人发言后，审判员问辩护律师对被告人还有什么要发问的。姚文元的辩护人名叫韩学章，是一位深通法律的女律师。姚文元在法庭上
韩学章问姚文元：“你诬陷上海市委书记市长曹荻秋同志是叛徒，你跟张春桥是怎么商量的？是怎么定下来的？”
姚文元是一个“聪明人”，他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对辩护人提出的问题答道：“关于曹荻秋的问题，我没有跟张春桥专门讲过……在叛徒问题上没有进行过什么指使人策划或者专门要他们定为叛徒……我画过圈，我没有蓄意要一定迫害他，但是定为叛徒是错误的，我这一点要负责任。”他在大帽子下将自己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因为他只是画了个“圈”，并“没有蓄意一定要迫害他”。
一次，办案人员专门以人民群众反对“四人帮”和天安门运动为题，找他谈话。办案人员问：“把许多人参加的悼念周总理的活动，定为反革命事件，你说是不是错误？”
开始姚文元说：“是错误，当然是错误。”他还发挥说：“特别是还栽到邓小平头上去，跟他无关嘛，更是错了。”可他马上把话题一转说：“当时，是毛主席定下来的，大家都遵照毛主席说的去做了，也没有办法。”
据江青、王洪文等人的交代，以及一些当事人的揭发，1976年4月4日下午和晚上，华国锋在人民大会堂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到了夜晚，“四人帮”安插在《人民日报》社担任总编辑的鲁瑛，召来派到天安门广场上的记者。他们反映天安门广场上有人发表演说，痛斥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的祸国殃民。
江青听了，又哭又闹，还拿一根棍子在会议厅里东挥西打；张春桥、姚文元紧跟着张牙舞爪，要求镇压；王洪文跑来跑去，好像热锅上的蚂蚁。
于是，会议决定由毛远新、华国锋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听了汇报，才作出了把天安门运动定为反革命事件，认定邓小平是这一事件的总后台的结论。
为了揭穿姚文元的谎言，办案人员当场出示了姚文元在当年3月下旬所写的日记。在那些日记里，他把南京市人民群众的示威行动，以及北京天安门广场上人民群众“沉重悼念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的活动斥之为“反革命”。他在日记里还狠狠地写道：“要镇压！”“要杀人！”
办案人员还出示了4月4日晚，华国锋、毛远新在向毛主席汇报之前，姚文元亲自批改的《人民日报》内部情况的文章小样，这里也早就把天安门定性为反革命事件。正是他们炮制的一系列歪曲事实真相的材料，导致了毛主席在这件事上的错误判断和错误决策。
面对如山铁证，姚文元满面通红，头上热汗淋，瞠目结舌，吱吱唔唔，不得不承认自己“罪行严重，罪行严重”。
在整个审查工作的谈话当中，姚文元虽然口吃而不能畅言，但他在答问时，不仅每句话都字斟句酌，而且是吐字清晰的。他一直只承认自己有错误，只有在天安门运动这件事上，才自谓“罪行严重”。
1-43 王洪文表现得很愿意交代
王洪文是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当“造反司令”，搞打、砸、抢、抄、抓起家的。他根本说不清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什么叫修正主义，怎样算“左倾”，如何属于右倾。他由中央委员到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不仅广大干部群众认为荒谬，连他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做梦也没有想到”。 王洪文在法庭上
就连在“四人帮”内部，他也被其他三人骂为不理“正事”“白相人”。但在挥霍国家财产，搞生活特殊化上，他却是后来居上。他一个人在北京和上海就占有九辆汽车；到外地，当时他坐飞机，还嫌三叉戟小，要求派国内最大的波音707。他差不多每天都要大夫为他推拿一两个小时。他一起床，就得喝一杯浓咖啡，或者吃兴奋剂；睡前要喝一杯西洋人参汤。一日三餐，顿顿鸡鸭鱼肉还嫌不够，要吃燕窝，法国菜烤蛤蜊、炸牛排、牛尾汤等，喝的是茅台、人参三鞭酒等名酒。
一般情况下，王洪文表现得很愿意交代，比较老实，有悔过认罪的样子。
他也交代了一些问题，例如，1974年在人民大会堂开政治局会议，他把邓小平在江青的质问下如何顶撞江青，江青怎样大发雷霆，张春桥污蔑邓小平“又跳出来了”；他们四人如何相约去钓鱼台17号楼举行秘密会议，作出了妄图阻止毛泽东任命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的决定；以及当晚他回家去就寝，接了好几个电话，怎样秘密调三叉戟飞到长沙，毛主席如何斥责他们，以及因心情不舒畅，没有按毛主席的指示在长沙多住两天，买了许多橘子，就飞回北京，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还有王海容、唐闻生一边吃橘子，一边发牢骚，都说得很清楚，很详细。
但是，他对那次自己在毛主席面前诬陷周总理，说什么“北京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却不正面答复，只是说：“我那次谈到了周总理吗？我没有提到周总理吧？我会说周总理吗？好像我只说了邓小平和江青吵架的事似的……”
“你为什么去长沙之前，不向在北京住医院的周恩来汇报？”有人问他。
王洪文故作吃惊地说：“哎哟，这么重要的问题，我怎么当时就想不到了呢？”一副既要装老实、又想耍滑头的丑态。
王洪文是个“陈世美”
王洪文从上海到北京担任党的副主席之后，曾向妻子提出过离婚。王洪文地位变了，看不起仍然还在工厂做工的妻子。
王洪文加紧催妻子同他离婚。他让自己的秘书去劝说，同时还让他在上海的余党去帮着做这件事。
王洪文的老婆是一个非常朴实的工厂女工，她在电话里对王洪文说：“离婚可以，你当你的大官，我做我的工人，但是孩子得归我，否则就不同意离婚。”
王洪文见老婆答应离婚了，感到很高兴。他说，过几天他的秘书廖祖康将回上海，到时将把孩子给她带回去，以后有什么事情，还可以找他的秘书帮助。
老婆崔根娣说：“我自己能劳动，能养活孩子，不要你什么。”
王洪文没想到妻子这样痛快地答应了，便开始准备离婚的事情。
这件事情很快就让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知道了，他对此非常生气，认为王洪文变质了，不像一个工人出身的副主席，倒有点像封建时代的官员，骂王洪文是一个“陈世美”。
没过几天，“四人帮”就被粉碎，王洪文一下子成了阶下囚。
审判“四人帮”结束后，特别法庭判处王洪文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关入秦城监狱。
那一年国庆节的中午，监狱的卫兵通知王洪文，说是有人来看他。王洪文听了十分惊愣，此时此刻，还有谁敢来看自己？
当他被带到监狱的会客室里时，不由得一惊，停住了脚步。站在他面前的，竟然是他想抛弃的结发妻子崔根娣。
王洪文惊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泪水在眼眶里转动。
妻子告诉他，这一天是他们的结婚纪念日，以后每年这个时候她都会带着孩子从上海来看他。
王洪文无颜面对面前这个善良的女人，将头深深地埋了下去!他对妻子说：“我们离婚吧。”
崔根娣咬着牙，对他一字一句地说：“你犯了罪，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国家，怎么判你我不管，但我不离婚，你还年轻，又是苦出身，走错了路可以回头，我要等你。”
王洪文还能说什么呢？他看着妻子，眼泪止不住流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