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托马斯·史班达（之华媒体）
地震海啸。核污染。军事空袭。食品安全危机。恐怖主义隐忧。最近的一系列时事新闻，让我们看到了生命脆弱的一面；在“公共安全”于世界各个角落都受到空前关注之时，一个相关的问题便是——生命究竟价值几何？
本文中即将列举的诸多“生命价值计算条例”出现在美国，而且均发生在最近一系列时事之前；但在这个时点，反过去再来推敲一下这些“条例”，似乎能回味出更多思考——
美国的“生命价值计算条例”是由白宫牵头、由各个行业专署机构负责制订、并不定时更新发布的。先举几个数据：例如——由“环境保护专署”计算得出的生命价值为910万每元/人，这个2010年底更新的数据相比小布什政府时代的人均680万每元生命价值提高了近30%；“环境保护专署”是为配合推出一项更趋严格的空气污染法案而提出的最新“生命价值”数据。
又例，FDA（食品与药物管理局）认定的最新生命价值为790万美元/人，相比之下，该署在2008年认定的数据为500万美元/人。此次，FDA是为配合推出一项烟草包装须包括癌症受害人形象的新法案而提出的最新“生命价值”数据。
美国交通管理委员会认定的数据为600万美元/人，该署是为在小布什政府时代因“代价过高”而遭否决的一项交通工具管理法案重新推出而设定的最新生命价值……而美国国土安全管理部门最近的一项调研报告则认为，防范一个生命丧失于恐怖行动中而带来的价值，应该是预防一个人其他形式丧生而产生的价值的200%......
也许有人会问：这些数字“空洞”、看似“无聊”的生命价值数据又有何可操作性、有何意义呢？是谁在背后推动了它？——说起历史渊源，其实最先发起推动这个事情的是美国产业界本身，因为业界有时候会特别“抵触”一些严厉的政府法案（尤其是关于消费者赔偿的法案）推出，认为它们会给产业界带来巨大成本，于是要求法案制定者本身能够证明实施法案带来的“收益”（例如，因此而获得挽救的生命价值等等）要大于实施法案的“成本”。于是乎，生命价值究竟几何，成为一个必须量化的因素，才能使相关法案获得“成本-收益论”的通过。
不难想象，去年底由各行业专署机构推出的不断向上攀升的生命价值数据，除了赢得工会、环保组织和消费者权益机构的欢呼之外，产业界普遍而言是持批判态度的。从渊源始点来看，产业界似乎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因为原先是为了抵触某些法案的推出，而现在则面临愈来愈高企不下的企业成本。而且，从企业社会责任角度出发，没有哪个企业敢公开批评这些专署机构把“消费者的人命价值定得太高了”，只能从“成本攀升将使很多企业倒闭或转嫁于消费者头上，也将进而削弱美国经济总体实力”的论点来说事儿。
就在各行业专署机构发布最新条例之后，代表产业界利益的美国商会旋即启动了一项国会游说运动，要求重新审视“成本-收益论”本身是否科学有效，并且要求就各法案或条例论证过程进一步加强监管。
此时，范德比尔特大学教授W. Kip Viscusi也站出来表达自己的主张。他认为，就最新发布的几个生命价值数据而言，还是被“远远低估了”。Viscusi教授本人在70年代初尚在哈佛大学读本科的时候发表了一篇关于价值演算并含有数学模型的论文，后来他的研究被广泛作为政府机构制订法案的理论与计算程式基础。Viscusi教授认为，按目前美元价值来计算，（美国人）平均生命价值应为870万美元/人。
生命价值究竟几何？有一位美国网民在网络日志上写道，每天他都看到有穷人露宿街头、靠着废弃的食物箱充饥，还有上千万人失业、并且一辈子无望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至今还有数百万人没有任何医疗保障……“我看到的一切，无不意味着美国人的命其实就值那些公布的（生命价值数据）一个零头而已。”
那么，关于生命价值——这原本更适合诗人与哲学家——的讨论，如今却进入官府机构的议事表，它本身是否也日益演变成为一个政治工具而已？
美国人既要求政府足够“小”——“小政府”不轻易干预生意、社会税赋水平低、人们可以按照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来活着……而同时又要求政府足够“大”——能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并且在确保公民免受潜在危害方面提供极尽完备的保护措施……如若真要极尽完备地来保障交通安全、降低空气污染，那么美国就应重新审视是否要围绕“汽车”来设计城市架构与交通、是否继续倚赖着源源不断的来自他国的石油供应、是否动辄向石油国家展开军事行动……一切皆以“保护美国人的生活”为名？
按照美国的计算方法，一个美国人的生命价值动辄数百万美元，那么地球上其他国家的人呢？本文中提到的这些各个行业的生命价值计算条法，似乎无一在美国以外地区适用；是否在生命价值上，也“内外有别”？
也许，美国身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只是她的财富被拙劣地得到了分配；更也许，她压根儿就不能够担当“最富有国家”的估值，因为看一下那些呈螺旋上升的外债数字便清楚了。