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焕民老师说农民问题是一个“诞生伟人的国家级命题”，这让我想起很久以前人们常说的一句话：“谁能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就可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现在，中国崛起已经成为21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人们也忘记了是否应该给谁颁发诺贝尔奖的问题。
在“农民产品是的历史循环”一文中，我有一个观点：中国朝代的兴亡，多数与农民问题有关；中国的改革家，多数都尝试过解决农民问题。多数开国皇帝都是农民问题的受益者，多数忘国之君都因农民问题而丢掉江山。
对于金老师提出只有诞生伟人才能解决中国的农民问题，我有不同的思考。中国历史上多少伟人关注过农民问题，但他们所处的时代决定了他们不可能解决农民问题，只有任由农民问题周期性循环，并决定王朝更替。
解决农民问题的传统思维
无论是王朝更替还是改革家，在解决农民问题时大致难以跳出下列两个方式：
第一，均衡土地，让耕者有其田——这是调节农民和地主之间收入分配的方式。当土地的总量供给没有增加的情况下，均衡土地只是农民与地主之间的收入再分配的方式。差别在于：王朝更替是“革命”的方式，改革是“和平”的方式。
第二，减轻税赋——这是调节管理者（统治者）与农民之间收分配的方式。农业社会，统治者的税源很有限，除了从流通商品中收税（如盐铁税），再就是对土地和人口收税。按人口收税是对农民很不公平的税收方式，张居正的“计亩征银”和清朝的“摊丁入亩”才逐步改变了这种对农民不公——特别是对无地农民不公——的税收方式。
“均衡土地”不能解决农民整体贫穷的问题，但却能解决社会贫富不均而导致矛盾激化的问题；能够解决矛盾却不能从根本解决问题。
“减轻税赋”同样的避免矛盾激化的方式，即使零税赋，农民就不穷了吗？
解决农民问题的前提限制
农业社会，解决农民问题有四大前提：第一，土地总量基本没有大的变化，所以通过增加土地供给提高产量不现实；第二，农业生产方式基本没有大的变化，通过生产方式提升产量不现实；第三，商品经济不发达，通过农业税收以外的方式增加税收不现实；第四，中国的农业人口增长速度非常快。比如，从唐朝到清代，中国人口大致增加了10倍。
这就如同分蛋糕，蛋糕没有增加，但分蛋糕的人却增加了，蛋糕更难分了。
上述四个前提，决定了农民问题在农业社会基本没有正解，但问题总是要解决的。于是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发挥作用了。当发生自然灾害（如水灾、旱灾、虫灾）时，而政府又无力赈灾时，农民问题就会总爆发，其表现方式是农民起义和随之而来的战争，战争使人口减少，或形成王朝更替，农民问题进入下一个循环周期。
农民问题为什么“无解”？
几千年都没有解决农民问题，我们尝试探讨一下背后的经济学规律与矛盾。
首先，我在此提出一个“人口悖论”的观点。对单个家庭而言，人口的增加是劳动力的增加，有利于提升产量；对整个社会而言，人口的增加是粮食消费水平的增长。传统农业社会，面临着这样的人口悖论。
生产力的三要素是劳动者、劳动工具、劳动对象。对传统农民来说，人是最主要的生产要素，中国农民的生育率一直很高，是否也有这方面的原因？农民“重男轻女”除了“传种接代”外是否还有背后的经济学原因？
我们实行了几十年的“计划生育”，不就是想解决单个家庭增加人口的欲望与整个社会抑制人口增长的理性之间的矛盾吗？
即使是在现代社会和共产党的强力领导下，“计划生育”仍然如此艰难，何况中国一直以来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或者说即使意识到了，也根本做不到。
每次改朝换代，因为战争因素的影响，人口减少，人均面积增加。所以，几乎历朝开端，农民问题都不是很突出（当然，与政者重视前车之鉴也是重要原因）。进入和平环境，人口剧增。在农业生产方式和土地供给基本没有变化的情况下，人口增加就意味着农民问题更加突出。
其次，土地经营能力与土地集中的矛盾。农民之间肯定存在土地经营能力的差距，社会优化土地资源配置的方式是土地集中。只要土地可以买卖，就必然会产生土地集中现象。但是，在农业社会，土地几乎是唯一的劳动对象，失去了土地的农民除非找到种地之外的其它生存方式，否则，贫困不可避免。
当然，土地集中过程中还存在豪强掠夺。如果这种现象很严重，那么，就离王朝更替不远了。
第三，税赋改革必然失败的现象。新王朝初始，税赋较轻。随后，税赋开始加重，直到危害政权的稳定，于是，改革家出现。中国的改革基本以失败靠终，这是个很有趣的现象。税赋改革的失败意味着未来王朝更替不可避免。
在农业社会，上述三个问题都无解，导致农民问题同样无解。
毛泽东解决农民问题的思维
第一个时期的思维是革命时期的思维，基本上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第一，农民运动“好得很”；第二，农民是工人阶段的天然同盟军；第三，打土豪，分田地。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提出中国革命战争的四个特点，最后一个就是“共产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可见，毛泽东对土地革命之重视。
