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肯定不是一个达尔文主义者，因为我不相信人性（动物性）会进步。进而也就难以相信真的有什么“进步的制度”。无论古希腊联邦制、先秦封建制、秦以后中央集权制以及所谓君主立宪制或民主制等，好的制度也许在一个阶段能抑制人性之恶，但时间一长，就好像冰箱里的粮食若放得超过了保质期也会发酵一样，反而会助长霉菌的滋生——因为大凡能放进制度这口冰箱里的东西，必然是被密封的。这种密封状态，在动物园里尤其常见：譬如在鹰山，我看见一座面积大约有十来丈的铁网，整个将几只苍鹰和假山林罩住。鹰可以在网里飞来飞去，看起来还有相当的宽阔度，可随意翱翔，但毕竟飞不高。而在铁网外，一只丑陋的、偶然路过动物园上空的麻雀也比它们要自由百倍。而在长臂猿馆里，一些屁股上已长了大肿瘤的猴子，依旧在栅栏里“惟我独尊”地活着。而树懒在生活上节奏极慢，它一周只排便，撒尿一次。即便在有天敌和危险出现时它的速度也不超过每分钟0.2米，可见它也不惧死。树懒科的英文为“Bradypodidae”，意思就是“迟钝”或“无所事事”。

    所有这些，都让我想到所谓的现代人生活方式。

    如果我们把所谓不公与苦难之罪过与责任皆推给制度，事实上是很容易的事。人在原谅自己的时候，或为自己找借口时，是最具有灵长类特征的。如德勒兹曾云：“面对各个民主国家无法摆脱的卑俗微琐的存在，面对这些存在和‘为市场而思维’的方式的蔓延，以及当今这个时代的价值观念、理想和舆论，我们同样感到做人的耻辱。可供选择的生活方式从内部浮现出它的卑微性。我们并不觉得自身超然于我们这个时代之外，正相反，我们不断地同它做出种种可耻的妥协。这一羞耻感正是哲学的最强大动力之一。对于无辜牺牲者我们没有责任，可是站在他们面前，我们是有责任的。而且，要摆脱卑俗微琐，除了佯装畜牲没有别的办法（嚎叫，地遁，傻笑，痉挛）：因为思维本身相距一个垂死的动物有时要比相距一个活人更近：即使这个人是民主派也罢。”

    你看，人类修辞学总是能有效地解释自己的不足。

    但遗憾的是，这种修辞仅属于人类自己的沟通范畴，而不适于对别的生命。即便对人类自己，在种族与种族之间，阶级与阶级之间，以及在不同程度的受教育者和资本持有者之间，其沟通程度也截然不同。对“他人”的理解，往往更多地体现在人的动物性上。譬如对强者、对友谊、对性与战争，或者在某个利益共同体中自己扮演的角色等。而当我们在面对一只高贵的羚羊寂静地卧在铁栏中时，它目光中对人类的蔑视与骄傲，便完全可以让我们的自我诠释变得不堪一击。

    因我不知道这一道铁栏内外，究竟谁更像是被囚禁者。是我还是羚羊。

    在樊笼中为樊笼辩护，也绝非西方人的事。中国古人亦好此道。虽然陶潜及其隐居主义者一贯强调“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仕途失意者或避祸于君权者皆爱“从赤松子游”，但谁证明那放浪自然与炼丹的背后，不是另外一种樊笼意识的开始呢？

    窃以为，真正自由的人，便应该是如透祖师关一样，心无旁骛——即无社会、无自然亦无任何人文意识（无论封建还是民主）之窠臼束缚的——也就是完全的动物性。当然这完全是理想。中国人往往是连“被发左衽”也做不到的，遑论自由。

    一个局限在文明思维中的灵长类，能够真正懂得自由吗？人类给自由社会缔造了一个其实意义很狭隘的词：即民主。而且对这个词不断进行辅助性修辞，如民主集中、新民主、民宪、“德先生”、民主专政、资本主义民主等等。几乎每一次语言上的演绎，都是在稀释它。记得十一年前在日本东京某小书店内，我偶然翻到过一本叫《民主之恶》的书。当时身上没带钱，且觉得读日文版很累，便未买。作者的姓名也忘了，但书的大概内容我还隐约记得：书中谈的即当代人对“民主”的怀疑——盖因民主社会，往往是“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在一个绝对自由化的竞争状态中，那最狠、最毒与最强者，必然是最后的胜出者。而这胜出者又往往成为极权者。因为你要胜出，必须统一管理成员，服从权威，甚至是不得不搞领袖崇拜式的秘密组织（如三民主义在民国的演变）。譬如魏玛时期的德国才会诞生“啤酒馆政变”之纳粹，先秦百家争鸣之民主，最终却换来一个秦始皇。该书大略认为，无限度民主与极权实乃阴阳关系。民主往往便是极权的温床。呜呼！这与动物界何其相似乃尔。

    看那每年被新猴王打得浑身血淋淋老猴王，坐在猴山下独自舔血的样子，已足以为一部动物版之“社会科学史”耳。但意外的是，18世纪法哲狄德罗在《百科全书》之“动物”一则里竟然说：“它们（动物）没有期望，所以也就没有我们的那种恐惧。它们和我们一样，因为死而痛苦，但它们并不知道这一点。它们大都会照料自己，比我们照料自己照料得更好，但它们却不像我们那样滥用感情”。此言几近于无知。

    动物们真的“没有期望”与“没有恐惧”吗？我想说这话的人，恐怕是连杀鸡和宰鱼的烹饪经验都没有的所谓“远庖厨之君子”吧。如那主人一唤即欢喜跳跃的犬马，难道不是在期望？那菜刀案板上因血腥而出现的痉挛和尖叫，难道不是在恐惧？相对而言，总是“充满期望”的人，比这些总是“没有期望”的动物，反倒活得郁闷很多。而且，看看每年的中东战争、宗教冲突和传统意义之“第三世界”大地上无尽的苦难，在这座充满樊笼的大动物园里，我们的思维方式从来没有走出过19世纪大不列颠的摄政公园。还或许因为，城市人如今想看一眼野生动物也真不容易。我们清晨去动物园时，9点驱车从东四环外出发，一路堵车，到后先吃饭。待进动物园后见到第一只猩猩时，已是下午1点多了。更别说如果你想去看看南极企鹅、藏地秃鹫、非洲象群或南美热带雨林中的巨蟒在山水中真正自由的样子，看看什么叫彻底的弱肉强食和暴尸荒野，那又得花多少路程、精力和银子了。人和野生动物之种类距离、时间距离还远远小于地理距离。

    想想这些，回过头来再看那笼中睡狮、养尊处优的白孔雀、或与北京气候地理实在不协调的天鹅、沙狐与大象之类，一丝恻隐之外，我们伪善的心里倒又平静了许多。因为起码我们还都算是些适合于北温带生活的动物，尚未有水土不服之挣扎。春日无聊，懒得与人沟通之时，便去逛逛动物园，或也如周作人所云：权当是“寄沉痛于幽闲”了罢。

2011-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