中国革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但主体却是农民。中国的开国元勋中，农民出身的占多数。可以说，毛泽东充分利用了农民问题为中国革命服务。甚至可以说，农民问题的恶化是中国革命的土壤。
历史学家黄仁宇说蒋介石改造了中国的上层机构，毛泽东改造了中国的低层机构。
金焕民老师据此评价：蒋介石对上层机构的改造和毛泽东对低层机构的改造，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创造了条件（大意）。
看来，历史是一脉相承的。
第二个时期的思维是和平建设时期的思维，其基本思维是通过“农民组织化”解决农民问题，即把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形成有组织的农民。其做法是“合作社”和“人民公社”。邓小平的“包产到户”是建立在否定“人民公社”基础之上的，所以，现在没有人为毛泽东和平建设时期的农民政策辩护。
我参加过人民公社的劳动，体验过农民“辛苦与低效”并存的现象。同时，现在作为一个管理者，回头反思，毛泽东的思维方向是正确的，可惜做法超前了，步伐太快了。
把一群人组织起来，实行专业分工，采用大机器生产，这难道不是现代工业的基本做法吗？难道不是西方农场的基本做法吗？然而，这种做法的前提——即现代组织得以存在的前提，当时却不具备。
毛泽东解决农民问题的方式虽然被证明不成功，但却跳出历代历朝解决农民问题的思维，即通过农业生产方式的改变提升产量，而不再是简单的调节收入再分配，已经有了现代农业的思维。
邓小平“包产到户”以来的农民问题
“包产到户”解决了农民的积极性问题，短期内稳定了农村。然而，农业生产方式基本没有进步。
发端于农民的改革，最终在城市结出了果实。这期间，农民问题并没有严重恶化，大致有下列原因：
第一，土地使用权不准转让，确保了农民有基本的生存条件——土地。这是历朝历代都无法做到的。
第二，高产种子的不断推出，粮食产量大幅提升。这是历朝历代所没有的，袁隆平功不可没。代价是中国的粮食营养越来越差，口感越来越差。袁隆平也知道这一点，他提出要先解决“吃饱”问题，再解决“吃好”问题。袁隆平到台湾访问，就赞扬台湾的水稻“好吃”。
第三，化肥、农药的广泛使用。尽管化肥农药的滥用受到质疑，长期危害无穷，但短期却是提高农作物产量非常有效的手段。
第四，除了种地外，农民开始有了其它就业机会——打工、经商等。
第五，尽管源于地方的农民负担仍然不轻，但中央政府的“减负”却是稳定的。
与过去相比，农村发展了；与城市的发展相比，农民落后了。这是我对目前农民问题的基本判断。
解决农民问题，诞生新的伟人？
农民问题之所以无解，在于中国几千年来农业是“一业独大”，在农业这个封闭的环境中解决农民问题，看来非常非常困难，几近于无解。
毛泽东所处的时代，工业还不够发达，再加国际形势又需要牺牲农民利益支持工业发展，所以，农民问题难以解决。
邓小平在农民问题上开了个好头，“包产到户”解决了农民的积极性问题，“50年不变”保证了农民之间不会发生两极分化，农民之间的矛盾不至于很大。
我对邓小平非常崇拜，中国历史上鲜有成功的改革家，但邓小平是。最难能可贵的是，邓小平既是第一代的革命家，也是这一代人中的改革家。更重要的是，邓小平是渐近的改革家，他懂得改革的路径选择，就是中国问题太复杂，要在发展中解决问题，时间是解决问题的最佳良方。
中国历史上诞生过很多伟人——诞生伟人的时代其实是人们不幸的时代。经济的发展，最终会迎来领袖平民化的时代。美国历史上也曾经有过被称为伟人的总统，如华盛顿、林肯，但现在的总统已经很难成为伟人了。
在农村这个封闭的圈子里解决农民问题，我认为无解，最多只能缓解。
79年开始农村改革后，邓小平紧接着发动了84年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城市经济改革，使中国经济在短短不到30年内跃居世界GDP第二——在世界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做到这一点。
把农民问题放在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的全社会来解决，农民问题就一定有解，而且能快速解决。
甚至可以这样说，解决城市经济发展问题，为解决农民问题创造条件。
邓小平最初是否是这样思考的，我并不清楚。从我辈“事后诸葛亮”的看法，解决农民问题的思维。在邓小平时代就已经奠定。
现在中国领导人的国际地位，是邓小平时代奠定的。
现在中国解决农民问题所需要的资本，是邓小平时代开始积累的。
水到渠成，结果是“城乡社会经济一体化”。
正如城市经济发展基本解决了“下岗工人”产品是一样，城市经济的发展也会在未来解决农民问题。
“栽树的”是伟人，“乘凉的”不一定是伟人。
最初的那颗小树苗，是不能乘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